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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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队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例子。这接近于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1964b［1893］），或用现代术语所说的“相互关联
任务（interacting task）”（Ridgeway 1983 ： 291）。根据任务的分工，队
员们被卷入到不同的行动中，而球队的获胜依赖于他们的流畅的执行和协调。每
一个队员相信队友很好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例如，守门员依赖后卫队员的良
好的防守，得分队员依赖精妙的传球等。工具性信任在此也是生死攸关的。
典型的工作群体、军事小分队、任务小组、委员会和陪审团都以相似的方式
运作。明确的劳动分工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强烈联系，信任作为有效运作的前提条
件出现了（例如，在装配轿车的小组中，每一个工人都依靠其他工人的符合要求
的有效率的劳动）；在某些其他的团体中，价值论的信任也可能是必须的（例如，
在陪审团中每一个成员必须信任其他成员的道德的诚实与公正）。
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喜玛拉雅山探险队。在危险的团体体育运动中，队员
之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远胜过有效地执行任务。面对最大的风险，我相信其他人
不会抛弃我，会支持我、帮助我，会为了救我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价值的和基
于信用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也会发展出对整个团队的特别强烈的依恋，
它被看成是生存所必需的支持力量。登山者愿意为了团队的目的而失去自己的舒
适和满足。“在一个士气高昂的组织中，他们会理所当然的为组织的目的做出小
的，甚至也许是大的牺牲”（Banfield 1967 ： 87 ）。
体育运动之外的可用来比较的例子是做一个复杂的外科手术的外科医生团队。
所有的三种信任都会在那里出现：工具性的、价值论的和基于信用的，而且只有
通过他们的结合，成功的合作才是可能的。另一个例子是军事单位。在有着最大
水平的威胁的战争条件下，高昂的士气、对团体的依恋、和对其他战士的责任感，
对获得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高度的工具性、价值论和基于信用的信任似乎是
提高战斗效率的先决条件。“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者不会赢得战争。士兵出于对组
织，特别是‘弟兄们’的忠诚而战斗，而不是出于狭隘私利而战斗”（Banfield
1967： 88 ）。
/* 32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1 ）
信任研究的一个不同取向是把信任看作人格驱动力、信任者的一种品质，而
不是信任者和受托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社会视角（psycho
social perspective）。许多学者认为存在“基本信任（basic trust ）”，
或“信任冲动（trusting impulse）”，或基本的信任（fundamental trustfulness）
（Giddens 1991；Wilson 1993 ），它作为在健康家庭的亲密的、关爱的氛围中
成功社会化的产物而出现。这种信任倾向在后来将由伴有适当给予的相互的、互
惠的信任的愉快的生活经验所增强。基本信任一旦在头脑里确立，它就变得有人
情味了。巴巴莱特把它包括进基本的“社会情感（social emotion）”中：“自
信、信任和忠诚是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情感”（Barbalet 1996 ： 75 ）。
信任的冲动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指向某一类特殊的人，
也可能包括所有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经常把世界与这种概括化的、普及性的
倾向——比如乐观主义、开放主义、行动主义、未来取向、成就取向等——联系
起来。
信任的冲动专门指向其他人类存在。所以破坏信任冲动足以使人失去人性，
使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使它从人的特质——个体性、同一性、尊严、自制——中
被清除掉。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断定这是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
使用的一种策略，犹太人在意识形态上以权威的方式被定义为寄生虫或杂草，而
不是人。对这种客体，信任（或同情）的冲动不可能出现。所以不存在对他们的
残忍的、大规模灭绝的禁忌（Bauman 1988 ）。乔恩（Chong ）就遵循这种论证
：“纳粹党卫军变得残忍并通过不允许吃饭、睡觉、和独处，以及加强群体惩罚
以羞辱他们的犯人从而使他们失去自尊和个体性……这使得控制犯人更加容易”
（Chong 1992： 704）。这种效应发生不仅仅因为犯人的抵抗力被瓦解，而且
因为压迫者逃脱了任何良心的谴责。在宗教战争、种族清洗和建立在赋予不同身
份基础上的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中，同样的策略也被采用。
信任作为人格的积淀是信任的第二个维度，补充了把信任看成一种关系的看
法。基本信任的存在和缺失在计算风险和代价时是一个限定因素，导致给予各种
客体信任或从他们那里收回信任。它独立于任何理性的考虑，有时可能支持理性
的考虑，但有时可能与合理性的暗示相反。对这种倾向于信任或不信任的心理偏
向的忽视减少了理性选择理论充分地处理信任问题的能力，至少在它的传统理论
中是这样。它似乎忘记了进行计算的理性行动者也是发育完全的人，也是经常充
满情感和非理性的。
/* 33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2 ）
理性选择取向的传统版本似乎也忘记了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发生在先于此存
在的文化背景中，在那里标准的规则推动人们去信任或远离信任。把信任看作一
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取向的研究领域，它澄清了信任的第三个维度。从这种视角看，
信任既不是作为计算的取向，也不是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文化的规则而
出现。它属于在迪尔凯姆的独特意义上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 ）”（Durkheim
1964a ），或定位于在刘易斯（Lewis ）和韦吉特（Weigert ）（1985）意义上
的纯粹“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水平上。它是社会整体的属性，而不
是关系或个体的属性。如果规则要求信任被一个社会分享，而且每一个成员都认
识到这些规则是给予的和外部的，那么它们就会对实际的给予或收回信任的行动
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它们可能显著地改变理性的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
信任规则既涉及那些接受信任的人，即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也涉及那些给予
信任的人。根据规范的义务，既要去信任他人，也要让他人觉得自己值得信任、
有信用和可靠。这两种义务的所在地是从它的承担者那里要求特殊行为的社会角
色。这种规范义务是随角色而不同的。存在涉及信任者并包括规范的要求去信任
他人的角色。对“助人型职业”来说就是如此（参见Merton et al。 1983）：内
科医生、辩护律师、社会工作者、牧师等。而其他的社会角色涉及被信任者，并
特别强调其值得信赖性（达到信任的要求，也就是行动可靠、道德、充满爱心）。
例如，大学教授被期望是可信的和说话负责的；法官被期望在他们的判决中是公
正和公平的；足球裁判被期望是不偏不倚的。“位高而任重（noblesse oblige ）”
的许多普遍规则都要求那些在社会层级中已达到较高地位——常常被赋予信任—
—的人做出表率。
另外一些规则则涉及把有价值的东西托付给他人的特殊情形。这些规则规定
了受托者很强的义务——好好地保护所托付的客体，或归还的时候要保持固有的
形状。例如，一个人把一个秘密告诉另一个人，当然期望他保守这个秘密。“特
许保密通讯（privileged munication）10”规则严格禁止律师、医生、
牧师和记者暴露秘密获得的信息。再举另一个例子，一个临时照顾婴儿者被强烈
地期望好好地照看孩子。同样，看护所对居住者的良好生存负有责任。医院被期
望给患者最好的治疗。这种以及相似的规范要求的强度可以通过对那些背叛这种
信任的人——忽视了患者的医生、伤害了婴儿的临时照顾婴儿者、暴露了在忏悔
时得到的秘密的牧师、对孩子性别歧视的父母——的极度厌恶和严厉制裁来判断。
某些社会角色对不信任包含了一种期望，或者甚至是一种要求。这就是边境
卫士、机场警察、海关税务官员、剪票员、公诉员、或法庭检查官遇到的情况。
他们被期望把怀疑作为职业职责来行使。也有其他的角色允许把不信任作为一种
正常的态度。对在阿拉伯杂货店买东西的人来说，不讨价还价是不合适的，它需
要假设店主常常抬高初始价格来骗人。对玩纸牌游戏的人来说，向对手表明信任
是与游戏的角色相对立的。不信任的规范在官僚政治组织中有时呈现出病态的形
式；它们变成了官僚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对税务员来说，纳税者似
乎总是作贼心虚、疏忽大意、或欺骗成性的。
/* 34 */第三部分：信任的种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3 ）
最后，也有某些社会角色与不值得信任相关。没有人会期望间谍是可信的、
关爱的或相互信任的。通过欺骗、隐瞒、撒谎、“伪装”、骗过他人，能从他人
那里获得信任是工作的要求之一，并且背叛这种信任还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
受的行为。
所有这些都是因角色而不同的信任规则。但也存在对信任或不信任的扩大的
期望，这样的期望在某些社会的某些时期盛行。弗朗西斯。福山区分了高信任社
会（文化）和低信任社会（文化）。在高信任文化中，他列举了远东的几个国家
；在低信任文化中，他列举了某些西方国家（Fukuyama 1995 ）。罗伯特。普特
南和理查德。斯蒂弗斯抱怨19世纪高信任的美国文化的衰亡和我们这个时代“玩
世不恭的文化（culture of cynicism ）”的暴露（Putnam 1995 b ， 1995c，
1996；Stivers 1994）。
在信任的文化中，一些规则可能是非常概括性的，要求对各种客体给予广泛
的信任并且对他人的好意表达确信，预示着普遍存在的安全感。也可能存在更特
殊的规则，指明作为规范要求信任或不信任的对象的客体。因客体而不同的文化
的信任或不信任经常体现在刻板印象和偏见中。“你不应当相信任何超过三十岁
的人”，或相反：“你只能信任年纪大的人”：“不要相信俄罗斯人”，而“相
信法国人”：“买美国货”，而“不要买中国产品”。
也存在文化的扩散的规则，要求和增强一般化的值得信任性。中世纪的同业
公会、历史悠久的公司、著名的企业、黄金和钻石经销商、精英报纸和杂志，以
及已被信任的出版社，非常强调履行职责和不辜负客户的信任。“职业的骄傲
（pride of the profession ）”或“公司的荣耀（honor of the firm ）”已
成为包括在各种活动中的方针。
一旦信任文化出现了并牢固地扎根于社会的标准系统中，它就会变成一个强
有力的因素，在很多情景中，对于各种社会角色，既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也
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
注 释
1 就像我们已经指明的那样，即使我们有时说“我们信任自己”，或“我们
不能信任自己”，其暗含的是我们采取一种客观的视角，走到我们外面，也就是
说，从一种分离的、远距离的位置审视我们自己。自我信任或自我不信任意味着
我们在想像中审视我们自身，好像我们是“他人”，而他们的行动是我们不能够
确定的。
2 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人民常常开玩笑说在大众媒体上只有讣告是真实的。
3 1978年我居住在纽约时，在著名的“停电事件”的那一天，我经受了一次
难忘的体验，那时电力几乎中断了24小时。这个城市的生活大部分瘫痪了，并且
不时有完全混乱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大城市中，相似的经验伴随着任何交通罢
工，或公共卫生服务和垃圾清理人员的罢工而出现。
4 在这个例子中，显然存在着与我们的把信任看成对他人未来的行为的一种
赌博的定义的轻微背离。我们似乎是信任设计者、建设者、生产者过去的行为，
但是事实上当我们信任某些产品而不是其他产品时，我们所做的预期将在未来被
满足：轿车未来的完美的表现、清洁剂在将来的有用性、鞋子未来的耐穿性、书
在未来的带来的快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信任生产者过去的行动，但是
它体现在产品在未来的表现上。
5 一些作者相信在给予信任的时候，信赖（trustfulness）是重要的道德品
质。这种强调可以在很多古代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被发现，但是也可以在当代
的作者那里发现：“如果对信赖他人没有信心，是否有任何方法去评定他们的公
正、他们的帮助或伤害的意图？那么他们如何能够被信任”（Bok 1979： 33 ）。
欺骗，如果被发现，意味着对信任的特别严重的失望，并且可能导致收回其他种
类的信任（欺骗有一种“晕轮效应”）。“诚实（veracity）……是人际关系的
基石；它受腐蚀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必须依靠的对获益、免于受伤害的保护和
公正的信心就变成了偶然，受到损坏”（Bok 1979： 81 ）。诚实的一个特殊的
情形是信守诺言，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说的话（Silver 1985 ： 56 ）。
6 “帮助的本质……是在没有期望或计算最终回报的条件下因自发的冲动而
采取的行动”（Merton et al。 1983： 14 ）。
7 或A 在Y 的问题上信任B。
8 在大选那年，库隆排在信任排行榜的最上端，有82％ 的人选了他，然而在
选举中他大约只得到了10％ 的选票。尽管选举失败了，1997年他仍然排在信任层
级的第一位，有74％ 的人表示信任他（《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 ［下文
简称GW，是波兰一张有名的日报］），1997年12月23日）。
9 在波兰的情形中，1997年就在我进行研究之前，军队仍常常被看到投身到
抗洪救灾的事务之中。
10就像法律专业中人们所熟悉的“律师—当事人特权”。
/* 35 */第四部分：信任的基础信任的三个理由
根据我们的定义，信任是对他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动所打的赌。所有的人在
有些时候必须针对他人做这样的赌博；但有些人更经常做这样的赌博，而另一些
人则更犹豫不决。在有些社会中人们更愿意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则
是怀疑的和不信任的。在有些时候人们决定给予信任，而在另一些时候拒绝给予
信任。并且甚至当他们给予信任时，他们有时进行较多风险和要求更高的赌博，
有时只进行较弱的赌博以避免风险。“可能的信任者的决定几乎总是有疑问的—
—决定给予还是不给予可能的被信任者信任”（Coleman 1990：96）。“很明显，
有一些情形要求信任，而另一些情形要求不信任”（Luhmann 1979：86）。并且
让我们加上一句，有些情形要求一种信任，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