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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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心购房合同中的陷阱，以及房屋中介的埋伏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房地产商们还应改对如下的情景负责：那些已经滥拆古建的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必须道歉！物业管理出现问题，向业主道歉！烂尾楼，向全体市
民道歉！欠薪，向建筑工道歉！
教育业
曾有人以《中国教育：永不道歉，决不反思》为标题分析中国教育现状，自然，这是反话，并不是赞美。态度强硬的民办教育因为虚假广告，教学质量与高昂收费不匹配常常是消费者投诉的对象，也往往是“3·15”热点之一。然而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此。中国教育最应该反省的是罪恶深重的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不良后果，以及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等。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规定，定于2005年1月8日举行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中途退场。——他们应该向中途尿急的同学道歉！2003年河北某小学与学生家长签订的“学校对学生因上体育课造成的伤亡事故概不负责”的协议——他们应该向焦急的家长道歉！择校费、赞助费等教育乱收费——他们应该向无辜的家庭道歉！
此外，民办教育虚假广告，应该道歉！语文教育备受诟病，负责官员应该道歉！鼓吹“教育产业化”引发恶果者，相关人士应该道歉！无论大中小学，学校或老师做错事情说错话，为人师表，应该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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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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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刘若英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
无意间，在老家发现了几本相簿。翻开来，里头整齐存放着的不是照片，而是我父母亲年轻时来往的书信。我也想称它们为情书，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表达含蓄，你情我爱是不提的，更像是家书。一张张泛黄的纸张，大部分是母亲写的。内容不离生活琐事，偶有岔题的，就是盼着那当海军的舰长丈夫早日归来。这些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我两岁时，父母便离异，他们的相处方式我从来没有记忆。这些信自然成了当时点点滴滴的存证。
相互依靠的情义
母亲是韩国华侨，中文程度自然及不上父亲。于是我看到，每封母亲写的信上，都会有一个一个的红笔圈着错别字，那是父亲帮她挑出来的，然后又把信寄回给我母亲。我母亲收到后都会在被订正的字旁写上一整行对的字，就像小学生被罚写生字。因此每封母亲的信，都要这样两度易手，家书除了讲讲家中事，也是国文教材。父母俩如此不厌其烦，大约也是相互依靠的情意。及至想到他们的离异，让我不禁鼻酸。
据说他们从未吵架。我也好奇，每个人都好奇，他们从没吵过架，为何离婚？到了我自己谈恋爱，才有体会，不吵架的伴侣才是要命。父亲是一个过分幽默浪漫的人，天塌下来的事，他都可以一笑置之，以为有比他高的人先顶着。错了一个字会自行补写一行的母亲非常不一样。母亲不能说杞人忧天，但却事事要求尽善尽美。她的每一个今天，可以说都是为了明天做准备。她又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有时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据说我姐出水痘的那一天，她跑去照顾亲戚家发烧的女儿，认为这样才是周到。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死皮赖脸时，另一个可能在怀疑“他是怎么回事？”自然不能说水乳交融。
据大阿姨形容，我妈私底下对我爸，还是那一丝不茍的周到。当时爸爸的办公室离家只需要走路五分钟，他中午都会回家稍事休息。如果我妈下午需要帮我们洗澡，她会把毛巾先垫在浴缸里，再用毛巾把水龙头包起来，这样，放水的声音就不会吵到睡午觉的爸爸。但午间无聊的小孩终究会吵，我妈就只好带姐妹俩去台湾疗养院旁的公园玩一个小时，这样爸爸才能完全清静。但这种周到发挥到极致，就是两人的压力了。我爸回家进门不愿意脱鞋，对有洁癖的妈妈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她又不忍心改变丈夫的习惯，于是下班时间一到，她会沿着爸爸从门口到房间的路线铺上毛巾，以防地板弄脏。
考验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爸爸的不羁性格，让他在还很年轻时，就放下一片大好前程的海军不做，拿了十万元退役金，开了间“作家咖啡屋”。“作家咖啡屋”，顾名思义，来的不是作家就是文学爱好者，爸爸遇见了，都转身跟妈说“不能收钱”。这样的生意自然是不得善终的。但可能赔了家咖啡厅还不够快意，他接着开了家电影公司。我妈怀着我的时候，就顶着大肚子在电影街穿梭，大概自动化身为“制片”之类的。爸爸自己写了剧本，投资了几部据说很前卫的电影，叫《不敢跟你讲》，女主角是归亚蕾。一九七○年的金马奖，片中的小孩（俞健生）还因此片得了最佳童星奖。但片子上演前，因为内容涉及师生恋而被禁演，可见当时的电影检查对良善风俗的标准定得很严格。拍了部不能上映的电影，自然就不是投资，而是相当于把钱丢进水里。
这些点滴小事不见得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离异，但毕竟一步步考验着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我还是激动的
不知是生性乐观，或者因为祖父祖母还是给了我一个正常的家庭教养，我对于爸妈的分离，不能说太过在意。当然，小学一年级的母姐会，有个不识相的男同学笑我是“婆姐会”，还是被我狠狠地踹了一脚。惟一有件事，在我心里倒是称得上伤痕。有一天，爸爸的第二个老婆偷偷对我说：“其实你妈一直认为你是克星，因为你出生，她才跟你爸离婚的。”虽说这话是“后母”说出口的，按照八点档本土剧的逻辑，其斗争心机多过据实以告，但对一个幼小心灵，其震撼不可谓不深。
离开对方之后，他们各自都有其他的婚姻，这也合理，那么年轻、那么时髦的两个人，自然应该再追求幸福。只是遗憾，他们其后的姻缘也无法甜美收场。个中的微妙处不是晚辈的我可以了解，但这么多年来，我倒是没有在我爸妈口里听到他们对对方有任何恶言。甚至每一年我爸的生日到了，都是妈提醒我们的。
老家房子被国防部收回后，爸爸只得独自搬出去住。公寓我找到了，也靠近老家，环境是爸熟悉的。但对一个老男人来说，生活上的琐碎事打理起来较费周章。我打了求救电话给妈，二十分钟内，她穿着短裤，带着一堆工具，出现在我爸的新家。她戴上老花眼镜，没什么台词，动手帮我爸洗冰箱、刷地板……爸爸站在旁边，福至心灵，突然说了一句：“树兰，谢谢你。”妈头也没抬，“都是为了我女儿啊！”妈的矜持是容易理解的，但那坚持“周到”的底下，也许还有点“曾经同船渡”的情分。
那一天的傍晚我姐姐也出现了，一家四口就这么碰在一起。在我有生的记忆当中，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过。虽然来得晚了，空间也不相宜，但我还是激动的。
过后有次我爸打电话给我，问我平常送去的蔬菜色拉在哪里买的？他找遍了各个超级市场都找不到。我有点得意地说，那买不到，因为那是我妈做的爱心色拉，但我妈出国了，暂不供应！我把此事转告了妈妈，从此她做色拉都做两份。
时光倒错之感
就这样他们开始有了些交往，妈不在台湾时，爸爸会轮着搜集我的剪报。我若是出现在电视里，两人会互相通电话提醒对方收看。我出国时，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倒水，我妈会叫我爸去。回来后，我会在茶几上看到即将出国的妈留给我爸爸的字条，写着要他记得帮我开开窗，买点杂物什么的，也会看着同一张字条上我爸的字迹，记载着他何时来何时走，完成了什么……当然，我妈依然偶有错字，我爸不订正了，只是私底下跟我偷偷笑。
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是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孩子也没有怨恨，他们各自试着去爱别人，但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以前我真是个克星吗？如果是，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说，几十年过去，我已经修炼成福星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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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偷走的帽子
刘川北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母亲疯了似的。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母亲没有陪伴我走完少年的时光，就急匆匆地一个人踏上了那条不归的旅程。有时候，我总是默默地想，如果母亲在，家会是别一番景象。但，那是怎样的景象，我又想像不出来。即使想了很多，即使梦了很多，都是徒劳，只是增加一份无奈的牵念。关于母亲的往事很多，独拿出这一件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清明节，在母亲坟旁，遍插柳枝，为母亲的坟培上新土，我还不会忘记折一顶纸帽，放在祭品边侧。我知道，母亲会在天堂惦念着儿女，她看到帽子，就收到了儿女们的来信，她就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默默为儿女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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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黑柳彻子著赵玉皎译
小时候，有一次我在一瞬间突然在心里悄悄地感到“真开心啊”。那是在一个黄昏，雨哗哗地下着，但是爸爸已经结束工作回家来了，家里人都在，连牧羊犬也进了屋，灯很明亮，我和弟弟坐在饭桌旁，等着妈妈把饭做好。我心里非常安宁，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大家都在家里”。爸爸对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妈妈看着爸爸笑了，我们也笑了。我从心里感到快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近20年来，我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去了许多国家，那里的孩子们都需要帮助。
去年，在西非的利比里亚，我和曾经在内战中充当童子军的孩子们见了面。那些孩子们10岁的时候就被迫拿起枪去参加枪战，朝大人和孩子们开枪。还有很多孩子和家人失散，成为了孤儿。我还见到了许多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海湾战争结束5个月之后，我去了伊拉克。由于遭到多国部队的高精确轰炸，伊拉克全境的发电站都被破坏了。没有了电就无法净化河水，自来水管里流不出水来。巴格达的居民们甚至要到底格里斯河里去汲水，然后就直接饮用河水。但是由于城市无法进行下水道处理，厕所里的污水甚至会流到河里去，为数众多的孩子们感染了伤寒等传染病，或者不停地腹泻。综合医院什么病都治疗不了，牛奶、药品、手术用的麻醉药、预防的疫苗等都已用完。因为停电，无法进行肾脏透析，总之什么都无法进行下去。每天早晨，医院门前母亲们抱着生病的孩子排成长队，气温高达50℃。我曾经见过一个婴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脸简直像是老人的脸。本来婴儿的脸蛋和嘴唇周围都应该是胖乎乎、圆鼓鼓的，可这个孩子的脸上却满是皱纹。才刚刚3个月的婴儿，他的腿就像是木筷子一样，从大腿开始就布满皱纹。那个孩子突然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他才9个月大啊！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孩子眼睛里也完全没有小孩子的水灵劲儿，干巴巴的，仿佛是老人的眼睛。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