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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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企业吧，”柳传志盯着我说，“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过于自信，却很真诚。分手的时候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又补充道：“我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没有关系，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写，也可以什么都不写，”他回答，“我只是希望你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看联想。”
对于联想来说，我的确是个局外人。我在此前与柳传志从未谋面，没有直接接触过这家公司，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联想的文字。当时我只知道这个人的事业是从40岁开始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年龄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他领导的联想是一家计算机公司，成就非凡，享有盛誉。我听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要在两年之中学习几百个案例，联想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采访美国微软公司的高层经理们，听到他们嘴里提到的惟一的中国公司，就是联想。我还知道有不少人正在批评联想，在某些评论家笔下，它不过是个目光短浅、沽名钓誉的混蛋。
联想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附近一座崭新的大厦中，要进去就必须出示一个带有保密号码的磁卡。车间里没有一般工厂流水线上常有的那种喧嚣，办公区有点机关的味道，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国家的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秘密，而且不会出示给一个不相干的人。不过，柳传志兑现了他的承诺—把公司的真相对我和盘托出。
联想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允许我不受约束地采访任何人。我和68个人谈了话，包括公司的开创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项目经理和技术人员、第一线的销售人员、流水线上的工人，当然也包括几位因为重大分歧离开联想，甚至与柳传志结怨甚深的人。公司还对我开放了全部档案。走进档案室的时候，我被面前的几十个大铁皮柜子惊呆了。在我接触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为自己保留了这么完整的历史原貌，包括公司20年来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手稿和工作日记、往来信件、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检讨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音像资料。在我打开这些铁柜之前的许多年里，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细致地研究这些尘封的隐秘。我的调查持续了6个月，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录音和600万字的资料。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联想的公开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参照。
迄今为止，人们对联想的认识倾向于两个极端。一些人把它描述成一支无往不胜的“铁军”，另一些人则认定它正在走向死亡。事实上，联想的历史充满了艰难，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是九死一生。它的最显著的进步都是在战胜了最严峻的危机之后得来的。在20世纪，它打败了80年代后期的混乱，打败了90年代初期的萧条，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的中国市场上树起自己的旗帜，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的时候，疯狂地成长起来。当新世纪开始之时，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的微机市场上占据第一的位置。20年前联想刚刚成立之时，手上只有20万元。它的第一笔生意是一次被欺骗的惨痛经历，导致14万元血本无归。而今天，它已经是一家拥有198亿元资产、几百亿元市值的公司。它的最新一笔交易是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
联想在过去几年里始终是最有价值的国产微机品牌，在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合作伙伴之后，其品牌价值已经超过600亿元。柳传志和公司的开创者们也都合法地成为富翁。站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收入之高令人惊讶，但是从个人财富的角度来衡量，他们与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还差得太远。事实上，柳传志从来没有拥有超过1。5％的公司股权，他的薪金也没有他的继任者高，但是他在精神上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很多话被员工引用。他治理公司的手段，诸如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天条、迟到罚站、公司歌曲、半军事化的训诫、宗教仪式般的誓师大会，都让人充满了对他和他的企业的好奇。
就像联想是中国企业市场化道路上的重要案例一样，柳传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表现自己智慧和激情的舞台不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国家。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个故事看做一场道德剧，把柳传志当做完美主义的化身，也许会失望。他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一直被一种梦想所引诱，当他出色地实现了梦想之后，依然有新的梦想在前面召唤。2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他的企业达到200万元的销售规模；1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国产微机占领中国市场；而现在，他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联想的故事是由一种信念衍生出来的。这种信念是：相信任何人都会追求完美，都拥有无限激情去创造美好的东西，只要赋予他们适宜的环境，他们一定能成功。然而这个故事中还有着某种强烈的中国味道。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的国家始终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挣扎着前进。如果你屈服于旧体制，你会被淹没其中，如果你公然反抗，你会体无完肤。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掌握了与旧制度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制度中令人作呕的弊端周旋，一点一点地摆脱束缚，走向新世界。这个公司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创造伟业必须走过的那座桥梁又在什么地方。
在联想20年的历史中，舆论在大部分时间里充满了对它的赞美。但是从2004年１月开始，批评它的声音忽然强烈起来，各种各样的言论组成了“联想危机论”，媒体也开始以发表联想的负面消息为乐事。奇怪的是，这局面反而让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念头格外强烈起来。
不过，我在调查这家公司的最初几个月里，并未打算把它写出来。有一天我旁听联想的内部会议。当时公司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裁员，引起议论纷纷。毫无疑问，这是联想的艰难时刻。在场的几千员工都想听听柳传志说什么，于是他走上台去，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当他说到自己在过去20年间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影响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时，我被他的坦率和真诚感动了。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写一点什么。
“这不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历史，”我对自己说，“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于是我开始写这本书。写作的过程相当艰苦，但却自始至终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第1节：1984年10月17日（1）
历史像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
—柳传志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第2节：1984年10月17日（2）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20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他们多年来始终在计算所的圈子之内，此刻用眼睛在周围的人中搜索，当场点出一连串人名。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第3节：1984年10月17日（3）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