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风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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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李勤则在数百来宾和记者面前豪迈地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硬了。”从1990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到1995年的“十万精品满神州”，的确表明了这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社会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致力于公司形象推广的乔健对这种变化感同身受。乔在后来几年是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主要策划者。她在199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之后进入联想，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联想电脑。1994年杨元庆主持了微机事业部，在大肆鼓吹“家用电脑”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公关业务在公司的地位。公司的广告在这一年里达到1　932万元，比1993年增加88％。乔健正是在这时来到微机事业部，从此开始与公关、宣传、广告、媒体这些名堂打交道。很显然，她赶上了好时候。
　　　　乔健天性聪明，敏捷，富有激情，可惜涉世未深，毫无经验。“第10万台电脑的诞生和捐赠”是她经历的第一个大型推广活动。她甚至连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开始学习定场地、搭展板、邀请人、做广告、做宣传、安排议程、做倒计时表之类的东西，兴奋异常，可直到彩排的那个晚上才发现少了一份主持词。那时候已经有了邀请名人主持会议的风气，别看“名嘴们”谈笑风生，振振有辞，其实他们说的话都是事先写好的，有备而来。现在乔健手上没有一个主持词，就让人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在专业人员精于此道，一挥而就，这才把彩排继续下去。
　　　　其实这类活动不仅在乔健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公司也是第一次。过去10年，联想不是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宣传，比如80年代后期就有过一次，但那一次人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汉卡之父倪光南”身上，把他塑造成技术上的伟人以及完美道德的化身。而现在，他们把夺目的光彩全都集中到“第10万台电脑”上，至于电脑后面的那些英雄，已经不重要了。90年代的中国已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我们国家诸多变化中一个无形但却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不再崇拜大而化之的精神力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那些最具市场意识的公司也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纷纷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乔健后来用“成功”二字来评价这次活动。她从此有了“市场推广”这个新概念。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3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2）
　　　　　　　　　　　　　　　　从80年代以前的“宣传部”到90年代初期的“公关部”，再到后来的“市场形象推广部”，公司机构名称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大历史的折射。联想第一次意识到产品形象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甚至比产品的发明者也重要。这一点促使乔健在联想的形象推广之路上掉转航向，朝着市场走去，而且她的节奏明显加快了。
　　　　5月12日，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动开始了。“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的起点在北京市的市政府。那天早晨，一辆大客车从联想公司开出来，驶过长安街，驶过天安门，驶进台基厂大街上那个站着武装警卫、戒备森严的大院子，在这里接受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的检阅。胡昭广副市长热情洋溢地欢迎“联想电脑快车”的到来，他显然还记得几个月前对柳传志的承诺，所以表示，他希望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推动电脑普及事业”。
　　　　“我们要让‘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乔健接过副市长的话对在场的几十个记者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去卖电脑，我们只是想有一个机会普及电脑知识，我们将到每个城市去讲课，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的三个月，“联想电脑快车”转遍了整个中国，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还有那个内圆外方的蔚蓝色的商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他们还在《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读到“联想电脑驾校系列科普征文”，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联想15秒钟新广告。
　　　　广告插播在《新闻联播》之后，在当时属于“A特段”黄金时间档，所以至少有2亿中国人都能看见那个画面：温暖合美的三口之家中飞出一个硕大的“1＋1”，有个清脆的童声在画外说：
　　　　一家一个“1＋1”，帮助Daddy解决问题；
　　　　一家一个“1＋1”，Mammy得喘息；
　　　　一家一个“1＋1”，可爱的Baby喜欢学习。
　　　　和以往的广告不同，这一次联想说的既不是哲理，也不是豪言。可是它却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电脑在一个普通人家中不仅仅可以用来教育孩子，还可以做很多事，它让你的家庭更加快乐、和谐、有效率，让你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不同。乔健现在已经精于公司的市场推广之道。她说：“我们的策略是在企业利益和客户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在90年代中期，这个结合点就是普及电脑知识。只要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觉得电脑有用，这个市场就能成熟起来。”
　　　　公司的策略无与伦比，面对联想家用电脑的迟迟不能普及，他们竟对记者说出“我们不想打知名度”这句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商品紧缺时代”的终结，而1995年恰是我们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一年。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库存增加，标志着“紧缺”的配给制度和各种票证被取消了，买家开始挑肥拣瘦，商家纷纷标榜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所谓“精品”和“名牌”，还有“品牌的无形价值”等等，都是这时候冒出来的。可是在乔健看来，让亿万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觉得电脑没用，”　乔健说，“那你还卖什么电脑？”在她看来，开拓市场和推销产品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了柳传志的感染，这年轻的女孩子也喜欢把商业竞争比喻成一场战争，一说起来，就把编制“一家一个‘1＋1’”时那种温馨的口吻一扫而光：“开拓市场就像是‘空军轰炸’，推销产品就像‘步兵突进’。你必须先打出一个市场、一种需求，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你的品牌。”
　　　　乔健所期待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经过此前三年的酝酿阶段，中国人在1995年总算明白个人电脑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后它便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着，而在那些购买电脑的家庭中，每100户中就有40户买了“联想1＋1”。
　　　　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乔健的“知识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国计算机领域中的惟一话题。
　　　　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自从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在技术方向的选择中产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权力斗争的种子。固守着技术领地的倪光南，现在一点也不愿意帮助柳传志维护那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假象，对柳的那封既婉转又坚决的信也不予理睬。两人后来又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柳传志把地点安排在钓鱼台宾馆的一个鸟语花香的亭子里，显然是想让彼此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是他很快发现“还是谈不拢。这个人下决心把你当敌人时，那就义无反顾”。
　　　　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总工程师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倪光南还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惠州联想科技园的产权不清不白，资金运行既不规范又不透明，很多事情连他这个董事都不知道。对于柳传志突然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胡靖宇，倪光南也认定这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他的手上有个重要证据：1994年柳传志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增加到43。3％。
　　　　董事长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举报，当即吓了一跳。关于公司的技术方向由谁说了算，这里的纷争他早就知道，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经济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实，那可真的会要了柳传志的“命”。
　　　　当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时候，不少有地位有经验的人都怀疑柳传志能否做到彻底清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发展，让很多无法无天的人从中渔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那些有钱的老板先抓起来再审，肯定没有冤枉的。”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4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3）
　　　　　　　　　　　　　　　　这个夏天中关村的形势似乎也决定了柳传志处在下风。公司的技术领袖赶走总裁的故事那时特别多。最典型的一个发生在北大方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后来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联想这段故事如果顺着倪光南的意志发展下去，可就不是什么“换总裁”，而是“总裁进监狱”。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前一次是调查柳传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在就事论事地做出这些结论之后，调查组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根据，与事实不符。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5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4）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很多年以后，他与本书作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