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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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
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就很花心思，在经济上乃至其他一些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袁给人的特别费数额有大有小，多则一次数十万元，少则一、二万，或安置一个闲职，每月送数百到一千不等。常领取大数的人中不仅有前清重臣，有冯国璋之类自己人，也有收买过来的蓝天蔚、王芝祥等外人。乃至一些军费都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拨付。
连外国人，袁世凯也想以同样的法门对待，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进京，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当时住在上海，袁世凯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他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请其速来北京，想不到宫崎竟如此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足下之北上，弟也不同意。”
报纸公布北洋政府授予胡适“三等嘉禾章”，胡适发表启事说：“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武昌枪响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独自在汉口创办《大汉报》，自编自写自校，有时候甚至不惜编造新闻，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日发行一万七千份，最高时达2万份。影响之大，出乎人们的想像，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胡石庵也是功臣。
1913年春天，袁世凯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章，不料竟遭到这位“书生本色”的报人拒绝，胡在复电中断然表示不愿与袁所加赏的——“马贼”、“流寇”、“奸商”、“贪吏”、“反对共和之巨奸”、“痛杀民军之凶徒”、“焚烧汉口之元凶”为伍。胡石庵退回勋章同时附诗一首：
三户亡秦愿己空，战场荒草漬残红。
郑蛇內外成虛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橫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这首诗后来还刊登在《大汉报》上。
1912年“双十”节，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勋章、授勋令与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授予黄兴“勋一位”，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黄兴再次坚决拒绝了。
章太炎曾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勋二位”。鲁迅晚年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其中有几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申报》当时（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发出一批勋位，北大教授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报》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
“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曹聚仁见到他父亲敬若神明的汤寿潜，土布短褂，一顶箬帽，一双蒲鞋，一把纸伞，
看上去“十足的庄稼人”，却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个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摸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就是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债务缠身，很需要钱，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汤寿潜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他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留下的告戒就是不要为官。
袁世凯召集报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诗：
筹安会里互争先，记者称臣古未传。
佐命即无功不世，大名千古有佳联。
诗中说的人叫薛大可，民国初年主办过“袁记”的《亚细亚报》，他上书袁世凯，自称“记者臣某”，为世人所笑。除了他，当时新闻界更有臭名昭著的“三小人”：康士铎、乌泽声和汪健斋。时人评论，“三小人之性质长调，颇有差异。汪雄而康卑，乌则顽懦，若无甚感觉者也。”他们以“三小人”名于一时，风头几乎盖过了“记者臣某”薛大可，当然各有他们的特别之处。康士铎主持《民视报》，汪健斋主持《京津时报》，乌泽声主持《国华报》（袁死后改名《每日新报》，后来再改名《新民》），都是典型的无态度、无主张，看谁得势就捧谁，谁失败就骂谁。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御用的参政会议员，坐马车，带姨太太，威风八面。三个人挨骂的气魄各不相下，虐待编辑、记者的法子也没什么不同。所以被新闻界合称为“三小人”。
“三小人”当中，康士铎素有笑里藏刀之名。每当酒酣耳热，你就是骂他九族，他也是面带笑容，没有怒色，然而，等到席终人散，他的陷阱算计也就安排妥当了。乌泽声本事最弱，但他在民初坐马车达六、七年之久，政治气候怎么变，他就怎么变，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即可。“筹安会”出笼，帝制论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许多旨意都是通过“筹安会”转达给报界，《国华报》、《民视报》无不以鲜艳醒目的色彩大肆渲染，“今上”、“圣躬”、“我大皇帝”、“万岁无疆”等名词布满了两报的版面，大有独领风气之势。两报发表的论文《帝国治安策》、《君宪精华》以及《国贼蔡锷小史》、《圣武南征记》等新闻，尤其是他们的“创格”，博得了短命的洪宪王朝“准元勋报”的美称。
袁称帝之日，召集各界代表进新华宫赐酒，以“新闻界代表”自命的八人中就包括了“三小人”之内。袁氏用一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喝酒完毕，他们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只有汪健斋一人四呼万岁。出宫之后，康士铎、乌泽声等都骂他有失礼仪。
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赫然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蒋作宾、蒋方震等12个将军签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
1915年冬天，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感叹“纵虎出柙”，言词之间大有悔意。
此前，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连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现了。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大计，和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并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告诉黄兴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却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风月场，以示颓唐，而且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要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还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墨迹犹新的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