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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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不齐，危若累卵。某一天取书的时候不知触动了哪一本，几摞子书轰隆隆地劈头盖脸砸下来，磕破了鼻梁，险些打了眼镜。狼狈地愣了一阵，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是不是该扔一些书了？
这个念头让我有些心虚。对于读书人来说，扔书似乎大逆不道。开卷有益，书到用时方恨少，小子你扔起书来了？然而，书多不等于用得称手。五色令人目盲，许多书开始和我玩起了捉迷藏。明明记得某一本参考书呆在书架的一角，伸手去取却扑一个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书房有限，购书无穷，书房一定太小，书一定太多。守不住前门，就得打开后门。为了拯救书房，消除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必须痛下杀手——扔！
藏书家当然不爱听这些理由。然而，我是当不了藏书家的。才疏学浅，阮囊羞涩，而且性情毛糙。囫囵吞枣地读过几本书的人未必懂得藏书。书的收藏和品鉴还需要另一些功夫，例如版本知识，书肆的搜觅，如何存放和贮藏，如此等等。藏书家是一些渊博而且有耐心的人。相反，我对于任何收藏兴味索然——甚至心怀恐惧。收藏物品时常使我丧失对于自己的信任。一件重要的物品——例如银行存折，或者户籍本——拿在手里，我就开始惊慌。我有信心将这些玩意儿严严实实地藏起来，麻烦的是，几天以后我就想不起来究竟藏到了哪里。我屡屡被寻找自己藏起来的东西折磨得筋疲力尽。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与另一些书生进行藏书竞赛，我仅仅是一个使用书籍的人。用一个充满铜臭的比喻加以形容，我不是银行家而是贷款者。
我给书房订下的规矩是：如果某些书这一辈子不可能再读，那就坚决地请出山门。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严厉的施政纲领并没有给书房制造多大的震动。第一回合清除了数十本之后，后续的成绩每况愈下。我常常像一只伸长鼻子的老狗详细地搜索书架，可是，猎物越来越稀少。读过的书多半不仅可以读一次，没有读过的书又如何舍得丢弃？一些模棱两可的书在手里摩挲了半晌又塞了回去。孟尝君尚且收容一批鸡鸣狗盗之徒，安知这些书日后不会成为某一个灵感的火种？朋友的赠书是不能扔的。这些书爬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赶来助兴，读不读都是书架上的尊贵客人。贾平凹曾经在一则戏谑之作中写道，他在废品站发现自己赠给友人的一部著作。贾平凹兴冲冲地将书购回，再一次题名寄赠——我可不想在一个厚厚的信封里收到朋友的讥笑。憋足一口气在书架前巡回，总是找不到可扔的对象，这就是郁闷了。
那些倒霉的杂志就是在这个时刻撞到眼前。每一日都有各种杂志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书房里的游民。杂志很少正经地登上书架报名注册，它们任意地盘踞于茶几、沙发、写字桌脚或者橱子边缘，居无定所。这些杂志大小不一，厚薄不均，我并不苛求它们遵循统一的纪律——杂志的性格不就是杂乱无章吗？我多半会习惯地翻一下新到杂志的目录，顺手将可读的垒成一叠。时日久了，这里一叠、那里一叠不断地壮大——阅读速度永远赶不上杂志的报到数目。偶尔想翻出某一本杂志查找一篇文章，堆积如山的庞然大物总是让我倒吸一口涼气——还不如乘车上图书馆省事。
杀机是在某一个星期日上午恶狠狠地涌上心头：无书可扔的时候，为什么不拿这些杂志出一口气？动不了正规军可以先打杂牌军。清理门户，大刀阔斧，果断地扔出一捆杂志的时候，我俨然体会到一种铁血宰相的威风。然而，片刻之后，一种不安慢慢地踱上心头——这一本杂志刚刚到，要不要放两天再说？那一本杂志的装帧如此豪华，一挥手扔了是不是暴殄天物？心肠一软，我又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打算重新翻检一遍。我渐渐发现，许多杂志犹如多情的女郎，每一个告别仪式都必须缠绵再三，久拖不决。这一本瞄上几行，那一本浏览半篇，不知不觉已日薄西山，扔出去的杂志东一本西一本地又回来了大半。罢了罢了，我长叹了一声，颓然掩门而去。
大量地占有，这是满足；放手扔弃，这是潇洒。最为难堪的是黏黏糊糊的那一部分玩意儿。剪不断，理还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反复的犹豫表明的是甩不下的尴尬。可叹的是，我们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尴尬之间渐渐老去，直到那一天——被生活彻底地扔掉。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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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老人
韩少功
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褪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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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发财的感觉
孙绍振
突然收到来自国外的一封信，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发来的，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变乱，发信人的一笔款项（两千六百万美元）卡在该国中央银行里了。只要我提供一个账户，就可以把款项提出；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就属于我。算了一下，五百多万美元。凭良心说，我想像不出，这么多钱对我有什么用处，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浪费，一辈子也花不完这么大一笔钱。
绝大多数小百姓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不管是嘻嘻哈哈还是哭哭闹闹，不外是为了钱。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呢？无非是钱不够用。正是因为不够，铤而走险者有之，出卖灵魂者有之，不要脸者有之，不要命者有之。人类进化到今天，许多毛病都可能改掉，就是这一点总是改不了，那就是贪财，总是觉得钱不够。每月拿几百元下岗津贴的觉得钱不够，年薪十万的经理和教授也感到钱不够。钱不够似乎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钱不够花是一种苦恼，人生也就是一种苦恼。
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钱太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
只有一次，我从间接渠道得到消息，一个在深圳的朋友，炒股票发了一笔，大约是六十万吧。那是90年代初，在当时可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没有机会见面，因而无从直接得知，口袋里鼓着六十万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从他太太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讯息，有了那么多钱，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生活的重负一下子消失了。
这个感觉太抽象。买了件便宜东西，打赢了一场球，考了好分数，得到理想单位的录取通知，都会轻松。但是发财，那种轻松感显然与之不同。
在我周围还没有一个发过横财的大款。
一下子，这样的幸运光临到我的头上了。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只取其中足够我挥霍一辈子的就行了。钱太多，会变成坏事，小偷、劫匪不会把穷鬼作为重点目标。报纸上绑票，甚至是撕票的对象，都是钱多得用不完的财主。如果轮到我，岂不哀哉。
这么一想，钱是个坏东西。
但是，我想起了当代中国一句著名格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学校当局正在为没有钱建造教学大楼而发愁，我可以拿来送给学校，成立基金会，造最豪华的大楼，剩下的奖励穷困而好学的大学生。
和有关方面商量的结果，把一个亏本得一塌糊涂的公司放在我名下，让我当个挂名的董事长。我就以董事长的名义向对方发了传真，表示同意。
一个月内，很是顺利。对方的“总统特别偿债委员会”还给我发了几次传真，核查情况。我都依照发信人的嘱咐，一一应付了。至于交纳税金，在该国保险公司投保的费用，都由对方解决了。
眼看那五百多万美元就要入账，免不了盘算起来：
除了挽救那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还会剩下上千万的人民币。
成立基金会吧，谁来当会长呢？我来当，会不会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呢。在我给有关方面贡献了这么大一笔款子以后，德高望重的头衔放在我的头上不是名副其实吗？最迫切的是，要造一座大楼，还是造两座？在招标投标的过程中，人家贿赂我怎么办？买材料，搞安装，拿百分之三到五的回扣是公开的秘密。这可要让心灵充分设防的人负责，比如我的那些老同事，在50年代形成世界观的，至少看过革命电影《钢铁战士》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事要上下奔波，当然得给人家鞋子的补贴；为了利益，还要适当地吹牛骗人，吹牛的事，那些哥们绝对外行，一吹就露馅。还是派我门下口才好的研究生去，歪理也能吹出十八点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天下无敌。但是我的那些研究生，一个个写论文才华横溢，一到生意场面上，会不会稀里糊涂，傻不愣登，被那些奸商糊弄呢？
最可忧虑的是，到时许多人来求职，有些是亲戚，有些是朋友的孩子，还有朋友的邻居，邻居的朋友，那些人常常是缺乏竞争力，又仗着我的来头，如果把事情搞砸了，能不能追究责任，要不要和老朋友老邻居翻脸呢？
日日夜夜地思虑竟然弄得我失了眠。
起先是吃一粒安眠药，后来就变成了两粒，再后来就是三粒也不成了。想吃四粒遭到太太的反对，说是将来会弄成老年痴呆症……
就这样，一天天地形容憔悴起来。
突然想起来，我那朋友发财感觉是一身轻松，可是我却相反，相当沉重。
晚上睡不着，白天也昏昏沉沉。
正日夜烦恼，对方忽然来了传真，该国财政部要收取管理费八千五百美元，指定要从我们这里途经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到他们指定的银行户头上。
请示了有关方面，说是款项不大，可以汇出。
如果是我自己，这一笔不能说太大的钱，是亏得起的。但是，公司户头上的，毕竟是公家的钱，白丢了，良心上、名声上都不好交代。
这时，女儿比我多长个心眼，她正在学英语，深信美国人所说，“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名言，力主慎重。于是我找到了正在香港经商的学生林子坚，他说，这可能是骗子，他自己就被某国商人骗了四万港币。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正好我的一个学生当了副省长，我就求他通过我们国家在该国的商务代办，请求核实。
发个传真，并不是难事。
八天之后，回音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诈骗案。
发财当然是完蛋了，但是，我却得到了解脱，沉重感消失，失眠症也消失了。
几年以后，遇到我那位发了财的朋友，很想和他聊聊，讨论一个心理学问题，为什么他发财的感觉是一身轻松，而我发财的感觉则是沉重不堪，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倒是轻松愉快。
我本想对他说，人说，无官一身轻，我想说，无财更是一身轻。
但是，他又发了一笔新的财，没有工夫和我谈心理学问题，我话说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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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大师的眼睛
摩罗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世界上最能抓住读者眼睛的眼睛，无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卡夫卡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原谅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这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一生都害怕父亲，好像被他的父亲所压垮。其实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压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吓得喘不过气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用在卡夫卡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刘青汉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罪恶的人类“原来如此”，耶稣却知道罪恶的人类“本来如此”。这个精辟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别。可是，西方人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耶稣的结论，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发现“本来如此”的。在他意识到“本来如此”之前，也惊恐地品尝过“原来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这种发现的惊讶与恐惧。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只是他随手记录下来的噩梦，他甚至立下遗嘱让朋友把这些文字全部烧掉。他实在不喜欢他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惧与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吁请信仰的降临，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这是一双最真诚地为信仰而焦虑的眼睛。他好像决心把上帝看个清清楚楚。最后他说“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