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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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故事”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里面既有大言不惭的欺骗，也有精妙绝伦的商业策划。当日陈、郭二人商量的结果，肯定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说是“科技园区”，其实是把深圳“赛格工业园”的生产线全都搬到这里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份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现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建设，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得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地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抠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57节：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1994年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也无论是杨元庆还是郭为，所有的联想人都感受到这一年非比寻常。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两位高层领导者分道扬镳；向中央政府请命；高举民族大旗；拒绝“中国芯”；转战南方战场；复制惠普的分销模式；在全国拥有了至少200家代理商；北京总部不再卖电脑了，但电脑销量增长100％，达到4。5万台。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大事：中央政府颁行改革新政，企业制度改革、税务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让全国物价上涨21。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连续15年下跌之后，第一次在8。7：1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英特尔推动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 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圣诞节期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价格大跌。中国市场上微机销售65万台，增长68。1％。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外国品牌和台湾品牌的微机仍然占有69％的份额。至少有27％的消费者仍然钟情于AST，不过这个公司已经面临4 000万美元亏损—每股亏损1。25美元，导致公司大规模地关闭生产流水线，还辞退至少10％的雇员。而联想微机市场的份额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的第一位。电子工业部的统计还表明，在联想的后面是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和紫金集团。此外还有，“联想汉卡”进入最后阶段，库存5 000块全部降价处理；微软与联想合作开发的MS…DOS中文版在北京发布；联想电脑“小秘书”出现在市场上，成为“E系列”的配套软件包，它集汉字环境下的十余种常用小型软件于一体，包括文字编辑、名片册、记事本、计算器、百年历、家庭资料库、度量转换、邮政备忘录、交通备忘录。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造工程终于完工，在连接中关村大街的路口架起一座立交桥。公司向政府递交报告，申请将这桥命名为“联想桥”，还表示这将有利于扩大电子一条街的影响，读起来琅琅上口，从美学观点看也不失为“一个美丽动听的桥名”。但是四通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一场冠名权的争夺战在联想和四通之间展开。好在那附近有三座新桥同时矗立起来，所以这场争夺能够以妥协的方式了结。四通占了其中一座。而联想则以50万元买到另外两座桥的永久性的冠名权—“联想桥”和“联想东桥”。
12月8日，21世纪剧场的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把这一切推向高潮。一首新歌在公司里面流行起来，它的名字叫做《联想之歌》，旋律中有激昂也有婉转，有豪迈也有柔情，所以无论老一代还是新员工，人人会唱：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重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走向辉煌。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不落的风帆上。
我们的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再创辉煌。
公关部不断把各地的战报送到柳传志案头：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关部写信：“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整个公司军心大振，不但及时刹住了年初以来出现的情绪滑坡，而且鼓起了斗志，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几乎每一个公司在初创的时候都是激情满怀的，难的是矢志不渝。这次战役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联想是不肯言败的。而且，公司将坚决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标志着联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
尽管柳传志宣布“仗打完了”，可在杨元庆这里还没有完。1994年的最后一天，他把几个记者请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联想微机1994系列”—“E系列”（经济型电脑）、“G系列”（绿色电脑）和“P系列”（奔腾电脑）—大获成功。从1995年的1月起，就要推出新产品—“联想1＋1星座系列家用电脑”，有“双秤”、“宝瓶”、“金牛”、“人马”四种型号，15种配置，全部采用联想486/33主板，最贵的12 000元，最便宜的只要3 000元。记者们听了，个个觉得新鲜，因为人们迄今为止说起电脑时，只是“386”、“486”或者“586”，给电脑起名字还是第一次。杨元庆喜气洋洋地宣称，用“星座”给电脑命名，是“一种新概念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主意是他和几个年轻的属下在一顿晚餐会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58节：西部传奇（1）
治理一家公司是一个系统设计。这里面有方方面面要考虑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单兵突进，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其他方面全乱了。
—柳传志
1995年早春，每一个在柳传志身边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到他很放松。过去三年，他每年都说“鲤鱼跳龙门”，直到现在，他终于可以说“我们跳过来了”。
“当然我们还是个小龙崽子，还不是龙，”他既谦虚又得意地说。公司决定在春节放假15天，这比法定的假日多出两倍。他告诉全体员工：“就是为了让大家休息好。”2月8日是个周末，公司花了2万元租下保利剧院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名字叫做“回响新世纪”，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爱尼亚克”诞生50周年。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计算机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战争、宗教、种族隔离，以及所有意识形态的角逐。可惜直到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全世界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他们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美洲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即使在我们这个已经宣布“与世界同步”的国家里，计算机的普及率也不到1％。在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有7 000万人还在为衣食发愁，有5亿人从来没见过计算机。他们正等着谁来为他们打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
西部传奇
春节之后，陈绍鹏来到西安，为微机事业部筹建第一个分销机构。为了把微机的销售业务再伸得更远些，杨元庆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代理商与公司之间建立更稳定的联系。原来过去8个月里代理商蓬勃发展，已有100多家，在未来的12个月里还将增加至少两倍，他们漂泊在全国各地，好像一片片没有根的浮萍。虽然联想商标象征着计算机市场上的新生事物，但是谁也不知道它是否具有长远的前景，所以杨元庆决心把手下最棒的销售人员派到中心城市去，建立稳定的办公地点。第一批办事处设立在上海、武汉和西安，数量不多，但却能够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整个国家从东到西的土地全都包揽下来。“元庆很敏锐，”陈绍鹏说，“他知道，不这样做代理商就会有找不到家的感觉。”
1995年陈绍鹏26岁，在公司里是比杨元庆、郭为更年轻的一代。像联想的所有销售人员一样，陈有一副让人容易产生信任的外表，浓眉大眼，中庭宽厚，面相和善。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他的同事都说他有“把冰激凌卖给北极熊的本领”。当他在那些本来属于竞争对手的市场上行动起来的时候，真是叫人发抖。每逢这种时候他就特别开心，心里还有一种类似侵略者攻城掠地时的快感。
陈的任命书上写着他是“西安办事处主任”，用销售圈子里面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业务代表”。当时联想像他这样的业务代表有18人，被公司叫做“18棵青松”。另外两个年轻人，刘海峰和高文平，分别主持华东和中南，而陈绍鹏的领地是西南和西北。这是一片拥有云、贵、川、陕、甘、宁、新、藏8个省区和好几亿人口的广大地域。这个年轻人显然学会了毛泽东早年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所以自称联想拓展市场的办法也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是从穷地方开始的，”陈绍鹏这样说。他的起点在西南重镇成都，在那里度过了一年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日子。晚上住在一个没有名称只有代号“03”的军队招待所里。每天早晨从那个破旧的小门走出来，登上长途汽车或者火车，去观察云、贵、川三省的市场动态。
开始的时候相当艰难，像“成百光电”这样的大商家都不理睬，只有一个名叫杜霆的人与众不同。此人出生于四川北部的南充地区，长在成都，当时领导着一个只有三人的公司，势单力薄，却有足够的聪明和一腔热血，能说会道，眼光独特，还特别善于和陌生人拉关系。看到联想总部有个人从北京跑到这里来，整天陪在自己身边，他认定遇到了一个有责任感也有激情的公司，不免兴奋异常，说一句：“好，我们一起干！”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就此来到了自己人生事业的转折点。
这一年陈绍鹏在西南地区找到10家代理商，还把联想微机的销售数量增加了150％。这个杜霆是从联想“代理商制度”中感受到激励的第一人。陈绍鹏告诉他，以前的分销代理都不规范，现在联想可以给他一个“大政策”。这政策在杜霆是闻所未闻的：每个季度结算代理费和奖金，当即兑现。销售80万元以上奖励3％，销售150万元以上奖励4％。而且还有1：1的广告费，也就是说，代理商拿出一块钱做广告，联想就会给他加上一块钱。杜霆把货物进出的差价加进来，掐指一算，就知道他可以得到至少18％的毛利润。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面前这位业务代表与众不同。那时候国内大厂商都是一派官商作风，可这个小伙子和他不分彼此，天天泡在一起，和他一起着急一起高兴，出门车坏了一起推，没饭吃的时候一起饿着，有个订单就一起上，“真有点兄弟的感觉”。这样的企业要是不兴旺，那才叫老天没眼。在以后的三年里，杜把联想微机的年销售量从600台增加到60 000台，比成都最大的国有商店销售的外国微机还要多。他在新鸿路上的店面越来越大，把员工增加到100多人，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轿车，每天在成都和周围那些小城市之间的公路上来回蹿，车里堆满了联想微机的广告彩页和订单。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59节：西部传奇（2）
联想电脑在1995年开发西部的传奇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陈绍鹏这样的业务代表和杜霆这样的代理商写成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计算机市场上那些营销专家的注意。西方国家的电脑代理商在电视上看到“联想”、“长城”这些品牌的广告，一点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中已有好几年了。不过，他们全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渴望“洋货”的风气盛行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在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以及500多个中等城市和3 000多个小城市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国产货长期在那里占领着市场。“洋货”却几乎没有立足点。外国制造商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使是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依然会有使用电脑的需求。杨元庆和他的销售人员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定先去蚕食这个市场最薄弱的边缘带。
不管怎么说，穷人的需求为联想带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对国产电脑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价值。就像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一样，联想也在深入“敌后”，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席卷全国。陈绍鹏在西南的业绩证明，这个战略已经奏效。
到了1995年春天，陈绍鹏从西南转战西北，发现这里几乎还是一块处女地：陕、甘、宁三个省区只有两家代理商，而在西安这座城市，联想微机在过去12个月里只卖出231台。他还惊讶地发现，即使在甘肃、宁夏那么贫穷的地方，联想微机的遭遇也要比在西安要好一些。原来这城市是国防工业的云集之地，也是个科技中心，计算机圈子里的人只认“洋品牌”，圈子外的人则根本不知有“联想”。
陈绍鹏的到来有如一块石头投进一池死水。他在少年宫租了一层楼，把公司刚刚推出的“第二代多媒体家用电脑”摆在里面。“多媒体”是1995年中国计算机领域兴起的新概念，意思是计算机不仅可以处理文字，还能处理声音、画面以及动态的图像。这真让人惊喜！更何况这些电脑还有自己的名字，配置因名而异：“宝瓶”上有光盘驱动器；“人马”加了电视卡；“金牛”则有一块特别的声卡。
开展第一天下着小雨，街上冷清，可少年宫里却挤满官员、学者、商家、记者和市民。当地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