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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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舟共济。让我们高呼：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满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大会在高昂宏亮的国歌声中闭幕。
　　为庆祝会议的成功，当晚在怀仁堂大厅举行了盛大国宴。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朗声说道：为新中国干杯！毛泽东和所有代表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整个宴会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一件激荡亿万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心田的大喜事，也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开国大典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都在紧锣密鼓、严肃认真地进行之中。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负责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所有贵宾的接待服务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深知责任重大，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各项工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
　　首先是开国大典的地点、设施的整修问题。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大典的人数要达30多万。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原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前院，是一个封闭式广场，大小只相当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分之一（原为11万平方米，现在是44。5万平方米），两侧还有高大的围墙，东西南三端还各有一门，俗称“三座门”。此外，广场上不仅没有现在平整的地面，而且到处是垃圾和破砖烂瓦，30万人难以容纳，也难以游行。不过，这难不住解放了的北平市的人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腔热情地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自带干粮，昼夜兼程，肩挑手搬，很快把广场杂物清走，打扫干净，使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解放不久的天安门城楼已是破旧不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狼藉，不堪入目。在清理城门洞时，还在西门洞里发现有炸弹，工地负责人慌忙报告了张致祥同志（当时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负责大典的宣传和群众工作）。张致祥同志忙请上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同志一同查看后，见是一颗废旧炸弹，大家才放了心。当时的能工巧匠们也是加班加点，在大典之前把城楼清理、整修、装饰一新；在城楼挂起十个大红灯笼；城门楼顶正中，高高悬挂起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彩色画像；城门两侧是两块巨幅标语，一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侧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后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值得一提的还有天安门前观礼台。当时外金水河上可没如今这样坚固壮观的观礼台，也是一片废墟。为了能使众多贵宾观礼，北平市的能工巧匠们就用搭大棚用的杉杆、竹竿、麻绳、铁丝，在天安门两侧的外金水河前，搭起了两座观礼台。负责此项工作的张致祥同志担心不结实，还调来华北军区警卫营的人，一齐上去，一齐喊“一、二”，一同跺脚“实验”。结果证明“万无一失”，才交付使用。事后张致祥风趣地说：“开国大典的观礼台要是‘垮了台’，那还得了！”
　　1949年10月1日，是我最激动、最紧张的日子。这天下午2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得简短明快。正、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就职后，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即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即西苑门），进入北长街南头和南长街北头之间的横街，直对西华门，然后穿过阙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的北面；下车后，便沿着天安门北侧西边、用大城砖砌的百级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的前脚刚刚踏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个台阶的刹那间，军乐队立即高奏起《东方红》乐曲；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也立即传出了播音员清脆悦耳和激动兴奋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啦！”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和广播员的广播声，天安门城楼之上和天安门广场之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
　　这里应当顺便交代一下的是，毛主席是从天安门西侧登上城楼的，而军乐队是站在城楼上的东侧，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登上城楼的情形，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些现代化的电讯电传设备；为什么毛泽东前脚登上天安门城楼，军乐队就能立即奏起《东方红》乐曲呢？这件事原来是负责组织这项活动的张致祥同志和军乐队指挥罗浪同志“巧妙”安排的：张致祥和罗浪约好，由张致祥事先站在城楼西侧一眼就能看到毛主席登上城楼的地方，他见毛主席的前脚一踏上城楼立刻晃动手中的红旗；罗浪一见红旗晃动，立即指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佩戴着用红色锦缎制作的、剪成燕尾状的飘带，飘带上面用烫金字竖写着佩戴者的职务和称谓；他们的服装样式、色调虽然各不相同，但鲜艳夺目的丝织锦带在胸前一戴，一个个都更显得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但跟随毛泽东的叶子龙同志（当时毛主席的秘书）突然发现：毛主席胸前的飘带，不知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因为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和贵宾，人人都戴着彩色飘带，唯独主持开国大典的党和国家的主席没有戴飘带，这怎么可以！这时，离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怎么办？还是钟灵同志（当时的布置科科长）有办法：急忙驱车返回中南海，用锦缎又制作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飘带，并用胶水写上“主席”两个大字，然后洒上金粉，使这一飘带更加美观大方，而且更加光彩夺目，并赶在大典开始之前，挂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胸前。
　　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30多万观礼群众。他们一个个手持红旗，身着节日盛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天空蔚蓝如洗，阳光明媚，红旗飘扬，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世界，幸福的海洋。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就位。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乐队高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紧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新中国的首都缓缓升起；与此同时，在嘹亮的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30多万人爆发出一个共同的、响彻云霄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特大喜讯。
　　随后是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敞篷汽车出现在天安门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总司令敬礼报告：“各军兵种已经准备完毕，待命接受总司令检阅！”在聂荣臻陪同下，朱总司令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朱总司令检阅完毕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朗声宣布：“阅兵式开始！”
　　随着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在刚健嘹亮的军乐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军兵种指战员，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检阅。抚今追昔，当年的“土八路”，如今成了装备整齐、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受阅队伍进入“三座门”的东门之后，即正步前进，更加威武；到达天安门主席台前的东侧时，在一声“敬礼！”的口令下，指战员们一个个英姿飒爽，整齐划一地侧面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同时行持枪礼，更显得英气十足。当十几架银色的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主席台上下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热烈欢呼新中国空军的建立。

　　阅兵式过后，群众队伍开始游行。群众游行的场面，尤为壮观。30万人通过天安门前，个个激情满怀，人流滚滚如潮，红旗漫天飞扬。经过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前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有的则停下了脚步，不少人甚至涌向金水桥边，翘首提踵，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一些，多看上几眼。人们知道：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当晚7时，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又来到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人民群众一起共度良宵，观看礼花。天安门夜景迷人。天安门城楼的巨大宫灯和天安门下千万盏红星形的灯笼，瞬间点燃；无数绚丽耀眼的焰火，从广场四周飞向夜空。真个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当参加欢庆的群众见到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无不纵情欢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也十分激动，他从城楼东侧走到西侧，又从西侧走到东侧，一边举帽挥手致意，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庆典结束时天色已晚，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刚一下车，就收到斯大林给他的电报，向中国共产党祝贺，宣布苏联承认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明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毛主席拉着叶子龙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好么！好么！”
　　60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领导人在开国大典上的举止神态、音容笑貌，和广场上数十万人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盛景，依然历历在目，如同昨天，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　致　中）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阎明复

　　今年7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工作长达12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中。可是，林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图逃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欢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的死者和飞机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