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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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一天下着小雨，街上冷清，可少年宫里却挤满官员、学者、商家、记者和市民。当地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电脑展，展品挂着同一个中国商标，样子好看，又便宜，不免精神一振。记者们围着陈绍鹏问东问西。陈卖个关子，就把他们引到李树怡面前。李树怡曾是联想公司的副总裁，还当过计算所的所长，已经退休，被陈绍鹏从北京请来助阵。此人懂技术，还有一副好口才，当即把记者的情绪煽乎起来，纷纷回去发表新闻，结果把更多的市民吸引过来。这叫陈绍鹏很开心。“原来是可以这样利用媒体的，”他说，“在成都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这一套。”
展品都卖光了，但这并非陈绍鹏的目的。他是“业务代表”，举办展览只是为了让这个城市的商家看到联想微机是有人买的，愿意来做联想的代理商。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经此一役，西安城里那些电脑经销商，人人知道联想来了一个姓陈的，还知道他的机器好卖，于是都来登门拜访。
可是他还没有门呢。他赶忙去借了一间房子，权当办公室，搬来几张桌椅，请个美术学院的老师给他写块牌子：“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西安办事处”。当时他是经理，属下只有一个兵。这两人那天手托招牌挂到门口，心里都挺美：“我们有独立的形象了。”
一切收拾停当，又租来一辆车，拉上所有的机器和人员，到陕西全境去巡展。他的目标是中等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先要侦察一番，看看哪个商店在卖电脑，就去拜访，满嘴花言巧语，他手下的那个兵就给人家打扫卫生，让人家觉得联想员工个个既聪明又踏实。然后就在人家的门口办展览会。所谓“展览会”，其实就是在电线杆子上拉起一个横幅，支起一张桌子，发出一批广告，这只手把样机卖了，那只手就签下一个代理商合约。
这个春天，西安市场上想买电脑的人们渐渐发现，推销“联想”的商家多了起来。有个代理商居然想到招来几十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人人推销“联想”。城市中心的雁塔路是条有名的“电子街”，本来挂满了AST、康柏和IBM这些牌子，现在有家商店把一面墙镶了磨砂玻璃，写上“联想微机”四个字，让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在以后的几个星期，这样的牌子越来越多，那时候“联想电脑”招牌的颜色还没有统一，什么颜色都有，所以陈绍鹏自作主张，要大家都做黄底蓝字，“黄颜色更鲜艳，”他说。春天还没有结束，雁塔路上已经有了5块，然后又超过了10块。每一块“黄底蓝字”下，都有一个联想的代理商。他们在这一年里卖了1 111台联想电脑，差不多是前一年的5倍。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0节：和政府联手（1）
在北京，柳传志对公司控制力的巩固，越来越明显地得益于他同政府高级官员广为人知的友谊。就像他的销售人员特别善于在用户面前推销产品一样，他特别善于在政府官员面前推销公司。1995年年初电子工业部选择“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时，有六家企业名列其中。前面五
家—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也是电子部所属的国有企业，所以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但是第六家—联想，就在整个计算机业引起波澜，因为这家公司在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方面都不属于电子工业部，就在几年以前，它还是个计划外的“私生子”呢。按照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形，要把长城和浪潮这样的老牌国有计算机制造厂商排除在外，把联想当做“亲儿子”，还真不容易。所以胡启立部长当时面临着极大压力，政府里面一些年老势强的官员都来游说，有人还写来书面投诉，都说不应该忘记老企业当年的功劳。但是胡启立似乎不认为这能成为理由，他召开会议做了一个长篇讲话，给政府中那些还在犹豫的官员解释联想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
看来胡启立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不再以财产的权属关系来确定政府与企业的亲疏。此外，今天的局面同几个月前公司总裁室“向电子部汇报”也是分不开的。柳传志那次向胡启立和一群政府高级官员请求：“一是为我们叫好，二是给我们优惠。”还说“叫好的方式”就是希望政府检查联想的产品，把检查结果登到报纸上。他这一说，还真把一帮子政府官员给鼓动起来，打算就在1995年里的某个时间突击检查联想微机。至于他要求在政府采购中拥有优先权，也得到回应。那一天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到公司来，讨论以日元分期贷款建设国家通讯系统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把政府的微机采购单独打包招标，并且指令用户优先采用国产微机，后来联想果然中得其中最大的一标。
同行们看他如此拉拢官员，既羡慕又嫉妒，柳传志却还不知足。1995年2月，他有机会成为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的客人，在座的还有胡昭广副市长和科委主任。当时留下的会议记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联想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市长问他，联想到底能办多大。他说“16亿美元”。市长显然想要听到更大的决心，笑着说：“造一个楼能抗八级地震就可以了，你是不是要抗十二级地震呀？是不是太坚固了？”柳传志也笑着说：“没把握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说。要是能做得更好，那时候再来见您。”这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市长表示政府将“在物质方面尽量给予支持”。柳传志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说：“能不能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盖房子，解决员工宿舍。”市长点头允诺，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柳传志得寸进尺：“希望北京市成人教育局能促成‘家庭电脑’的普及。”这可是个很大的要求，倘若实现，将为联想的“家用电脑”战略开辟广阔的市场。柳传志说完了就把眼睛看着胡昭广副市长，他知道这位副市长是教育局的顶头上司。“好吧，” 胡昭广副市长回答，“我们一起同成人教育局局长谈。”这是什么意思呢？副市长继续解释：今后政府公务员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就不称职。“要会用就要买来放在家里，”柳传志笑道，“买什么牌子的呢？最好买联想的。当然这后一句话只能让我来说。”
现在回忆起来，1994年和1995年相交的那几个月，是联想和政府的蜜月期。政府不仅把联想当成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而且邀请柳传志出席一些重大的会议。比如中央政府忽然发现，全国的工业产值中，只有8％来自高科技。1 000亿美元出口货物中，只有不到5％是高科技产品，其余95％的东西，用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话来描述，“都是大路货”。所以政府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起了个让人紧张的名字叫“超级863软课题工作小组”，还打算在未来5年投资100亿元来推动高科技产业。1995年春天，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们国家科技领域最有权力的人几乎都来了，有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有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国家教委主任和国务院的部长们，当然也有柳传志。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抱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太少，还列举数字说明，人家外国工业产值多少、科研投入多少、其比例又是中国的多少倍，振振有辞。可是柳传志发现在座的科学家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等到宋健让他发言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搞应用科学的吗？不去挣钱，老向国家要钱，说得过去吗？中国公司为什么被瞧不起呢，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钱拿过去花，花完再要吗！”看看眼前很多人全都面露尴尬，他接着说：“既然是应用高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取名？还是取利？我认为应该以‘利’为主要目的。”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1节：和政府联手（2）
他知道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对他拒绝涉足“中国芯”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没有核心技术，正在沦为计算机产业最下游的组装车间，现在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索性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得出去，才能有钱。我举个国外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 000万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占的比例不到10％，其他的都是IBM。苹果机的性能远远强于IBM兼容机，但是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推广得不好，这是因为苹果公司的势能不够。也就是说，即使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再好，若销售势能不够，也是不行的。
联想集团要做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完了卖给谁。大家都清楚，芯片产量大，成本才能低。不知道能卖多少，就不敢大量做，量少，合格率就低，成本就高，即使芯片性能再好，也卖不出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不把销售渠道考虑清楚，就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
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去给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张琪拜年，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感谢，还说“一定要给支持我们的领导同志争脸”。张琪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痛快，还要照顾左邻右舍，又说联想已经“出了麻烦”，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公司只顾张扬自己的业绩，却忘了“适可而止”的古训。有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署了柳传志的名字。文中点着“长城”和“浪潮”说，这些公司已不再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了。柳传志的确这样说过，不过那是他在公司内部的讲话。“该说的不说也太不生动了，”他说，“可文章不是我写的，别人写了又没让我看。”可以想像，这样的话公开出去，会让当事者心里不快，但终究还算事实。下面这件事情可就实在过分了：公司的广告人员在《计算机世界》刊登一个广告，大言不惭地说“联想汉卡是金税工程惟一使用的汉字平台”。可实际上，长城公司才是政府“金税工程”最重要的参与者，而长城汉卡的声誉甚至还在联想汉卡之上。“王之同志是个老实人，”张琪再三提到长城公司的那位总裁，“可也对你们非常不满意。”柳传志听了张琪的劝告，赶紧给王之写信道歉，还说很想和他一起吃饭，接着转过身来警告属下：“做任何事都要千万小心，如果弄不好，处处都会被打。”
1995年2月16日，62岁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退休。他在过去16年率领计算所获得了40多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还带出一支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队伍，但是他最得意的经历还是把技术变成产品。现在他要离开了，柳传志觉得公司更加需要他。过去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联想，今后如果没有他，联想还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拿眼前他与倪光南的冲突来说，如果没有曾茂朝主持公道，他就很难渡过这一关。于是柳传志试图说服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让曾茂朝继续担任联想公司的董事长。他达到了目的，就在曾从计算所退休的第五天，中国科学院颁布决定调整联想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由曾茂朝、柳传志、李致洁、李勤、倪光南、张祖祥6人组成，任期4年；曾茂朝任董事长，并且拥有“两票表决权”。
这一决定虽然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不算反常。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科学院还决定让柳传志接替曾茂朝留下的位置，又让联想原来的副总裁李树怡来给他当助手，这样，联想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就成了计算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当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胡启恒解释说，这是希望把联想的管理思想引进研究所。但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科学院是“爷爷”，计算所是“老子”，联想公司是“儿子”。现在，一个说法在科学院南路2号大院里流行起来：“爷爷发话，叫儿子管老子。”
其实“儿子”并不想管“老子”，只是怕被“老子”管。我们从这样的结局中可以悟出，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还是柳传志本人，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有可能给联想带来麻烦的人事安排。计算所已经开办十几家公司，到现在只有联想可以算是真正成功了。它把20万元的投资变成了13 789万元的固定资产、年销售47亿元的大公司。它给中国科学院带来的收入，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倘若联想另生枝节，甚至遭遇不测，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利益来说，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件事情的细节是否恰当已无关紧要，联想的大局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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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2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1）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国主义思潮在商业领域扶摇直上的时候，联想生产流水线上淌出的第10万台电脑，被牢固地确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
1995年4月1日，联想预告了这个消息，还宣称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长城公司，在8天之前就已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微机—金长城486VD/66C型”在深圳诞生，还把它大张旗鼓地送给政府的金卡工程办公室，但是联想的广告策划者仍然坚信，这是一个讨好用户、张扬联想品牌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句新的广告词：“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这则广告出现在《参考消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这些老牌的计算机专业广告媒体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所谓主流报刊上。从这时开始，这台电脑的意义便超出了电脑本身。就像李勤说的，“联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微机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此后14天里，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判断是有一点道理的。公司收到21 648封来信和至少1 000个电话。人们表达的想法见仁见智，但是里面的情绪是共同的，那就是义无反顾地集合在联想的“民族品牌大旗”之下。
当时这面旗帜之下有不少成名人物。“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说，联想从事的是一项争气争光的事业，因为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哪一个企业不要国家投资而能够在国际市场打出一片天地。媒体开始总结“联想精神”，结果认定还是“信念不倒，人气不散”这两句最为珍贵。《北京青年报》有个记者甚至在报纸上号召人们“保卫联想”，让人立即想到50年前共产党在陕北山区陷于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时高喊“保卫延安”的情形。还有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对于“第10万台电脑去往何处”的回答，有可能代表了真实的社会情绪，其中两人是这样建议的：
—送给IBM公司的总裁吧，让他看看中国的微机毫不逊色。
—放在八达岭长城上，专供老外们拍照当背景用。
4月16日，那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宝瓶II型”，编号196007，拥有486/66的微处理器、270M硬盘、16M内存和1。44M的软盘驱动器。“去向何处”的问题也终于揭晓。公司决定将它送给陈景润。这个毕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孤寂的数学家，因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享誉全国，也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可是这个数学家在这一天之前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微机，就是这台“宝瓶”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李勤则在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