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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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损失”时，66％ 的人回答：“普通大众”（p。103 ）。在1991年，59％ 的人
预测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恶化（CBOS Bulletin No。 1/1992： 9）。在1993年7 月，
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负面评价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70％ 的人认为
它是糟糕的，而认为好的人只有5％（CBOS Bulletin No。 2/1994： 6）。对于波
兰人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水平，71％ —82％ 的人的评价是变坏了（CBOS Bulletin
No。 2/1994： 7）。当追问已经最终发生了的具体变化时，应答者表现了明显的
负面偏见，更多的看到改革的黑暗面。对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变化，93％ 的人选
择了犯罪的增长，89％ 的人选择了经济的欺诈，87％ 的人选择了社会经济的不平
等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57％ 的人选择了对贫困者的社会保障和关爱的减少，
62％ 的人选择了人们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的减弱（GW， June 17， 1994 ）。
普遍不信任的另一个指标是拿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过去的做比较。问及他
们自己个人的状况，53％ 的人感到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坏了（GW， June 17，
1994）。在工业城市罗兹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达到75％ （Miszalska 1996： 68
）。只有大约12％—13％ 的人明确地认为他们在1993年全年的生活条件是好的（CBOS
Bulletin No。 1/1994 ： 7）。评价其他人的状况，大约一半的应答者相信一般
来说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满意。这种令人惊奇的结果由三个独立的调
查所证实：在三个调查中，分别有52％ 、48％ 、54％ 的被调查者持上述看法（
GW， June 28， 1994 ）。当考虑他们社会的未来时，人们甚至更加悲观。只
有20％ 的人认为未来的状况将会改善，32％ 的人预期会更坏，36％ 的人希望至少
保持不变（GW， April 17 ， 1994 ）。另一个调查显示，多达64％ 的人是
悲观主义者，而只有20％ 的人是乐观主义者（CBOS Bulletin No。 1/1994： 5）。
更具体地看，涉及到整个经济状况，62％ 的人相信它将不会有所改善（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55％ 的人预期生活费用会增
加（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在人们所担心的问题表中，可以发现
对未来的不信任的一个证明：73％ 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缺少成功的期望作为他们最
担心的事情（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3 ）。
更具体地说，对公共机构和职位的不信任有很多形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不
断下降。甚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最受信任的机构之一的天主教（在1990年的一次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2。7％ 的人认为它是可以信任的，参见Marody 1996 ： 252），
似乎也受到了不信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它扮演了更多的政治角色的时候；54％
的人不赞成教会功能的这样的扩展，而70％ 的人更倾向于教会把它的活动限制在
宗教领域（GW， May 10 ， 1994 ）。
即使大众媒体更独立，并且与国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也没有变得更公正。
由于受到它们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具性角色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没有重新
获得信任。48％ 的人仍然不相信电视，40％ 的人不信任报纸（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公共的责任性机构也没有变的更公正。62％
的人相信税务机关对税务欺诈行为无能为力，只有14％ 的人认为它们在税务的征
收上是有效率的（CBOS Bulletin No。 8/1993： 26 ）；72％ 的人指责警察所起
的作用，52％ 的人对法院不满（CBOS Bulletin No。 7/1994： 72 ）。惟一的例
外是军队，它们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可信性（75％ —80％ 的人表达了一致的赞成）
10。
但是，被认为是最值得怀疑的是政治家；在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87％
的人断言政治家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位子而忽视公共利益（GW， July
11， 1994 ）；77％ 的人相信他们以权谋私（CBOS Bulletin ， October 1995
： 1）；87％ 的人相信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位子（GW， No。 159/1994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不对了，93％的人断定“政治家和官僚是有罪的”（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62 ）；48％ 的人认为公共行政机关充满了腐败，而认
为在私人商务中存在腐败的只有8％（GW， March 19 ， 1994 ）。高官的诚
实性也是令人怀疑的：49％ 的人不相信部长所发布的信息（GW， March 25 ，
1994）；60％ 的人确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或GNP 增长率数据是假造的
（CBOS Bulletin ， January 1994 ）。对政府或行政机构的基于信用的责任心
的信任程度也不高：70％ 的人相信公共官僚机构对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冤情是麻
木不仁的（GizaPoleszczuk 1991 ： 76 ）。公平和正义在公共机构中被发现
是缺失的：71％ 的人说在国有企业“干好工作并不是发财致富的方法”（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 55 ），72％ 的人相信人们晋升不是因为在工作上的成
就而是因为“关系”（GizaPoleszczuk 1991 ： 86 ）。这种看法也扩展到法
庭：79％ 的人断言，判决对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将是不同的（GizaPoleszczuk
1991： 88 ）。对警察缺乏信心被认为是具有传统的，所以安全被评价得很低：
56％ 的人尽量避免在天黑以后外出（Polityka11May 14， 1994 ），
36％ 的人在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安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CBOS Bulletin ，
November 1993 ）。对于“波兰是一个内部安全的国家吗？”的问题，67％ 的人
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声称感到安全的只有26％ （GW， March 21 ， 1994 ）。
与政治的任何联系似乎都是腐败的。就任公职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而是
正好相反。对积极的政治家的不信任是显著的。在最知名的人的声望排名中，最
顶部的三个被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人物所占据，但这与任何政治职位都没有
直接联系：反对派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 ）、红衣主教约瑟夫。
格莱姆卡（Joseph Glemp）和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兹比格涅夫。雷里嘉（Zbigniew
Religa）（GW， July 18， 1994 ）。当这个问题被以相反的方式——“谁
为波兰带来耻辱”——问的时候，三位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和莱赫。瓦文萨
（Lech Walesa ）排在顶端，加在一起共有49。7％ 的应答者选择了他们（Polityka
， July 5 ， 1994 ）。莱赫。瓦文萨的情形尤其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观
察到他就任总统后其声望的戏剧性下降：24％ 的人认为他在处理总统工作的过程
中给波兰带来了耻辱，这与他以前有魅力的和英雄式的领导身份形成了对照（
Polityka， June 25， 1994 ）。
/* 78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4 ）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人们也感觉到它的衰退。在一
次调查中，56％ 的人估计相互同情和帮助的态度明显地被破坏了（OBOP Bulletin
No。 10/1996 ： 2）。根据波兰一般的社会调查结果，人际信任的下降倾向一直
持续到1994年。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持“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观点的
人，1992年是10。1％ ，1993年是8。9％，1994年是8。3％。 而相反的观点“一个人在
与其他人交往的时候越小心越好”的支持率，1992年是87。8％ ，1993年是89。5％ ，
1994年是90。3％ （Marody 1996 ： 22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分析是单维的，这使它看起来好像是信任在整个社会中
的分布是均匀的。在现实中，这种情形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在社会的各个部门
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展示出各种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文化”。与此相似，信
任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像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专家系统、角
色、地位、个人——它们易受不信任影响的程度不同。信任的人和被信任的对象
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根据假设，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遍及不同群体的不信任在范围和强度上的多
样性将依赖于两组主要因素。第一组涉及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体系
的否定性影响的脆弱性，或反过来说对共产主义系统的相对的绝缘性。在这方面
不同的群体具有显著的差异。我们可以预期那些最倾向于受其它可以选择的文化
压力——或者是民族的或者是全球性的——影响的群体或社会类别将最不受共产
主义文化和它的犬儒主义综合症的控制。有些群体之所以相对来讲不容易受到影
响，是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职业（例如：科学家），具有自我雇用的相对独
立性（例如农民和艺术家），是对私人部门的参与（例如：店主或手艺人），具
有职业专门技术的保障（例如：临床医生或律师），以及处于同样的原因更容易
受选择性的文化产生的（culture generating）影响。有些群体对本土的传统
更敏感（例如：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渴望国家主权的人、反对外国统治的人），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地方主义、乡土观念、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和仇
恨外国人（xenophobia）。在波兰，某些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典型的携带者。其他
的一些人倾向于西方文化（例如，工作伦理、世俗主义、个人自由、公民权力），
其结果是导致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ism）、自由主义和宽容。在
波兰，这种文化综合症最经常在下列群体中被发现：专业人士群体、知识分子和
一些私营企业家，他们有技术和资源（文化的和经济的资本）以获准进入为阻抗
文化流动而存在的大门；他们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外语能力、国际联系和多余的
金钱进行文化消费和国外旅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然地比其它群
体更独立于传统主义，他们的社会化和教育都发生在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变得更弱，
更少压制性以及明显衰退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共产主义体系的“教育效果”显著
地降低了（Miszalska 1996： 81 ）。
第二组因素包括那些与当代的状况，尤其是与在新体制下的相对剥夺或它的
反面相对成功的经验相关的因素。安尼塔。米沙尔斯卡（Anita Miszalska ）提
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分裂成“平民主义和权利要求者的波兰”与“商业和资本主义
支持者的波兰”两部分的假设（Miszalska 1996： 32 ）。例如，目前最不信任
的人可能将在由于民主制度的转型失去最多——从绝对的或相对的观点来看——
的群体中被发现。看一下工人阶级的困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着失业，从绝
对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工资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随着新出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显
著的富足和商店里摆满了诱人的但价格昂贵的商品，成功的比较标准已经被定得
更高了。现在的状况也使他们常常怀念他们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有利地
位，而那时他们曾经作为反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真正力量。现在这个群体被阻止
享受胜利的果实。剥夺和随即发生的不信任的经验是特别痛苦的。或看一看农民
的情形，他们失去了在食品市场上的垄断性地位，并且面对着来自国外的更有效
率的、更便宜的竞争对手。或者看一看国家雇用的白领工人和一些艺术家与知识
分子群体，与那些受雇于新兴私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的报酬是非常低的。
另一方面，从那些收获了当前的改革利益的人那里，我们可以预期相当可观
的更多的信任。这些人包括活跃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政治精英和活跃在各种形
式的经济投机领域中的新兴的企业精英。与此相似，它还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群体，
像临床医生、律师和公证人，他们能够启动赚钱的私人业务。也有一种叫“特权
阶级”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够把得自于旧政治体制的政治资本通过个人的关系、
相当的技巧和组织能力转化成在新政治体制下个人富有的真正资本和同样高的经
济地位。感到满意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部分地违法或完全违法的经济努力中获得
成功的人：在“灰色”或“黑色”的经济领域中的居住者。他们没有理由不信任
改革，正是改革为他们的业务开启了合法的通道和其它的机会。对于知识分子和
专业人士群体来说，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没有得到提高，像言论与结社自由、审查
机构的减少、对外开放以及类似民主制度等无形的东西有充分的理由唤起他们对
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信任。最后，对于那些深深地植根于高贵的传统价值观中的人
来说，不依赖于其它的环境条件，“贵族阶级的责任”等也将预示着某种程度的
持续的信任。也许信任或不信任的比例也将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于
城市或乡村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我们转向信任的对象，他们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变
形。由于某些事件引起公众的注意，特殊化的不信任可能会出现，例如，当警察
或银行家的腐败和虐待被揭露的时候，就产生了针对他们的不信任。或更广泛的
不信任可能涉及不同的客体。他们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人们可能给予某些
拥有权力的人信任，但是却不信任整个政府机构；或相反，对民主制度的原则信
任伴随着对现在的议会的强烈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自身可能呈现出信任和不信任
的整个序列。在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人们给予军队和教会如此
之高的信任，却给予警察、官僚机构或政府那么多的不信任。1991年波兰人对公
共机构的可信性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军队、教会、廉政官员、电视、议会（下院）、
警察、国会、工会、政府（CBOS Bulletin No。 1/1991： 52 ）。与此相似，角
色和地位可能获得极端不同的信任程度，从处在顶端的大学教授、临床医生和教
师，到处在底层的警察官员、公共官员和政治家。
即使做了上面介绍的校正，对后共产主义状况的分析仍然是很不完全的；因
为缺少数据，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被忽略了。但是尽管这幅图画是尝试性的，
它仍然是非常一致的。信任似乎是非常稀缺的社会资源。“不信任文化”似乎是
深深地扎根于其中。而一旦信任的衰退达到这种文化的层次，不信任就变成有传
染性的和自我增强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一种“常态”，被接受的反应是不信任，
而所有的信任显示都被看成是轻信、天真和头脑简单的信号，并将受到奚落、嘲
笑和其它消极的评价。令人悲哀和自相矛盾的是，犬儒主义被提升为一种美德。
/* 79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1 ）
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不信任的综合症会在取得了胜利的革命之后发展出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