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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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普氏的《在斯迈家那边》刚好出版，既然听奥迪隆说妻子日子过得闷，何不提议让她把他送给朋友们的新书，挨家逐户送上门？赛莱斯特答应了。有一段时间，她就带着有普氏亲笔签名的神圣礼物来来去去。书送完以后就为他送信。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迪隆应征入伍，赛莱斯特就全职服侍普氏。战争使朋友散失，节日、晚会、交际、晚餐都几乎没有了，一个奇特的二人世界开始了，同一屋顶下两个圣人的二人世界。
普鲁斯特来到世上，只为一部《追忆》。他以哮喘病为借口与外界隔绝，以便隐居起来写作：“我烟疗每天达七八个小时，如何接待朋友？”事实上，他只是在病发时才烟疗。在别人面前要比在赛莱斯特面前病得厉害。为数不多的社交生活，只为作品需要。当他想找人物原型或进行更详细观察时才出门；要写植物就请奥迪隆用汽车载他到郊外，坐在里面透过车窗详细观看，最后请奥氏给他截一枝带回家。他的衣着、兴趣、生活习惯都不入时，总喜欢旧东西，不喜欢变换，八年才买过一双新鞋，他的生活要与作品中的过去联系起来。战争将一切改变了，他还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他选择独身，因为“只有那些纸页于我才是重要的”。他的生活就围绕着他的著作组织。当他紧闭双眼静静地躺倒床上，他是在过去中游荡，在寻找他的逝去时光。他独自忍受疾病，不怨天尤人，也只为那本书。他惟一害怕的是在作品完成之前死去。他活得非常匆忙。
当赛莱斯特来到普氏家，他正在写《在少女们的身边》。这位二十二岁的村女一旦来到，她本人的生活就停止了，将自己完全融入到普氏的生活中，将自己变成一颗绕着他运行的卫星。普氏日夜颠倒，他说“傍晚”实际是早晨五六时，赛氏必须跟他配合，两人使用同一种特殊的日历、时钟。早晨五六时她离开他，上床睡觉之前，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打电话、写信、约见朋友、叫汽车、请理发师上门、添补日用品。如果在外边请客，还得起草客人名单，向乐斯酒店预订独立的房间……有时八九时她刚睡着，又被普氏的铃声唤醒，得马上起床，背后拖着一把长发进入他房间。他微笑着说：“啊，好一个蒙娜丽莎……亲爱的赛莱斯特……你又休息不成……我有事要找你……”所谓“有事”是马上给谁打个电话。有时是想她前来聊几句，或出于写作需要，选择原始材料时，在赛氏身上做个试验，看能够引起什么效果，该怎样写下去。有一回他把她叫来，说：“我烦死了”，因为他的稿纸所有空白都填满了，但还有许多文字要增加，临时加上纸头，怕打字员丢失。她提议在纸头首尾留下空白，她来帮他贴到适当地方。纸头长短不重要，可以叠呀！普氏很高兴：“我得救了！”这样贴上去的纸头，有的长达一米四十，折起来书稿胀鼓鼓的。
八年同一屋顶下的共同生活，他们在爱情、友情、主仆情当中游荡，产生了另一种无以名状、不可归类，却至高无上的情愫
普氏为他的著作活得忙，赛莱斯特也跟着活得忙。最后八年是普氏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从《在少女们的身边》一直写到《重视时光》。1919年《在少女们身边》获得了龚古尔奖。普氏的笔在纸页上疾驰，赛氏就跟着普氏的笔杆跑，跟着时间跑，跟着《追忆》的人物、故事、章节跑。她为普氏所做的，超出了母亲、妻子所能够做的，遑论仆人。她为他的健康操心，眼看他疲倦，睡得少，吃得少，她为此伤心：“为什么你不吃，先生？这样你怎能支撑下去？”普氏深知她的心事：“亲爱的赛莱斯特，你真是天堂，我永远谢你不尽。”但他却不曾少一点苛求，床铺要每天换，咖啡必须按一定方法泡；一旦想出门，是无时无刻的，没有谁能阻止他，汽车必须马上准备好。无论什么要求，总是十万火急，要完全如他心意。为写作环境的安静，套间墙壁铺上水松软木，窗子永远关闭，拉上窗帘，日夜只靠一盏壁灯照明，烧药物烟疗时，只靠壁炉抽烟通气。烟疗后以烧壁炉来驱散气味，夏天也不例外。床上报纸、杂志、书本一大堆，要等他出门才收拾房间，通空气，把他需要的物件放到他最方便取的地方。普氏出门，总在夜间，夜才是他的日。每当他外出，她就守候着他回来，留意着电梯的上落声音。一旦听到某种声响，马上打开门，走出大堂去接他。他从来不带钥匙。
大家知道普氏苛求，他自己也知道。赠给赛莱斯特的一张照片中，上款写“给赛莱斯特”，下款写：“她的可憎恶的暴君”。他笑着把这几个字给她看。他的侄女苏丝对赛氏说：“跟他一起过日子不太容易，对不？”回答说：“不，很容易，他的专横是白费功夫，我把它当成优点来喜爱。”她承认太爱他而不怕他。事实她对他的忠诚，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之间有着极深的爱情，也许第一次见面已经开始互相恋慕。他最初称她为“夫人”，后来直称“赛莱斯特”，那是战争爆发那一年的9月，他们一起到诺曼第的卡布尔城，入住面海的格朗酒店的时候，这是普氏每年夏天习惯住的地方。他们的房间相连，各人的床只隔着一堵墙。由于无铃可按，普氏需要她时就敲墙作信号。他们之间的长谈，就从那时候开始。一天傍晚，他牵着她的手走到走廊尽头一个大圆窗前面，居高临下让她看窗外落日。那时海面一片金光灿烂，她大为感动。普氏心醉神迷地说：“天哪，多美！”此时此刻，两颗悲喜交集的心，从生命本质的深处，发出了无声的呼唤。
赛氏为普氏操劳并不为生活；她做某些分外事情，既非她的职责，也非普氏要求，比如深夜守候他回来。一切只出于赛莱斯特本人。她从不为自己的地位费心，不觉得自己是仆人，留在他身边，只觉得舒畅，得其所以，自愿地成为他的“女囚徒”；深夜等地回来，只为小别后重新见面的开心。“咱们到小厅聊一会。”他给她叙述刚才的见闻，她趣味盎然，永远听不够，三四个钟点就这样过去。都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如果赛氏从繁琐、平庸、乏味的东西着眼，她会找到一千种失望，找到无数离开普氏的理由，但这就不是赛莱斯特。普氏于她，“永远是我第一次见面那个高贵的绅士。”这位绅士有一个奇迹，奇迹就是他的意志，意志就是他的书。为这部书，他带病熬夜，她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有否睡觉。他以生命作为代价日夜工作，在烟疗中腾云驾雾。她相信这个云雾中的上帝，永远不能丢失这个信仰，否则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而普氏也从心底喜欢这个女人，直到弥留时刻还呼唤着她的名字；他猜到她对他的心悦诚服，以某种默契来作为交换；她的美丽、精致、顺从，一开始就逃不过他的眼，他为她写过一首打油诗，开头几句是：
高挑，精细，美丽，稍微纤瘦，
时而慵懒，时而活泼，
迷倒皇孙公子和强盗。……
又有那么一回，他半真半假地说：“我要一个了解我的女人。我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要结婚就只有跟你结婚。”“啊，先生，这是个好主意！”
八年同一屋顶下的共同生活，他们在爱情、友情、主仆情当中游荡，产生了另一种无以名状、不可归类，却至高无上的情愫。两人沉醉在一场永远的初恋当中，交换着某种不可思议的默契，维系着一种奇怪的共生，成为完成《追忆》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赛莱斯特，《追忆》是否会产生，是否当真“不能继续写下去”，或者，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
1971年，普鲁斯特诞生一百周年，赛莱斯特被邀进巴黎市政府参加纪念仪式，并会见了伽利玛出版社的负责人克洛特，当年他的父亲出版过普氏的书籍。1993年4月，赛氏故乡卡努尔格村政府举行了一个赛莱斯特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仪式，把当地的图书馆命名为“赛莱斯特图书馆”，把她家当年的磨坊命名为“赛莱斯特磨坊”。
一位来自青山的秀慧朴素的女人，永远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成为文学世界的一个风景，毕竟是一个美丽而珍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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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动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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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莉
有的演讲者，上台后并不立即开口，而是先做一些动作，引起听众的注意与好奇心。等听众聚精会神之际，再配以精彩的言辞，这样，一下子就能抓住听众的心。而一些名人的演讲“动作”更是出人意料，令人拍案。
冯玉祥“搭鸟窝”
１９３８年秋天，冯玉祥将军到湖南益阳县城，向几万人发表演讲，鼓励他们抗日。冯玉祥将军出场时，只见他左手握着一株小树，将一个草编的鸟窝放在树枝的丫间，鸟窝里有几个鸟蛋。下边的人都愣了，不知他这是要干什么。这时，冯玉祥将军开口说话了，他说：“大家知道，先有国家，然后才有小家，才有个人生命的保障。我们的祖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双手保卫她，那就是起来抗日。如果不抗日……”说到这里，他手一松——树倒了、窝摔了、蛋破了。
在这里，冯玉祥将军用小树比作国家，用鸟窝比作家庭，用鸟蛋比作个人，用握着小树的那只手比作捍卫国家的人。他以实物展示，真实生动，增强了说服力。
冯骥才“脱衣服”
1985年下半年，冯骥才应邀到美国访问。一天，旧金山中国现代文化中心邀请他去演讲。演讲会即将开始时，文化中心负责人葛浩文先生向听众介绍说：“冯先生不仅是作家，而且还是画家，以前还是职业运动员。”简短介绍完毕，大厅里一片寂静，只等这位来自东方的中国作家开讲了。
只见冯骥才沉默了片刻，当着大家的面，把西服上衣脱了下来，又把领带解了下来，最后竟然把毛背心也脱了下来。略停了一会儿，冯骥才开口慢慢说道：“刚才葛先生向诸位介绍了我是职业运动员出身，这倒勾起了我的职业病。运动员临上场前都要脱衣服的，我今天要把会场当作篮球场，给诸位卖卖力气。”全场听众大笑，掌声雷动。
陶行知“喂鸡”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在武汉大学演讲。走上讲台，他不慌不忙地从箱子中拿出一只大公鸡。陶先生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只叫不吃。怎么才能让鸡吃呢？他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往鸡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生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向后退了几步，大公鸡自己就吃起米来。
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将一定会好得多！”台下一时间欢声雷动，为陶先生形象的演讲开场白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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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有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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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海昆
源于一个人的收藏
大英博物馆又称国立历史、考古、艺术及民俗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是全世界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一起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然而，如此名闻世界的的博物馆却起源于一个人的收藏，这个人就是汉斯·斯隆爵士。汉斯·斯隆1660年出生在英国奇里雷镇，19岁到伦敦学医，后来就读于法国，在医药学、植物学和解剖学等方面都有颇深造诣。他通过投资生产提炼抗疟疾特效药奎宁的原料而积累了大笔财富。
斯隆酷爱收藏。有一年在到牙买加为英国总督看病途中收集了很多动植物标本。他有钱以后，用2500英镑买下老友威廉姆·库尔腾的遗产，其中不乏自然标本、古代货币和徽章。德国医生卡姆菲尔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长崎的医官，藏品包括印章、绘画和漆器等，这些来自土耳其、波斯以及中国的文物悉数被斯隆收入囊中。此外，他还收藏了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艺术大师的素描作品。他的藏品为大英博物馆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大英博物馆的筹建始于斯隆辞世的1753年。一开始，根据斯隆的遗愿，斯隆遗产托管小组提议英王以两万英镑收购这批藏品，但国王不太情愿，英国财政部也故意拖延拨款议题。所幸，托管小组把斯隆的想法传达给了议会。议会最终同意为藏品拨款，并且用发行彩票的方法集资。那时，英国与欧洲其他地方还没有国家公共博物馆，文物和书籍一般都是王室或大学的财产。为了让斯隆的藏品能有妥善的安身之处，由41人组成的托管小组最初曾考虑过使用白金汉宫，但由于费用太高而作罢。后来托管小组以一万英镑买下位于伦敦布鲁斯伯里区的蒙太古宫作为馆舍，另用三万英镑购买政府债券，使大英博物馆在七十年内每年有大约1200英镑的利息收入，得以维持日常开支。
1759年，大英博物馆正式开馆。最初被允许进馆的人并不很多，而且必须是中产阶级以上者方可入内参观，这与斯隆〃将藏品公之于众〃的遗愿大相径庭。随着下层民众要求参观博物馆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了1805年，大英博物馆才终于对外开放。
藏品背后的罪恶
大英博物馆建成后，并没有在斯隆收藏的基础上止步不前，而是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引进自然标本、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约瑟夫·邦克斯爵士和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是博物馆早期的杰出贡献者，他们为博物馆搜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物，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斯隆藏品的不足。19世纪初，博物馆更是大手笔从法国人那里收购掠夺的埃及文物。
1798年，拿破仑率远征军入侵埃及，带去的考古学家在那里发掘了很多珍贵文物，转手卖给了在那里的英国人。英国人将这些文物交给了大英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埃及石雕、木乃伊、护身符和人形棺材等，而最有价值的要数罗塞塔石碑（因为发现于罗塞塔而得名）。这块黑色花岗岩石碑高达1。12米，表面铭刻着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记载公元前196年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颁布的法令。这些文字被英国有关部门公之于众后，法国学者商博良用了多年时间进行研究，终于破译，为一门新学科埃及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这块石碑的特殊价值，大英博物馆以前仅在1972年将其送到巴黎展览以庆祝象形文字破译150周年。但为了表示对中国这次展览的重视，大英博物馆也将这个宝物带到了首博，让中国观众一睹其真容。
大英博物馆收集东方文物的热潮是在20世纪初。当时，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地的文物被西方侵略者和文物贩子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藏有丰富的中国文物。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的〃开卷之图〃。本为清宫所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