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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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肚嗪Ｈ毡ā�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