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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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合作形式才是可能的……为了增加一个社会系统使其行动超越这些基本形式
的潜力，信任是不可缺少的”（Luhmann 1979： 88 ）。
信任系统可以概略地分成四种类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出现各种混合
的类型）。如果在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信
任，合作将发展的更顺利，并且将获得一种自我增强能力。信任促进信任。当信
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
信任的文化。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情形是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时，它可能在当时产
生一种信任文化，但是它将是单方面的（只约束信任者，而不约束被信任者），
并且随着信任背叛的证据的积累，它将很快毁灭。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性和不断
的信任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自我增强的，加深玩
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将开始启动。不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
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Luhmann 1979： 74 ）。这种进程的机制被
西塞拉。鲍克（Sissela Bok ）所揭示：“欺骗的事例能够并且将会增加，
带来不信任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多的欺骗，在说谎者这一边失去个人的标准以及因
此有更多的欺骗，这被那些目睹欺骗及其能带来报偿的人模仿，再一次产生更多
的欺骗”（Bok 1979： 110）。
最后，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强迫的不信任，作为怀疑的片面的规则，它
可能暂时获得规范的认可。它同样可能启动一个恶性循环：“不信任一旦开始，
了解它是否事实上曾经被证明是合理的将很快变的不可能，因为它有一种自我实
现的能力，产生与它自己现实的一致性”（Gambetta 1988b： 234）。总之，不
信任显示了特别强的顺应力：“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
（Luhmann 1979： 89 ）。“如果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背叛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
也将终结。然而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的很好，我们将不会有
同样的可能做出相反的推断”（Good 1988 ： 43 ）。但是，面对持久的、反复
值得信任的行为表现，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将可能被反转，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不
信任可能被终结，为信任文化的重建让路。
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根植于文化和规范系统之中，它们就获得了它们自身的功
能和功能失调。信任文化常常激励合作与参与。“文化可能是确定组织的数量和
特点的限制因素”（Banfield 1967 ： 9）。但是只有规则是两面的：它们限定
并且因此释放信任，而且同时强烈地谴责并且因此阻止信任的背叛，它们才是起
作用的。起作用的信任文化必须包括以积极的认可调动可信性的强有力的规范和
以消极的制裁阻止信任的背叛的强有力的禁忌。当信任文化是单方面的时候，完
全聚焦于规定信任，而忽视或宽恕信任的背叛，它事实上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
有高度的功能失调的后果。当天真的信任文化在反复的信任的背叛条件下受到惯
性的保护，并且使不可信性盛行的时候，它就是功能失调的。能够节省花费，挽
救损失的防犯性的警觉被放弃了。当它要求盲目的信任，禁止批评和怀疑，不许
任何对被信任者的监督或检查时，这种信任文化甚至是更加功能失调的。我们在
前面提到的独裁的统治者的情形中发现了这种信任文化，它也在由欧文。贾尼斯
（Irving Janis）所描述的被称作“群体思考综合症（group think syndrome）”
——当极端的群体内聚性导致完全的服从而禁止任何不同意见时——中被发现
（Janis 1982）。
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调的；它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信任被破坏达
到一定程度，所有的合作性事业必定倾向于失败，因为一个人能做什么或有理由
做什么依赖于他人已经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Wornock 1971：
ch。 6 ， quoted in Bok 1979 ： 307）。不信任文化限制了潜在的互动伙伴的
范围，并且阻碍互动的启动。通过这种方式，它意味着将会失去一长串可能有利
的行动机会（Hardin 1993 ： 519）。它的后果之一在关于意大利南方人的一项
经典研究中被描述为“超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 ）：“没有能力
在直系亲属之外进行共同的活动”（Banfield 1967 ： 10 ）。关于外部的社会
世界，不信任文化导致一种强迫性的、妄想狂的玩世不恭的氛围。社会生活在很
大范围内遍及阻碍人们行动的复杂焦虑、慢性的弥散的恐惧、怀疑、阴谋诡计、
忧虑和不祥的预感（Banfield 1967 ： 106）。
当不信任文化失去了任何现实的基础，并且在可信性提高和逐渐产生的达到
信任（确证、归还或回报）的愿望——只要有这种倾向——的条件下，仅仅由于
惯性才得以维持时，它才变的特别功能失调。这正是班菲尔德在意大利人的环境
中所观察到的：“现在的民族精神将倾向于使它自己延续很长时间，即使产生它
的很多环境不再以旧的方式起作用。长久确立的思考和评价的方式有它自己的生
命，独立于产生它们的特殊的条件”（Banfield 1967 ： 160）。用更一般的术
语来说，当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时，在信任的动力学中，相同的时间滞
后和不同步性已由艾森斯塔特和龙尼格注意到：“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某些至关
重要的方面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它尤其体现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上——可
能不同于信任和意义的建构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Eisenstadt 1984 ： 28
）。
虽然我们把不信任文化看作基本上是功能失调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有些环
境中，它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让我只给出这种例外情形的两个例证。第一，
在宏观的历史水平上，我们必须注意先于所有重大革命的普遍的不信任的重要性。
但是这是有限的不信任；它涉及政治权威，或阶级敌人，但它常常与各阶层的革
命者之间强烈的信任文化一块出现3。在这种意义上，有限的不信任文化是带来
社会变迁的原因。来自微观社会学的第二个例证前面已经在稍微不同的情形中讨
论过。它是在一些职业群体中出现的不信任文化，对于它的职责的正当行使是必
不可少的。海关官员、边界卫士、机场管理员、公共检察官、警官、间谍必须培
养对于他们的角色来说所必需的倾向性的怀疑意识。但是这同样是有限的不信任
指向潜在的嫌疑犯，这常常伴随着一种信任的文化，或职业群体成员之间的团体
精神。
/* 55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的道德品质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回答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信任或不信任是起作
用的或功能失调的。但是这与说信任是好的或坏的是一样的吗？判断信任和信任
文化的功能性或功能失调性，我们把社会的客观特质作为参考的要点。一个是能
动性水平，另一个是互动的强烈性和广泛性，第三个是它们的创新性、开放性和
自发性，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合作性和牢固的联结。但是这种特质存在对社会总是
好的吗？看一些相反的例子：在黑手党中有高度的能动性，很多的合作与参与，
也有热情的互动。也有很多信任或信任文化遍及在黑社会成员之中（Gambetta 1993
）。或看另一个例子：合作和信任的牢固联结当然伴随着一些种族或民族共同体的极
端沙文主义以及一些宗教团体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我们能喜欢这种信任吗？如
果不喜欢，我们如何把它从好的信任中区分出来？这个问题使我们放弃功能性的
客观标准而转向另一层次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非客观的，道德的超越性
判断。我们必须问：信任什么？以及信任谁？在此，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进来了。
信任本质上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视情况而定。“既有道德的信任关系，
也有不道德的信任关系”（Baier 1986： 232）。要确定哪一种是道德的，哪一
种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参考信任关系的网络，或渗透着信任的共同体，或信任
文化出现的广阔背景。信任不再是对于参与者，或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功能性
问题，而是对于广阔的社会系统——整个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在这种超越的水平
上，这变成了评估功能性的广阔参照框架。但是我们把广阔的社会的什么特质看
成对评估功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呢？在此不能逃避价值论的或道德的选择。没有价
值是自我证明的，或可被经验证明的。但是让我们武断地选择一个非常一般性的
选项：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和平、和谐和统一的，而不是战斗的、受冲突困扰
的和分裂的。在没有陷入选择有效性的可能的争论的情况下，我建议用它作为评
价信任的更为广泛的功能性的参照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对于社会的这种有
价值的状态。
似乎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是当信任的内部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
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广阔的社会，尤其是对它的和平、和谐和团结
的状态的维持）相一致时。这可以被称作集中于它所包含的对象的世界主义的普
遍信任。普遍信任就是对他人不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向他人敞开的，拥抱他们，
把他们组合进信任的网络。在合作性机构、委员会、工作组、任务小分队、大学，
以及类似的团体中可以发现信任的联结，在这里内部的信任帮助集体的活动，对
广阔的社会有用：提供物品、信息、服务、安逸等，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例证。
与班菲尔德的术语相反，它可以叫做“道德的家族主义”（moral familism），
它把像家庭一样的内部凝聚的群体与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类家庭出现的广阔社会用
内聚性的有益的关系连接起来。最有名的例子来自日本，当血缘关系结构和职业
结构互相结合，由共同的、包容性的信任所引导的时候，鼓励这种信任，把它变
成规范性的信任文化，对广阔的社会系统是有益的（从我们已经假设的价值论的
视角来看）。
当内部信任的功能性（对参与者和他们的最紧密的群体）和外部功能性（对
广阔社会和假设的有利状态）不一致，出现了从那个视角来看的功能失调时，相
反的情形发生了。信任假设了外界事物具有局限性的、特殊的、分裂的特征。它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分严格的界线，“我们”与他人相分离，怀疑他人，
对他人怀有敌意。有时它甚至拒绝给予他人任何道德上的权力，包括生存的权力。
这种“宗派主义团结”（Misztal 1996： 217）与班菲尔德的“不道德的家族主
义”相类似。就像他对信任所描述的，存在“最大化核心家庭短期的物质利益的
规则；假定所有的他人都会那么做……一个遵循这个规则的人只是在与家庭之外
的人的关系中是没有道德的，在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他采用对和错的标准”
（Banfield 1967 ： 83 ）。在做必要的修正后，这个描述适合其他的例子，包
括黑手党、犯罪团伙、青少年街头团伙、沙文主义种族共同体、民族主义运动、
宗教派别、足球狂热者，以及很多其它类似者。更多最新的例证可能来自中世纪
社会，它强调忠诚和荣誉并且强烈地谴责出卖和背信弃义，在那里，信任“把一
些小集团、家庭、企业、或赞助人与靠它们生活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他人
做斗争”（Silver 1985 ：5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内部的道德联系用于外部
的不道德的目的。群体渗透着强烈的但是排他的信任，一致对外。存在高度发展
的群体内信任，以及甚至发育完全的信任文化，但是同时存在强烈的群体间不信
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可能完全是群体内的事务——种族中心的、小集
团化的、制造冲突的”（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 7）。削弱这种内部的
和排他的信任文化的基础将有利于广阔的社会系统。
/* 56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替代品（1 ）
我们对信任功能的讨论已经表明——有很多例外、相对化和反例，这些都已
得到考查——信任对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他们所属的群体，以及对于广阔的社会
生活的和平、和谐与内聚的性质，具有普遍有益的影响。功能主义推理的逻辑引
导我们猜想，当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
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它相似的东西的渴求的备选的安排所填充。
这些就是信任功能的替代品（the functional substitutes）。
这种替代品以三种形态出现。第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计谋设计出来用以
应对在所有与他人的交易中因缺乏信任带来的持久的不确定性和连续的风险。
“任何一个不信任的人必须……转向功能上等价的减少复杂性的策略，为的是能
够完全限定一个在实践上有意义的环境”（Luhmann 1979： 71 ）。第二，当这
种替代的计谋在社会中变成典型并广泛扩散的时候，它就可能变成更模式化的策
略。这样，它们就提供了已经做好的帮助，替代所缺乏的信任的程序库。人们不
需要从新发明信任的替代品，信任的替代品只是模仿其他人所做的代表性的事情。
第三，典型的、广泛传播的应对信任匮乏的标准化方式可能获得规范的认可，变
成规定某种行为的准则，或甚至变成经过设计的对付信任缺失的复杂制度。问题
是某些这样的计谋、策略和制度明显是病态的。它们作为对没有实现的信任的功
能的校正性替代品而出现，它们自身对广阔的社会产生了功能失调的后果。
第一种适应性反应是宿命论（providentialism ）：从行动论（discourse
of agency ）向命定论（discourse of fate ）回归，求助于古老的“福逖娜”
（Fortuna ）（命运女神），而不是努力。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上帝、命运、
宿命——被招来作为某些不真实的确定性的支撑点。它们被想像出来处理这样的
情况，而对这些情况，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5。班菲尔德研究过意大利的蒙特
格兰诺人（Montegrano），对他们来说：“只有上帝的干预……才会制止发疯的
狂暴事件，建立片刻的秩序和可预测性，并因此为成功的努力成为可能创造条件”
（Banfield 1967 ： 108）。但是普通人只能“等待和观望”。这种“对一个人
不能控制的遥远事件的模糊的和一般性的［类似］信任的意识”（Giddens 1990
： 133）可能带来某些心理上的安慰，压抑“焦虑、担心和恐怖”，但是在社会
层面上，它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消极主义和停滞。
第二，信任的十分不正当的替代品是腐败（Elster 1989 ： 266）。由于在
社会中传播，腐败提供了一些引入歧途的秩序和可预测性，一些对混乱环境的控
制的感觉，一些操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