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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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一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