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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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娅请伊利莎白到家里做客，让她住在一直为自己的儿子准备的空房中。她儿子在战争中死去了，索菲娅每天要在这间空房中放上一束补赎过去的鲜花。索菲娅对伊利莎白讲了过去的事。
　　“二十多年来，我当时的拒绝一直折磨着我，夜里时常因梦见你而惊醒。我的一生都为那次说谎不安。这倒不是因为说谎本身，而是说谎的后果。你一定记得，那个裁缝来找我们出具假出生证明书时，我们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就在我们去法律事务所之前接到消息说，收养你的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当时我和丈夫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营救受纳粹迫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就不敢为你出具证明书了。我当时以天主教徒不能作伪证为理由拒绝出具证明书，本身就是说谎。说谎都是有意的，生活的偶然事件让人一生要做到不说谎很难。为了我们的秘密组织不被盖世太保破坏，我说了谎。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对你的后果。
　　“尽管当时说谎是有理由的，你的生命毕竟因为我们被拋回险境。我们后来搞清楚了，说裁缝是盖世太保的线民的消息搞错了。就算这消息是真的，我的一生也被这有理由的说谎伤害了，令我负疚终身，一生都带着它的伤痕。一个生命的受伤，经常是出于一场偶然的误会。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理由的选择是心安理得的。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的出现，说明真相，虽然这并不能释解自己的负疚。“什么是负疚？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有负疚。人尽管并不能支配生活中的各种机缘，偶然的误会造成生存裂伤，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事，但人应该以一种情感对待撞到自己身上的生存裂伤。负疚是信念性的情感，对生存裂伤感到歉疚的情感。我觉得心里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在看着自己，虽然我的上帝从来不说话，但他一直在我心里。”
　　昆德拉为了避免道德情感的政治化提出“冻结情感”的倡议。在基斯洛夫斯基的自由伦理学看来，有的道德情感是不可冻结的。
　　人义论自由伦理承认人自身就是难免的疾病，这疾病恰恰是个体有限的自由在伦理实践上的自足性的基质，使得我的身体伤痕累累，但我是无辜的，我在的身体不该承受这样的伤痕。
　　可是，谁应该为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伤痕负责？
　　既不可能追究我在身体的欠然，也不可能追究上帝。唯一值得追究的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偶然，但自然而然的偶然恰恰是无法追究的。人义论自由伦理把罪性改写成有限性后，自然在性的欠然中的恶就终有一天会被看作是人自身的自由的表达或条件。对于神义论的自由伦理来说，不可避免的伦理处境中我在身体的受伤，是我在的身体不该承负的，这伤痕是紫色的伤痕。尽管如此，罪性的欠然中的恶仍然是反自然状态中的不安、挣扎和负疚，个体人的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伊利莎白找到裁缝，他也老了。
　　伊利莎白其实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伊利莎白告诉他，自己就是他当年救过的女孩子，想对他说一句感激的话。裁缝避而不谈过去的事，只愿谈做服装，他不觉得自己有让人欠恩的权利。
　　恩是一种义，对于基督徒来说，义在上帝手中，不在人手中。自己拥有的恩不过是另一个人生命中偶在的裂伤，老裁缝不接受伊利莎白的恩情。
　　自由伦理有两种不同的品质：昆德拉在道德相对性中沉醉的晕眩伦理和基斯洛夫斯基在道德相对性中的挣扎伦理。基斯洛夫斯基把人们带入自己已经不在意了的伦理迷离处境，让人们记起自己在道德行为中的脆弱，指出“面对困境的人们”身体上的紫色伤痕，让人面对自己道德的私人理解的荒凉、贫瘠、无奈和由此产生的灵魂和身体上的病痛。
　　人义论自由伦理心安理得，神义论自由伦理“终究意难平”。
　　据昆德拉的看法，心安理得的自由尤其体现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与此相反，“终究意难平”的自由在“兴奋”的现在此刻的沉醉中看到纯粹情感可能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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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时间：20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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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秀公园的鸽子
　　杜文娟
　　离火车开动还有3个小时，不想过早地去广州火车站，只好在越秀公园内滞留。天渐渐暗了下来，公园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往鸽子飞翔的地方走去，那个地方是个湖心岛。岛与陆地之间有小木桥连接。岛上有一间小木屋，一排木条笼子，几方石条凳子。鸽子自远而近飞来，在天盘旋几周，停在小岛上，在木屋、石凳和笼子间走动徘徊。我把背包放在石凳上，安静地看鸽子。一个男人从木屋里走出来，边打扫院落边说：天已经黑了，不接待客人了。
　　我说：我想在这儿待一会，过一阵就走。
　　男人望了我一眼，继续手中的活计。我问：鸽子咋都在地上走，飞累了吗？
　　男人说：鸽子跟人一样，天亮飞出去，天一黑就归笼。
　　我把背包带子捏了捏，心想大概是该走的时候了。男人大概看见了我的动作，笑着说：想喂鸽子吗？
　　我问：鸽食多少钱一包？男人说：10块，你嘛，不要钱。我惊奇地问：为什么？男人说：因为你是北方人，我也是北方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北方人？
　　男人说：广州已经很靠南了，只有北方人才喜欢到广州来。
　　这一回轮上我发笑了。他说你自己到货架上取，取多少都行。我真的取了两包，撒在地上，鸽子咕咕叽叽从别处走来，相簇相拥地啄食。男人说：你把两只手伸直，鸽子就会飞到你身上。
　　我把鸽食放在手心，伸展两臂，鸽子就从地上、天上、木屋上飞到我的手掌、肩膀、头顶。鸽子是白色的，洁白如玉的那种白。鸽子轻盈极了，扇动着翅膀，扑棱棱飞来又飞走，飞走又飞来，我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舞动的、飘悠着的物体，跟西方油画上的天使一样。我在飞翔，在黑暗中飞翔，扇动着长长的、白色的翅膀。我在广州的某个湖心岛放飞心声，在遥远的南国夜色中自由舞蹈。我有了笑声，轻松极了，舒畅极了。我被自己的笑声惊得漫天飞舞，一只鸽子被我惊得滚落到地上。男人在一旁咯咯地笑。他说：你看那只鸽子，去年死了伴儿，总是独来独往，从来不让别的鸽子踩它舶停
　　我问：鸽子还这么讲文明？
　　当然。鸽子比人重感情。一只鸽子一生只有一个伴儿，如果对方死了，另一只就一直守寡。男人很认真地说道。
　　我说：怎么会呢？鸽子还守寡？这个词挺新鲜！
　　不新鲜！对于现在的人可能新鲜，对于其它生命一点都不新鲜。鸽子跟很多生灵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世界上很多生命比人类伟大……
　　我不知所措，停了飞翔，向他道别。男人说：公园大门早关了，那边墙跟有个小门，我送你出去。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淡淡地说：走吧！
　　随他出了树阴环抱的小门，站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才舒缓开来。我说了声“谢谢”。
　　他说：不用谢，刚才我说了谎，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北方人，只是知道你很孤单。
　　我“哦”了一声，努力地抑制着泪腺，不使眼泪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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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
　　萨基
　　诺曼·格茨比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背靠一块栽有灌木的狭长草地，草地被公园的栏杆包围着。隔着宽阔的马车道，对面是伦敦海德公园的跑马场。紧靠他右边，海德公园的演讲角那边传来嘈杂的车马声。这是一个三月初的傍晚，大约六点半左右的光景，在月光和众多街灯的照耀下，浓重而柔和的暮色笼罩了一切。马路以及人行道上空无一人，然而黯淡的光线底下却有许多不起眼的身影在悄悄地活动，或者三三两两地坐在长凳和椅子上，简直难以将他们从周围的暗处分辨出来。
　　这一情景让格茨比心旷神怡，也颇符合他此时的心境。在他心目中，黄昏是失意者的时刻。那些经历了奋斗和失败的男男女女们，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纷纷出来活动。他们尽可能掩饰自己没落的命运和破灭的希望，以躲避好奇者的详细探究。他们衣衫褴褛，双肩佝偻，神色黯然，而这个时刻不会有人注意他们，至少不会被人认出来。
　　亡国之君必将遭遇奇异目光，心痛的滋味如此苦涩。
　　那些徘徊在暮色中的人们不愿受到奇异目光的注视，因此才在这蝙蝠活动的时刻出得门来，在游乐园的正当游客散尽之后前来寻找一点可怜的乐子。在由灌木和栅栏形成的屏障那边，是另一个亮如白昼、车水马龙的世界。黄昏中的万家灯火几乎驱散了夜幕，照亮了那些另一些人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在人生的搏斗中站稳了脚跟，至少还没到承认失败的那一刻。在这空荡荡的路边，格茨比坐在长凳上不禁浮想联翩。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把自己也归入失意者的行列。其实格茨比并无衣食之虞；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信步走到那些灯火通明、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在那些享受荣华富贵以及为之而彼此倾轧的人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他的抱负更为微妙，但是他失败了。此刻他感到伤心和幻灭，便带着嘲弄的心情观察起那些同他一样，在街灯照射不到的阴暗处徘徊的人们，将他们分门别类以便从中得些乐趣。
　　在他身边，有位老人和他坐在同一条长凳上。这位老人身上有一种已趋消沉的桀骜不逊的气质，这种气质恐怕已只是一个不再对任何人或事构成挑战的人身上一点自尊的残余而已。他的衣服很难说得上寒酸，至少在昏暗的灯光下还过得去，但没有人能想象这套装束的主人会为了一盒巧克力而破费两先令六便士或是花上九个便士给自己的纽扣别上一枝康乃馨。他毫无疑问属于那被人遗弃的乐队成员，没有人和着他们的演奏翩翩起舞；他是世界上最悲痛的人之一，但却不能引来别人的一掬同情之泪。老人站起身来准备离去，格茨比猜想在他要回去的那个家里他一定备受冷落且毫无地位；或许在他所寄居的凄凉公寓里，别人对他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他是否有能力付清每周的房租上吧。老人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他坐过的地方几乎立即就被一个年轻人占领了，这个年轻人衣着光鲜但是神色却一点也不比先前坐在这里的人快活。仿佛要强调全世界都对他不公似的，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一坐到凳子上就气鼓鼓地吐出一句骂人话。
　　“您看来心情不大好啊，”格茨比说，心想他一定是想让自己注意到他所表露出来的情绪。
　　年轻人转过身来，换了一种使人消除戒备心理的坦率神情，但却立刻使他警觉了起来。
　　“您如果处于我的窘境心情也好不了的，”他说，“我干了有生以来最傻的一件事情。”
　　“是吗？”格茨比不动声色地问。
　　“我今天下午到伦敦，本来打算住在伯克夏广场的巴塔哥尼亚旅馆，”年轻人继续说道，“但等我赶到那儿发现这家旅馆已经在数周以前拆除了，取而代之是一家拔地而起的剧院。在出租车司机的推荐下，我去了稍远一点的另外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后我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地址，然后出门去买香皂——我离家时忘了带香皂而我又讨厌用旅馆的。我上街逛了一圈，去酒吧喝了一杯酒又逛了商店，但是等我准备回旅馆时却突然意识到我把旅馆的名字给忘了，甚至连旅馆在哪条街上也想不起来了。对于一个在伦敦举目无亲的人来说这可真是倒霉透了！当然我可以拍电报给家里人问地址，但是他们要到明天才能收到我的信；可现在我已经身无分文了，我出门时只带了一先令，都花在买香皂和喝酒上了。如今我到处游荡，口袋里只剩下两便士，晚上只怕是无处可去了。”
　　年轻人的故事说完后出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沉寂。“我猜您认为我讲的这段话是天方夜谭吧，”过了一会儿年轻人说，语气里有股怨气。
　　“并非完全不可能，”格茨比深思熟虑地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那次我们一共两个人，所以这事就更离奇了。所幸我们想起来旅馆是好象是在一条运河附近，于是我们一找到运河，就顺路回到了旅馆。”
　　年轻人听了格茨比的回忆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在国外城市我就不担心了，”他说，“可以去找自己国家的领事馆以获取必要的帮助嘛。可是在自己的国家碰到这种难题就根本不会有人搭理你啦。除非找到某个有身份的人能够相信我的遭遇并且愿意借我点钱，今晚我看来就只好在河堤上过夜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您觉得我的故事并非完全荒诞不经。”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仿佛是要表明他对格茨比并不缺乏这种必要身份的期待。
　　“当然，”格茨比缓缓地说，“您这个故事的破绽在于您拿不出那块香皂。”
　　年轻人急忙往前倾了倾身子，忙乱地在外套的口袋里搜寻着，然后跳了起来。
　　“我一定是把它给丢了，”他恼怒地喃喃自语。
　　“在一个下午接连丢失旅馆和香皂，您的粗心可就有点存心的味道啦，”格茨比说，年轻人还没等他说完这句话就一阵风似地沿着小路走了，头昂得高高的，但那自信里显出几分疲倦。
　　“真可惜，”格茨比思忖着，“在整个故事中出去买香皂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情节，但偏偏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栽了跟头。如果他有先见之明预先准备好这块香皂，考究地包装成药店里卖的那样，他本可以成为他这一行当里的天才的。这一行当的天才毫无疑问都具备事先策划好一切的无限本领。”
　　格茨比这么想着站起身来准备走了，突然他发出一声急切的叫喊。长凳旁的地上有一小包椭圆形的东西，考究地包装成药店里卖的那样。显然这就是那块香皂，一定是年轻人一屁股坐下时从他外套口袋里掉出来的。格茨比立刻沿着暮色笼罩的小路疾步追了下去，焦急地寻找着那位身穿浅色外套的年轻人。就在他几乎就要放弃寻找时，他一眼看到自己要追踪的目标正犹豫不决地站在马车道的边上，显然打不定主意究竟是穿过海德公园呢还是朝骑士桥熙熙攘攘的人行道走去。年轻人一发现格茨比在向他打招呼，脸上带着一种自卫的敌意神情猛地转过身来。
　　“证明您那段遭遇的真实性的重要证人找到了，”格茨比一边说一边递过香皂。“它一定是你坐下时从外套口袋里滑出来的，是您走后我在地上看到的。您一定得原谅我对您的怀疑，但是当时一切外在迹象都对您大大的不利。现在既然有了香皂的证明，我想我应该服从它的判决。如果一枚价值一磅的金币能对您小有帮助……”
　　年轻人收下金币，顿时疑虑尽消。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格茨比接着说，“这星期的任何一天还钱都行，这是您的香皂——别再丢了，它是您的好朋友。”
　　“幸亏您找到了它，”年轻人说，接着声音有些呜咽地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