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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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当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就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林彪摔死三年以前的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陕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空编造。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谩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他不但没有访问过胡耀邦，而且在其《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中，他说“访谈”过的华国锋、赵紫阳、汪东兴、纪登奎，以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八人，也是假的，其中他说的访问纪登奎的时间竟然是纪登奎同志去世一年之后！现在上述前领导人的子女都已发表声明，郑重否认师东兵曾访问过他们的父辈，不但师东兵编造的那些访谈内容是假的，连他与某些领导人的合影也是假的。正如叶乐盛先生说的：“一个与华国锋合影都敢造假的师东兵，还有什么不敢造假呢？”这些领导人的后代多已声明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追诉权。
至此，人们都已知道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
我们虽早已见到师东兵写的东西，但由于他完全是胡编乱造，所以根本就不理睬他，也不值得理他，要不是他借华国锋同志去世之机又出来搅乱是非，我们到今天也不见得理睬他。至于一些党史专家更是不屑于理他，因为他胡编的东西够不上与党史专家讨论的层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2009。10） ·任振邦 等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44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原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以下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目的是借用贵刊一角，以读者来信或来函照登的名义均可，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黑龙江省读者 任振邦
纠错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阅后，刽子手们杀害先驱们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暴行，在《红岩》的渣滓洞、白公馆都找不到；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也成了小巫。
“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咙，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在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炎黄春秋》09第7期56页）
从以上文字看，张志新、丁祖晓是两位女烈士。（但57页的文字中写到“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的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两次用“他”而不是前页的“她”，丁祖晓又似乎是个男烈士。）
文中提到的贵州烈士马绵征，（文中误为马锦征）这个三十年前贵阳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个宁死不屈的女性。
贵州读者 黄育中
封三
詩兩首（大陸）李 銳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
告別淒風苦雨秋，群英奮起創新猷。
呋I帷幄倚民主，科學興衰靠自由。
穩定必須施憲法，和諧切莫逆潮流。
後人鑒察前人事，為政言行應寡尤。
詩中末句引《論語？為政篇》言寡尤。仍感意猶未盡，又吟得四句：
米齡早過壽而康，有幸迎來改革忙。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尾聯取自米齡自壽詩）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慶祝湖南日報創刊六十周年
人民喉舌直言難，
天外飛來大右冠。
歪路走完歸正道，
爭鳴監督國長安。
反右邉又校先請笪迨娜耸茈y，為全國報業之首。實現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社會和國家才能安定，才能現代化，此乃普世規律；馬克思第一篇文章即言此理。茲值六十周年報慶，余為首任短暫社長，回首往事，吟得四句為賀，還望各位同仁續創新猷。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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