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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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安徽省委对毫县的“五风”严重后果早有发现，1960年7月即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同志带工作队进驻毫县。但由于极左路线仍占上风，工作队仅抓了一般性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此后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的追逼依旧，秋冬农民非正常死亡和浮肿、外流继续发生。12月上旬农民继续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生后，才惊动了省委领导。省委负责人亲临毫县，严肃追查了毫县的领导责任。停止了粮食高征购，落实了粮食回销，1961年6月，农村食堂停伙，实行“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并由大队定期支粮到户，到春节前死人基本停止。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如下政策和措施：
一、加大整风整社力度。省地县三级进一步增加了整风整社运动的力量，工作队达到600余人。除到5个三类公社外，并抽少数领导力量分赴各一二类公社帮助自查自纠。
全县整风整社运动，通过深入发动群众，揭批了坏人坏事，全县干部共分为六类，在五六类人员中属于问题情节严重和有历史问题并直接致死人命的划为敌我矛盾。全县在188个大队中，被坏人占据领导岗位的有34个大队，占18％。其中被封建反革命占据领导岗位的有5个大队。全县共揭露出5、6类分子1234人，占干部总数的5，3％。在犯有各类严重错误的干部中，一般都交群众批判、斗争后分别由县社集训。据1961年4月16日统计，县集训1336人，公社集训906人。并采取了边集训边定案处理。分别给予逮捕、劳动教养、纪律处分、放回生产。
二、对农民实行劳逸结合。保证农民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使农民恢复“五风”摧残的创伤。特别是停止了对农民有巨大压力的全民大办水利和早粮改种水稻等强体力劳动的农活。农民体质逐步恢复。
三、设区分社。缩小社队规模。把原来13个人民公社188个大队1345个生产队，改为12个区62个公社512个大队6132个生产队。接着贯彻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下来。并建立健全分配和财务等各种制度，被“共产风”刮走的农民财产，进行了象征性退赔，并发还了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和饲养大牲畜。准许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四、推行了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安徽省委面对农村两年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实际，进行了“责任田”的试验。并经毛主席首肯试验和推广。毫县积极响应省委推行“责任田”的号召，于1961年3月试点，7月全面铺开。农民有了“责任田”，如鱼得水，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在耕畜、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解决了生产大轰隆，当年粮食获得明显增产。社员多劳多得。由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农民生活好转，从而大大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安徽的“责任田”结论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被取缔。生产又回到大轰隆的老路上去。人民公社的体制，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9月，以社改乡的政策由家庭联产承包所取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李世华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大饥荒刚过去，社员们才吃了两年饱饭，过了两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又在我们家乡开始了。于是乎，平静的农村又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波澜。
这时，我们生产队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成分最高的欧四奶奶也只是上中农，并不是专政对象。但工作队一进村便看上了欧四奶奶家的浑砖到顶的瓦房，七算八算欧四奶奶家够上了“地主”的杠，便认定她们家是“漏划地主”，遂把她们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欧四奶奶和她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四个儿媳妇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她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这样，我们生产队便一次“挖出”了七个“阶级敌人”。欧四奶奶被赶出她的院子，工作队住进了她的瓦房，外间是工作队办公室。这时，欧四奶奶最大的孙子欧林广刚刚结婚。新婚媳妇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料定一生没有好日子过，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地主羔子”。待到后来取消了阶级成分，欧林广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直到今天欧林广仍然是光棍条子一个，在村里享受着“五保户”待遇。
工作队在我们第四生产队另外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毛传明。虽然毛传明家是贫农，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生活困难时期，他偷过队里的南瓜，又搞“投机倒把”，把家织布弄到外地去换粮食，所以被定成“坏分子”，成了我们生产队第八个“阶级敌人”。毛传明有点不服，工作队便组织开会斗争他。有一次斗争毛传明的时候，有人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大碓头（北方农村用来舂谷类皮壳的石具）套在毛传明的脖子上，绳子勒进他的肉里。
为了批臭毛传明，工作队组织青年人写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军算是队里的小知识分子，被安排在大字报组。他们挖空心思回忆毛传明的问题，经常熬到深夜。弄得头脑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军写完了大字报，想以“打倒毛传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作结，却神使鬼差地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毛传明”！王作军立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乎，我们第四生产队又多出了一个“阶级敌人”。王作军当晚就被扭送到公社，关进专政机构。
但，王作军毕竟是贫农出身，也没有其他问题，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时，欧四奶奶的二儿媳妇李瑞莲一直对工作队把他们家补划成地主有意见，常发牢骚。李瑞莲有文化，能说会道，工作队对她很感头疼。于是，工作队便引导王作军，动员王作军说是受李瑞莲指使写的，把责任转嫁给李瑞莲，借此整服她。王作军不愿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队的意图始终没能实现。结果，王作军被关了一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三婶子（王作军的母亲）每天一天三顿给儿子送饭，一只手提着一个盛着稀饭或南瓜菜的小饭罐，另一只手拿着用家织布做的毛手巾包的两个锅饼。虽然最后没有给王作军带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拿这一档子事来压他，等于半个“阶级敌人”。受这件事的影响，王作军也没有娶上媳妇，也在吃着“五保”。
到了“四清”结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已经有了八个半“阶级敌人”，除王作军外，他们都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往事录】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徐云根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对某些建党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而产生分歧隔膜，更由于性格方面的差异最后关系破裂，令一方负气退出由他们共同亲手创立的党组织。这给我们党的组织和李汉俊本人造成重大损失和终身的遗憾，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和深思。
一、合作：为了相同的目标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所有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救国之道，都在思考怎样改造中国这个问题。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越发明显的时候。而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内容。身在日本的李汉俊阅读了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汉俊盛赞马克思学说是现时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7月，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后回国，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1919年6月，被称作当时“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之一的《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不久李汉俊加入了《星期评论》社，并很快成了这个刊物的核心之一，《星期评论》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所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文章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之方向。他在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此时，李汉俊已经萌生了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此时的陈独秀已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已经彻底放弃了“国民运动”的口号和社会改良论，他认为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最有力的方法，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的表现到政治上只是政党。”还说：“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与李汉俊取得了联系，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由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在沪期间魏金斯基访问了《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负责人，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了座谈，他们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年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李达，陈公培、沈仲久、刘太白、沈雁冰、杨明斋等人，之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汉俊则为新成立的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类似党纲的文件。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汉俊和陈独秀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党组织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两人共同校对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很快该书成为各地党员学习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李汉俊和陈独秀还分别与各地的马列主义者或先进分子联系，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各地方组织，陈独秀通过关系先后发展了湖南、山东、广州等地党的组织，李汉俊发展了湖北党组织，介绍了董必武等入党。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推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帮助筹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还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他说：“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他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5月1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手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同时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强盗阶级底成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秘密。8月15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的工人刊物，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10月3日，上海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李汉俊和陈独秀一同莅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
1920年11月，陈独秀因陈炯明邀请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便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同时将《新青年》杂志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的信任和看重。这段时间无疑是李汉俊和陈独秀关系最为密切和融洽的时期。
二、隔膜：因分歧和经费而起
陈独秀赴广州工作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编辑《新青年》杂志。在这期间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产生了隔膜，产生隔膜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
李汉俊与陈独秀政治分歧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中央是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的问题上。原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达对此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