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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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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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路边的栏杆
星竹
十九世纪初，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城市主路上，都设有较高的栏杆，以免行人穿越时造成危险。那时的栏杆都修得很高，无论是主路上的人，还是辅路上的人，都休想迈过这高高的栏杆。既然是栏杆，当然得把人拦住，如果不能拦住人，那还叫栏杆吗？因此，那时栏杆的高度也是强制性的，像一种法律，得符合条款。至今在一些老式纪录片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高大的公路栏杆。
只是渐渐地，各国市政部门都发现了一个问题，主路上常常会有抛锚的车子，那时的信息还很不发达，人们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车子抛锚后，司机为了能到辅路上去找电话，或是请人救援，就得走出主路，但高高的栏杆却挡住了他们的去处。于是，情急之中，有的司机便不得不翻越栏杆。胆小的司机就要走上几里路，找到出口。但无论是爬栏杆，还是去找出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有的司机在主路上行走时，不免会被穿梭往来的汽车撞倒，惨剧时有发生……
各国市政部门，在对公路事故的调查中发现，栏杆的围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安全作用，但同时又埋下了另一些安全隐患，有些不必要的事故反而是因为栏杆造成的。如果栏杆能矮一些，那些需要救援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栏杆也就不会再对他们构成危险。
于是，英国人首先挑头，将城市主路上的栏杆降了下来。从一米六七，降到了一米二三。那些在主路上因车子抛锚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去找救援，避免了在主路上行走的危险。虽然这种做法也同时为辅路上的人提供了翻越栏杆横穿马路的危险，但主管部门还是坚持了这一做法。
英国人的这一改革，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不少国家纷纷效仿，将城市主路上栏杆的高度降了下来。事故果然也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但还是有一些司机，总以道德来约束自己，在车子抛锚时，仍然坚持要找到栏杆的出口才肯走出主路。对于他们来说，危险依然没有缓解。
于是，又有国家带头，将栏杆的高度降到了一米以下，这样，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迈过栏杆，栏杆的“法律”作用被大大削减。你根本不必再去找什么出口，紧急时候，迈过栏杆也就行了。这样的做法，果然又保住了一些司机的生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普通的公路上设制栏杆，原来是一件利弊共存的事。在保证了一种安全后，也埋下了另一种不安全的隐患。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国家终于得出一致的科学论证，城市公路上的栏杆，只有做到行人抬脚就能迈过的高度才是正好的，事故才是最低的。正像“只有充满人性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一样。于是，栏杆被做成了更矮的栏杆：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隔离带。在城市，主路与人行道之间，只有这一两尺高的隔离带。这又是谁都可以抬脚迈过去的栏杆，已经失去了最初人们设计栏杆时的严格意义。
也正是如此低矮的栏杆，才符合了客观上的需求，既解决了互相隔离的问题，又能在危险时候，使人轻而易举地迈过去。
按说栏杆是拦截人的，但时至今日，拦截人的栏杆，已经不再一味地拦截什么了，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告诫、提醒。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与论证中，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这种“告诫”式的栏杆，才是最完美、最安全、最可靠、最人性化的，也才最符合人们设置栏杆时的最初目的。
栏杆，它到底是在拦截什么，到底是在起着一种什么作用，几个世纪的摸索与改进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它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防范，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栏杆，越来越是这样的栏杆了，虽然低矮，但却比高大的更科学，更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辨正关系。
几个世纪中，栏杆的变化，给人提供了很多启示，使人联想到方方面面和许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天下很多规定，很多章程，甚至很多制度，看似定得很严，很是道理，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未必真的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有时反而不妥。把栏杆设置得更矮一些，在今天看来，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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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不多的时光
流沙
春天里，妻子在阳台晾晒衣裳，风儿从阳台的窗外呼呼地吹来。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全家准备午餐，自来水刷刷冲着一捆儿青菜。“风这么大。”母亲在喃喃自语。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书，儿子趴在地板上，研究一辆遥控“挖土机”。
我在书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喝着一杯热茶，看着电脑屏幕，想知道这个世界昨天发生了什么新闻，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天。没有争吵，没有口角，只是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对话。
但想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我们还会有这样散淡的心情度过这样的一个春日么？
十年后，我四十了。父母亲呢？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了，儿子也十二岁了。我健康如意吗？我和妻子结婚幸福吗？我的父母还是这样没有病痛吗？
想及此处，心中隐隐地惆怅起来。
我们总会有别离，父母正在老去，自己在十年后也许满是沧桑。但现在，我却拥有一切，如果时光能停留，我愿让这一切永恒，即便以后我能荣华富贵。
饭熟了，香味四溢，是父亲从乡下背来的米。妻子已晾好了衣裳，在客厅里和儿子嬉戏。
我捧了杯热茶靠在书房的门上，目光在这些我最爱的人的脸上穿行。让这一刻停留得长些吧，我是多么的需要。
多年前，有位老领导和我促膝谈心，老领导对我说：“我从不奢望将来，只求现在一刻的好，一时的好。”他说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他说许多人总是期盼着将来会好的，把梦想寄托在明天，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此刻好，今天好，天天好，明天才能更好。
我对那句话的体悟是深刻的。所有幸福都是有来由的，它不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一种量的慢慢积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幸福岂能缺位？
现在，我知道，最幸福的时光不该是在将来，而是现在这一刻。譬如，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全家人呆在一起，只是等待母亲招呼一声：“吃饭啦。”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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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是什么让我如此出色
乔丹
带着以下这种想法进入NBA的人是少之又少：只要是全队胜利的需要可以付出任何不求回报的牺牲。大部分在想着拿分，争取更长的上场时间，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
据我观察，我所遇到的球员当中极少有我认为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我会说〃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辉煌。我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榜样，希望由此让自己成为一名在进攻和防守两方面都才华横溢的更优秀的球员。
另外一位很出色的球员要数斯科特·皮彭，他天性聪慧，对打比赛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他是勇士，任何时候都极具攻击力；他既擅长进攻，又精于防守，是场上生龙活虎的精灵。
皮彭来自闭塞落后的乡下，但他敢于同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球员相抗争。农村来的孩子可以不断学习，只是要比别人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伯德和约翰逊进队时准备好的是在某些方面教教别人，而皮彭进队时已经做好是向他人请教的准备。相信我，他不会跟别人离得太远。不知多少回，在场上我感觉自己是在同孪生兄弟一道打球，我们俩在一起打球时他所取得的进步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我们作为对手，打一场比赛，那我坚信自己比他略胜一筹——我对比赛的细微变化理解得更深刻些，但那肯定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角逐。皮彭让自己成为随时进攻别人的〃侵略者〃，每次进攻都给人们创造一次惊奇。但我和他之间存在着区别：他是只要后面有一群狼在追着自己才发动进攻，而我是任何时候任何位置（哪怕没有追逐的狼群）都会发动进攻。其实这种区别是巨大的，所带来的威力的不同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经常能够看见其他球员眼中的丝丝胆怯，尤其是在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完全把握实现事先许下的诺言之时。
这么说吧，有位球员发誓要打好第二天的比赛，但一旦比赛开始，他的第一次投篮失败时，你便可瞥见他眼睛里流露出的代表着一丝胆怯的轻微迷惘，他不是及时清醒头脑，并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会投中第二个球的！〃取而代之的是消极的念头一个又一个地聚集起来了，直至垒成一堵〃恐惧墙〃，最终再没有机会重拾斗志了。
而我，丢了一个球之后会怎样呢？我以积极的心态接受这种结果，绝不让一次失球影响整个晚上的比赛。我从不让消极的念头一点点堆积，这种时候我告诉己：〃都过去了，珍惜后面的机会！〃然后，前面丢五个球，后头我会投进10个我总是让自信贯穿比赛的始终。一个没投中，我不会担心后面的一个球可能也投不中。还没投，干嘛就担心投不中呢？！其实，这种消极的思想往往会成为所有人（不仅仅是运动员）一次失足后重振旗鼓的羁绊。
其实生活又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呢？我会努力争取每一天都能取得一点进步，我需要回顾昨天，感觉今天比昨天好就足够。一天一点进步，那一辈子该有多少的飞跃呀！
比赛当中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学会在热火朝天的氛围中让你的神经保持一分冷静。当然偶尔你的情绪也会受比赛气氛的影响，但关键是这时候你必须及时提醒自己，遏制这种消极念头的扩张蔓延。
一名伟大的球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让全场比赛始终合乎自己的节奏，而不至于整个晚上老在担心〃追赶〃不上比赛。这恐怕也是〃伟大球星〃和〃好的球员〃明显的差别之一。
我小时候总喜欢在周日里为自己的穿着修饰一番，兄弟姐妹喜欢穿工装裤，但我总是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在我看来，穿西装、打领带才算是真正的打扮。清楚记得父亲曾告诉我第一印象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在北卡罗莱纳大学时，每次外出我们都穿西服，这正合了我的意。我们一起旅行，希望给人们一种高贵、中看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每次赶去赛场之前总不惜花时间在房间里好好修饰一下自己。我希望藉此给人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并让他们知道我很在意他们对我的想法，当然，我对他们也能够尽量地表示尊重。
我想跟更年轻的球员们说的一点是：把握现在，小心不要让自己被别人设下的陷阱困住。成功会产生更高的期望值，但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里自然的演变规律。在长大成人，当上球员之前你得先了解你是谁，看看湖人队的科比·布莱恩特，他现在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科比·布莱恩特式的比赛呢？但他又怎么能知道呢？他从中学直接进入NBA——一种沉浮全凭自己的环境。他拥有很好的先天体能条件，但在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之前还必须坚实自己的基础；他可以在短期内从其他球员那儿暂时〃借来〃一些技战术，但迟早还是得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这便是为什么大学时期对一名球员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假使当初我也是从中学进入NBA的话，那我想我肯定不会成为现在的我，因为我没有了北卡莱罗纳帮助我掌握坚实的篮球基本功，在NBA里，你应付一夜又一夜的比赛还来不及，又怎能有充足的功夫练就那些队友们早已掌握的基本功呢。
那科比·布莱恩特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吗？当然可以，不过他在千方百计争取在NBA中的生存权的同时，还必须付出多得多的努力来琢磨基本功，提炼技战术，直至摸索出一套能克敌制胜的独特战术风格。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每位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的）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尤其，年轻一代的球员更应当知道，在球场外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是什么。我认为很多球员心中没数，但他们还认为知道呢。他们认为，出去看电影，上酒吧，每天晚上和不同的女人闲荡……诸如此类就是球场上最大的幸福。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总有一天你会毁了自己。
别紧张，放松些，别让生活太难。我经常跟好朋友〃老虎〃伍兹说起这些。学会以高境界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也不失为一种超脱。我认为，年轻的球员们更应学会〃为现在而生活〃，让生活自然发展，遇见困难和挫折，别纳闷，你就可以这么大能耐，不必苛求生活中原本就子乌虚有的那份〃完美〃。你还是学会体验过程，如果不知道享受获得成功的历程，那将来的成功就不会显得那般美妙了。感知今天的阳光，明日还会霞光满天。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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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竹
渡也
也只有沿着坚硬的环节
向天空
步步高升
才是你不变的志向
也只有绿
才是你一生想说的
那句话
在忠臣传里
才能读到茹冰饮雪
终于成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