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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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十几个炊事员。吃饭前，尚小云挨着盘儿尝菜。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从未缺过一天。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地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月亮无声自圆缺。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我会说：这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识与不识凡有请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因此，他有“尚五块”的称呼。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与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之后尚家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他的“情况反映”，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我们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叫“名利心切”？写这个秘密“奏折”的，是个标准王八蛋。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夏，北京市文化部门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一定要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整顿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9月就返回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10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手续，连户口都迁到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三只碗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1949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省委领导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
尚小云认过一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穆老太太的女儿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到了剧团，两名工宣队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哪儿，半天没动弹。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4月19日尚小云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送入太平间的路上，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但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
【魂归故里】
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方面在悼词里给他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是“中国特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继室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想起一个票友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2005年6——11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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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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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魔法师
道－琼斯
查尔斯·道的成长
查尔斯·亨利·道，1851年11月6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斯特灵的一个农场里。大概十三四岁时，他离开了农场，后来从事过20种不同的工作。虽然只上过小学，但是查尔斯·道的最大梦想却是当一名记者。
1872年，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21岁的查尔斯·道加入马萨诸塞州斯普灵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真正成为了一名记者。1875年查尔斯·道离开了斯普灵菲尔德，来到罗得岛州的普罗文顿斯，加入《普罗文顿斯晨星和晚报》报社工作。两年后，这家报社停业了。于是他就转到了《普罗文顿斯日报》。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有六英尺多高，甚至有点驼背，行为高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大学教授。在这里，查尔斯·道遇到了他未来的合作伙伴———爱德华·戴维斯·琼斯。
当时的琼斯年仅20岁，刚刚走出伍斯特专科学校的大门，即将步入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布朗大学继续深造。年轻气盛的琼斯思维活跃，有人形容其就像一匹神经紧张的烈马，脾气暴躁，却拥有闪电一样的思维。很难相信他与安静的查尔斯·道会成为朋友，但命运却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很快便成为了朋友。
起步在华尔街
1879年，查尔斯·道来到了纽约，成为克尔曼通讯社的一名记者。那时候华尔街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内战后，美国商业迅速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新时代。工业资本家们组成了庞大的联合企业以发掘和垄断国内市场。他们也把企业的股份卖给公众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可是股票价格经常被华尔街的联合投资者们控制、垄断，从而引起它的暴涨和暴跌。
查尔斯·道已经认识到，急需一个组织把更好的、可靠的财务报告，带到这个在混乱中成长的金融宇宙中。他预见到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且还预测到有一种可以衡量那些工业巨头正在做什么的方法，即把握金融市场总趋势。他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信息，也正是当时的华尔街和金融市场所缺少的。
这时，完成学业的琼斯来到他身边。他们开始着手筹划自己的公司。1882年11月，道－琼斯公司成立了，在华尔街15号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他们的股票信息服务业务。
1882年底，道…琼斯公司出版了一份只有两页的晚报。他们把华尔街的金融信息手写在劣质的纸张上，并复抄了24份，定名为《顾客晚报》。报纸迅速取得了成功。
通过对股票收盘价的研究，查尔斯·道发现可以发明一个反映市场总体走势的晴雨表，即股票平均指数。1884年7月3日，他在《顾客晚报》上首次刊登了一项包含11种股票的指数，其中包括9家铁路公司和两家汽轮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又被称作“铁路平均指数”。道…琼斯指数一经推出，就迅速被华尔街所接受。它使股票市场改变了以往的面貌，缓解了华尔街股票交易面对的迷茫困境，给人们带来一盏指路的明灯。
1889年，道－琼斯公司开始着手进行报纸的改版工作。7月8日，《华尔街日报》问世了，查尔斯·道成为第一任主编。报纸的核心内容一直都是他的具有开创性的指数。他的发明对华尔街的影响十分深刻，金融家和投机者们已经离不开这些数字了。
查尔斯·道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经过几年反复不断的研究，他总结出了众所周知的“道氏理论”，又发明了“工业平均指数”，即当时被认为投机性最强的12家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并于1896年5月26日首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从此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铁路平均指数”（现称为运输平均指数）一起刊登在每一期《华尔街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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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力任其难”筑京张
严介生
“总工”的重任怎会落到詹天佑身上
1903年底；修建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计划再次被提议事日程，由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督办，筑路资金从关内外铁路盈利中提取。尽管袁氏兼着关内铁路局的督办大臣，但铁路的财权却被英国控制着，英方发话说，想提款修筑京张铁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聘用英国人当总工程师。袁世凯只得答应。消息传出，俄国立即表示反对，京张铁路经过的地方属俄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对让英国插足。总工程师应由俄国派任。两国争执了一年多，最后达成妥协，双方都不派，让中国人自己来筑。詹天佑认为，英、俄是要看中国人的笑话，他们认定中国没人能当此路的“总工”，当了也必败无疑。正是在这种局面下，詹天佑“力任其难”，挑起这副重担。
詹天佑怎会在居庸关与金达“不期而遇”
1905年5月10日，詹天佑率领刚从山海关铁路官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