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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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格茨比接着说，“这星期的任何一天还钱都行，这是您的香皂——别再丢了，它是您的好朋友。”
“幸亏您找到了它，”年轻人说，接着声音有些呜咽地脱口而出几句感谢的话，随后急忙朝骑士桥的方向匆匆跑去。
“可怜的孩子，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格茨比自言自语道。“这也难怪，这样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也太突然了。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不该自作聪明就擅下判断。”
当格茨比移步返回，路过那一出活剧上演的长凳时，他看到一位老人正在凳子底下四处张望，捅来捅去。他认出这就是先前坐在他身边的那位老先生。
“先生，您丢东西了吗？”他问。
“是的，先生，一块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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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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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
泰戈尔
她名叫卡梅腊。
我是在她的练习本上看见她的芳名的。
那天她带着弟弟乘电车前往学院。我坐在她后面的凳子上，欣赏她的披肩秀发和柔美的面部线条。她胸前抱着教科书和练习本。
我在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下车。
此后，我制定了出门的时刻表。这与我上班的时间毫不相关，而与她上学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经常相遇。
我想，虽然我与她互不相识，但至少是彼此的旅伴了。
她周身放射着智慧之光，黑发从秀额往后拢着，眼里闪着纯朴的光泽。
我暗暗抱怨，为什么不发生事故，使我在救助中显示我的人生价值呢？例如街上发生骚乱，或者哪个恶棍为非作歹。
这种事如今不是经常发生吗？
我的命运像一潭浊水，收纳不到可歌可泣的壮举。平淡的日子似聒噪的青蛙，既请不到凶残的鲨鱼，鳄鱼，也请不来雍容的天鹅。
有一天电车上特别拥挤。
卡梅腊身旁坐着一位讲一句孟加拉语夹杂半句英语的年轻人。我恨不得猛地揭掉他的帽子，抓住他的肩膀往车下扔。
可一时找不到借口，手痒痒得要命。
这时他抽起了一支很粗的雪茄烟。
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命令道：“扔掉雪茄烟！”
他装作没听见，照样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他口衔的雪茄，掷到窗外，紧握双拳怒视着他。他一声不吭，一步跳下了车。
他也许认识我。我在足球场上因进攻凶猛而小有名气。
姑娘的脸煞地红了。她低头佯装看书，手索索发抖，对我这位嫉恶如仇的英雄竟不屑一顾。
g同车有正义感的职员齐声称赞：“先生，你做得对！”
不一会儿，姑娘提前下车，改乘出租汽车走了。
以后接连两天我没有遇见她。
第三天我看见她乘黄包车上学，立刻省悟我鲁莽地做了件错事。姑娘自己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我插手。我暗自悲叹我的命运确是一潭浊水，英雄行为的回忆像牛蛙呱叫，在头颅里对我尖酸地嘲讽。
我决意纠正我的错误。
不久，我获悉她一家去大吉岭避暑。
今年，我也迫切需要换换空气。
她家的别墅名为“摩迪亚”，座落在距山道不远的茂密的树林里。皓皑雪峰遥遥在望。
我赶到那里才知道她一家人不来了。
我正打算踏上归途时，与崇拜我的球迷摩汉拉尔不期邂逅。他是个瘦高个儿，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眼镜，孱弱的消化器官在大吉岭的新鲜空气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他对我说：hv0Py8｛8C
“我妹妹泰努卡祈望见您一面。”
泰努卡像个影子，身材单薄到了无法再单薄的程度，学习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饮食的兴趣，对我这位足球名将怀有不可思议的敬慕。她以为我同意和她谈天说地体现了我对她别有意味的关切。
唉，命运的捉弄！
在我下山前两天，泰努卡含蓄地对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一盆使你时时想念我们的花。”
胡闹！我以沉默表示厌烦。
“这是珍贵的植物，”泰努卡说，“在恒河平原上精心培育才能成活。”
“什么名字？”
“山茶花。”
我心头一震，与山茶花语音相近的一个名字，闪电般掠过我昏暗的心空。我含笑喃喃自语：“山茶花，不容易获得她的心。”
我不晓得泰努卡明白了此话是什么含义。她突然两颊绯红，兴奋得全身微微发颤。
我携带这盆花上路了。
上了火车，我发觉安顿这位“旅伴”不是件容易事，我把它藏在双人包厢的盥洗间里。
这趟旅行到此结束。
以后几个月的琐事恕不赘述。
在祭神节的假期里，闹剧的帷幕在绍塔尔族聚居区重新拉开。这是偏僻的山区，我不想说出地名。换空气的阔佬从不光顾此地。
卡梅腊的舅舅是铁路工程师，家安在婆罗树影遮护的“松鼠的村庄”里，从那儿望得见天边的青山。附近的沙砾地里淙淙流淌清泉，帕拉斯树枝上结了野蚕茧，哈尔达基树底下，赤裸的绍塔尔族牧童骑在水牛背上。
这里没有旅馆。我在河边搭了顶帐篷。除了那盆山茶花，没有别的旅伴。
卡梅腊是和母亲一起来的。
太阳升起之前，她撑着花伞，沐浴着凉爽的晨风，在娑罗树林里散步，野花竞相吻她的纤足，竟未引起她的注意。她有时涉过浅清的小河，到对岸树底下看书。
她不理睬我，由此我断定她认出我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小河边野餐，我多么想走过去说，“需要我为你们效劳吗？我会汲水、打柴，附近树林里兴许还能弄来一只温和的狗熊哩。”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英国绸衬衫，坐在卡梅腊身旁，伸直腿抽哈瓦那雪茄。卡梅腊心不在焉地揉碎了一朵蔷薇。旁边放着一本英国文学月刊。
我如梦初醒，在这巴尔格那幽静的河谷，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是不堪容忍的多余的人。我应该知趣地离开，然而，暂时不能走。我得耐心地住几天，等山茶花开了，派人送过去，才算了却一桩心事。
我白天打猎，傍晚回来给山茶花浇水，静观花苞的变化。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大声叫为我弄柴火的绍塔尔族姑娘进帐篷，我要借她的手，送去用娑罗树叶包的山茶花。
我在帐篷里读一本侦探小说。等待着。
外面传来甜蜜的声音：“先生，叫我干什么？”
我走出帐篷，一眼看见山茶花夹在她的耳朵上，她黝黑的脸闪着欣喜的光彩。
“叫我干什么？”她又问。
“我想看你一眼戴花的模样。”说罢我动身返回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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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飘在空中
江飞
很长时间了，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这么一句生动莫名的话，仿佛一条顽固而狡黠的鱼，时不时地钻出水面，似是引诱，又像是提醒，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真相：曾经或者将来，鱼，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的鱼，是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的那一条吗？从水里直接飞升到空中，再在空中完成难度高超的自由转体，像一只灵巧异常的风筝。我曾见过无数的风筝，挂在十月的高压线上，它们在春天里逃跑未遂。我也曾见过无数的鱼，它们都能侥幸地从鱼网和我们的口中逃脱吗？更多的恐怕是成为鱼缸里供我们欣赏的活物，或是填了我们胃的狭小的一角了吧。我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过死去的它们：
鱼死在水里，肚皮朝上。
我从湖边经过，从它的身旁经过，它曾经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鱼，现在却是一具尸体。幸运的是，它最终死在水的怀里，水是鱼的情人，它应该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这条鱼，是否从不远的老家游来，从母亲的竹篮里逃脱，选择这里死去。
我准确地向它扔了一颗石子。
石子很快沉了下去，浮起来的却是长久的思念。我想起跟鱼关系最密切的我的母亲。她在乡下日复一日地卖鱼。她对鱼充满感情。她的鱼从不轻易死去。
我能感受到的每个相似的冬天，都渗透着刺骨的寒意，和阵阵逶迤而来的鱼腥的气息。昏暗中的清晨，最先看见的是已坐起身的母亲，而在她看不见的几十里之外的养鱼场里，无数条鱼也在整装待发了。母亲把手伸进冰冷的水里，整个冬天便因此而奠定寒冷的基调。
母亲的鱼一个挨一个的匍匐在地上，母亲也就蹲在鱼的身旁。蹲得久了，母亲就随意地抬起头来，看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只是随意地看。街道实在是太小了，跟大城市没法比。母亲是去过首都北京的，人多得就像整筐整筐的鱼。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敢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有一次，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把她关在一间封闭的小房间里，手被铐在固定的桌脚上。夜深了，他们都去吃夜宵，，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抚摩着被踢打过的青肿的脚踝，坐在地上，坐在黑漆漆的夜里，捱着饿。就这样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把她放了。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后来，母亲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也总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在天黑之前去了一趟菜地，顺便割了点韭菜而已。就在今年七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陌生的胡同街头，首先想到的便是若干年前我的母亲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我痴痴地立在那里，想象着母亲那谨慎卑微的笑脸，直想哭。
母亲拿起塑料瓶，不时地给鱼洒点水。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浙江义乌的深夜好像也只有这么少的人。那一年，母亲跟老家的一对夫妇到那里打工，洗盘子，洗碗，洗菜，收拾里外。最让母亲难受的，是连续地熬夜。她们必须等，一直等那些从酒吧舞厅里散场的人，到她们那里吃点馄饨、水饺。母亲那时已经有四十多了。她的脚和胳膊都浮肿了。母亲累到极点的时候，就想家里的男人，想两个儿子，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偷偷地哭。坚持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还是回来了。转来转去，还是卖鱼好啊，一回来，母亲就对父亲说。
在外奔波多年之后，母亲又重操旧业了，仿佛是一条漏网之鱼，在城市的大江大海中艰难游渡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乡村的小河小溪里。有时候，我喜欢胡思乱想，常常在心里完成这样的自问自答：为什么母亲的鱼从不会轻易死去？那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鱼，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有一天从市里回来，远远的望见鱼市上的母亲，蹲在那里，就像是一条失去光泽的鱼。我能料想到母亲会继续这样的与鱼为伴的生活，却无法预料，是否有一天，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像一尾柔软的鱼，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
波纹层起，水藻繁盛，白色的鱼浮在其间若隐若现，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提起一条又一条鱼来。只是那一夜的梦里，风很大，鱼儿很小。咬在鱼钩上的轻飘飘的小鱼，我散乱的衣裳，塘埂上齐膝的野草，以及来寻我回家的母亲的发梢，都一起飘向我身后倾斜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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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长袍与特权
李开周
中世纪末期，爱德华四世登上王位，做了英格兰的国王。那时候的英格兰，手工业发达，海外贸易火爆，王室的舰队护卫着无数商船，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企业。
有传记作家说，爱德华四世有企业家的天分。如果把爱德华当成企业家，他的客户可以分为两类：他在贵族的扶持下登上王位，贵族是第一类客户；他的王室和国家财政靠着平民纳税支持，平民是第二类客户。不过在爱德华看来，贵族比平民更重要，所以贵族是VIP（非常重要的）客户，平民只是普通客户。
不同的客户自然有不同的待遇，爱德华通过议院下达专门文件，明确过客户的待遇问题，他说：“非勋爵（男爵以下的低级爵位）的骑士以及平民，禁止穿长袍和大氅；勋爵以及勋爵以上的其他绅士则不受此限制。”（《中世纪生活习俗史》）
这个规定大有深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穿衣服以长大为尊贵，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所有人都把袍子往长里做，到最后，大家的袍子都拖着地，除了身高上的天然差异，衣服都是平起平坐，潦倒如乞丐，其袍子也会跟王室贵族一样长，这就使贵族们得不到应有的快感。爱德华禁止了平民穿长袍大氅，立马就显出贵族的鹤立鸡群来，他们长衣飘飘傲然四顾，周围都是短衣襟小打扮，那种满足感，跟坐在贵宾室里呷着咖啡看别人排队没什么两样。
爱德华上述规定是对贵族的优待，却害苦了非贵族。要知道，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还没有裤裆，所谓裤子只是吊在腰带上的两条裤筒子，隐私部位还透着风，是需要套一件长袍作掩护的。爱德华一个文件下去，平民的袍子被扒走了，只能以短衫罩住，不免走光，于是纷纷抗议。据此可以认为，爱德华为了优先照顾VIP客户，伤害了普通客户的权益。
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VIP客户都是应该优待的，并且，对VIP客户的每一分优待，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就像爱德华，他招呼好了贵族群体，人家会不遗余力地团结在他的王位周围。
但是爱德华招呼贵族的同时，伤害了同是客户的平民，这说明他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高明的企业家总是懂得，不能让VIP客户占用普通客户的资源。同是中世纪的君主，爱德华三世就比他高明，人家也下过文件，规定只让贵族佩剑而不许平民佩，贵族爽了，平民也没觉得受伤害。
道理很简单，佩剑那一套平民根本用不着，它不像袍子是遮羞的必需品。再说了，作为VIP的奖赏，中世纪的佩剑不许开刃，只有心理安慰意义，若论起防身来，板砖比它更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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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科学
李国文
日常生活里，有许多科学道理。谈到做人，有些时候，也是要合乎科学才行。所以说，科学不光是科学家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譬如，热胀冷缩，这条最简单的科学道理，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热胀冷缩，金属物表现得更明显些，因此有膨胀系数这一说。我们乘火车时，为什么那车轮总是不停地哐当哐当地响呢，就是因为考虑到钢轨的胀缩，所以在接缝处，要预留下一定宽度的缝隙。其实，焊接技术发展到今天，要做到钢轨相接处绝对的严丝合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真的如此做了的话，钢轨到了夏天膨胀，到了冬天收缩，那火车可就要出事故了。
非金属物也有膨胀系数，轮船运输散装货物，例如粮食，是绝对不可以将舱满载的；不是有过这样的例子嘛，一条海轮，船舱里装的是大豆，由于漏水，每个豆子膨胀出来的体积，变成原来的三倍。于是，挺厚的船板，吃不住劲，崩断裂了，结果，这条船就沉没在大海里了。
再其次，我们都喝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