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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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蔡锷与小凤仙的传奇流传至今，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中有“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诗句，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更是把这段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相文的《小凤仙传》、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哈汉章的《春藕笔录》，以及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等野史、笔记无不众口一词，说蔡锷得到小凤仙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离京，成就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事业。
其实，小凤仙“相貌不过中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算不上漂亮，却是个通文墨、有个性的妓女，因为与蔡锷的一段关系，她在后来的野史中就成了“侠妓”，进而成为戏曲、电影的主角。蔡锷的儿子蔡端说，蔡锷到“云吉班”泡小凤仙的事当时并没有对家人保密。蔡锷天性敦笃，重情谊，小凤仙的插曲没有影响他与妻子的感情。护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不断地给第二个妻子潘蕙英写家书，仅保存下来的就有十来封。1916年1月31日，他在一天之内连写了两封信，其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信刚刚发出，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生了个男孩，母子平安，十分欣慰，又马上给妻子写信，要她保重身体，并给儿子取名“永宁”，可见夫妻情深。
一代英豪蔡锷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英年早逝，举国上下无不感到悲伤，小凤仙也是痛不欲生。据说，在北京的蔡锷追悼会上，她曾亲往祭奠，并送去了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零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如此工整、有文采的对联显然不是出自粗通文墨的小凤仙手笔，大概是他人代笔的。在蔡锷病逝后不久，当时报纸上曾盛传小凤仙自杀，要以身殉情。1916年11月30日《长沙日报》就载有一篇《警署传询小凤仙》的报道，说警察为此特别传询了小凤仙，她则回答“儿与蔡先生感情殊笃，比闻其死，不胜悲痛。”警察说生命至重，不可轻生。她的回答是：“个人之事，可不必管。”京剧大师梅兰芳秘书许姬传的“七十年见闻录”中，有小凤仙后来的下落。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传达室收到小凤仙的信，三十四年前，他们在一次聚餐时曾有过一面之缘。年过半百的小凤仙此时已改名张洗非，在一户人家做保姆（随后，在梅的帮助下，她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梅兰芳约她见面，她在讲述三十年来的颠沛流离时显得平静，她曾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1949年后，又嫁了东北人民政府总务处的一个工人。只是说到蔡锷之死时，她还是声音哽咽，拿手绢擦眼泪。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故乡河南天天进奉，吃不完的鱼，袁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
袁世凯食量很大，除了每一顿要吃两个大馒头，一碗面糊涂，随时还要食用鹿茸粉。袁有8个小老婆，他最后的病就是因为肾亏，鹿茸吃得太多所致。章士钊目睹过袁将鹿茸当零食的一幕。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中有一首说的就是此事：
“夜夜羊车幸八宫，争承欢宠亦劳躬。
事烦纵是食非少，滋补还须赖鹿茸。”
袁世凯喜欢吃鱼，特别是黄河鲤鱼，其中以开封以北黑冈口所产的赤尾鲤鱼最有名，当地每天向他进奉。还有一种大鲫鱼，产于淇水之源一处泉水中，身扁数寸，味道鲜美，还要胜过赤尾鲤鱼，此地属河南卫辉县，县里也是每天命人捞起，将泉水装在大木桶中，用火车运到北京，袁更喜欢吃。
河南天天进奉的黄河鲤鱼，如果吃不完，袁世凯会挑大的，在鱼身上挂一个刻有“洪宪”字样的银牌，在中南海里放生。以前明代的嘉靖皇帝、清代的慈禧太后都在这里放生过鱼，不过都是挂着金牌的。
到了“北洋三杰”之狗冯国璋做总统时，开始在中南海捕鱼，将各种鱼出售。中南海，历代帝王后妃的放生处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所以冯国璋死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
袁世凯称帝，冯国璋之所以心中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帝制之下，他哪怕封爵，也只能永远做一条看门狗。在共和体制下，他毕竟还有继任之望，有自己做总统的可能。他的消极之举、劝退之举都因此而来。他的劝退电文中有“请敝屣尊荣，生命财产由国璋担保”等语。连忠实的北洋之“狗”都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帝王梦注定长久不了。
袁世凯死后，有一年，张伯驹同袁的几个儿子一同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为袁的大老婆祝寿，那是当年袁被撤职时垂钓的地方。一路上谈起袁世凯在历史上可以和哪个历史人物相比，四子袁克端说可以比曹操、王莽，五子袁克权说可以比桓温。
曹操、王莽也好，桓温也好，在他们生存的那个时代，只能有那样的选择、那样的作为，到了20世纪，袁世凯还要放弃总统、回到做皇帝的老路，重温千年老梦，给黄河鲤鱼挂银牌，实在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
袁克定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弃声中黯然离世，但他的丧礼还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在故乡河南彰德的墓地占地至少在200亩以上，尸体浩浩荡荡用专列运送，直接丧葬费用就达50多万银元。树倒猢狲散，袁氏遗留下来的财产，由腿有残疾而野心不小的袁克定主持，袁家子女、妻妾一共分了两次财产。第一次分财产，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是个秘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6个姨太太每人各分得银元6万元，黄金30两；17个儿子每人分得银元8万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元；13个女儿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股票119万元。第二次分财产，分的是北京、天津两地的房产，“克”字辈的儿子每人分得249万元，总计3984万元。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考证，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估计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之上。
荣华富贵转头空，万金散尽不复来。等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上距袁家分财产二十多年，袁克定已六十岁，住在北京万牲园，世交张伯驹前往祝寿，送去一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其时北洋“龙虎狗”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早已不在人世，段祺瑞也殁于庐山。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想以高位诱袁克定下水，阅尽沧桑、到了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已非当年，马上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为册页，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那时袁克定大概已把财产耗尽，生活日渐艰困，在颐和园租房子住。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窝头切片，加上咸菜而已，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俨然还是当年“皇储”之时。张伯驹有诗：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他们只想到自己。
民国以来，群雄纷起，大凡武人军阀手握兵柄一时胜利者，或被武人捧上台的官僚政客，无不想把自己的头像铸入钱币，以求万年不朽，哪怕铸在不能流通的纪念币上也好。袁世凯铸行、影响长远的“袁大头”众所周知，此前，黎元洪已在武昌发行过戴帽和光头的两种纪念币。袁氏呜呼哀哉之后，北洋、非北洋的枭雄群起仿效，在纪念币、流通币上竞相争妍，你方开罢我来也。
1923年，用白花花的银子收买国会“八百罗汉”，顺利当选为大总统的曹锟，一种纪念币还不过瘾，连铸了两枚，一枚正面是刻有曹锟头像的“宪法成立纪念”金银币，背面是交叉飘扬的民国五色旗图案；另一枚正面是曹锟戎装脱帽纪念币，背面是海陆旗的图案。此前，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出前清大臣、袁氏称帝时的国务卿徐世昌为大总统，在天津铸造了面值一元的纪念币，上面是徐世昌的头像。段氏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虎，自视甚高，连下围棋都非赢不可，岂肯屈居人下，为人作嫁衣。192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将自己的头像也铸进了纪念币，金、银各有一种，正面是他的光头便装像，背面稻穗中间有篆体的“和平”二字。
各地军阀都不甘落伍，张作霖，李景林，还有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安徽的倪嗣冲，云南的唐继尧等，先后都将自己的肖像铸进纪念币。唐继尧因云南首义、反对袁世凯而得到美名，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先是铸造了有他正面像和侧面像的银币各一枚，曾在市面流通。后又铸金币，正面是他的半身像和“军务院抚军长唐”，背面有五色旗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字样，并标明“当银币五元”。
有人发现外国的钱币上常常有哲学家、诗人、作家和其他文化名人的头像，如日本、英国、德国乃至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军阀在铸币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孔子、李白的头像铸上去（更不用说鲁迅、胡适），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的美梦总是像昙花般一瞬即逝，铸上钱币又能如何？
冯国璋有华充银行、华通银行，李纯有义兴银行，王怀庆有华懋银，张宗昌有元成银号……中华汇业银行股东大会的签到簿上有段祺瑞之子的签名、有冯国璋的堂号……
旧王朝瓦解了，襁褓中的民国十分的脆弱，大大小小的军队将校、官僚政客、有些实力的土匪纷纷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他们占地盘，抽捐税，搜刮财富，到处置产业。即使在战场上败了，只要躲进租界，他们一样可以过上钟鸣鼎食的奢华日子。光是从他们在北京开设的银行、银号，我们就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样子。
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龙、虎、狗”三杰中的“狗”，多年雄居南京，看守南大门，先后当过副总统、代总统、总统，他开的银行至少有两家，一叫华充银行、一叫华通银行。做过多年江苏督军的李纯，民国初年就开了义兴银行，到1928年才在政治变局中倒闭。官至热察绥巡阅使的王怀庆开了华懋银行，做过山西民政长的李盛铎等开了商业银行。居有陇海路铁路督办肥缺的施肇基开有新亨银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伙同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开了大新银行，魏联芳另开有一家同德银号。臭名远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开了一家祥盛银号，还有祥顺兴、祥顺益。做过山东督办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有多少个小老婆都算不过来，他开的是元成银号。当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开的是信富银号，湖北督军王占元开的是曰亨银号，直隶善后督办李景林开了成城银号，西北军一个叫刘仲五的师长也开有义聚银行。横行西北的马鸿逵开的两家银号叫敦泰、永昌，一直到1931年才关门。
他们除了自己开银行、银号，还入股其他银行，我们看看中华汇业银行1919年到1927年历届股东大会的签到簿，其中有“北洋三杰”之“虎”、几次组阁、还做过执政的段祺瑞之子段宏业的名字，有冯国璋的堂号“冯大树堂”，也有王克敏、叶恭绰、陆宗舆、章宗祥等许多官僚政客的大名。
这仅仅是北京，并不包括他们在上海以及在各自地盘上开的银行、银号，当然比起张作霖的庞大产业链，他们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幼嫩的民国能经得起他们的蚕食和鲸吞吗？
张作霖的产业有土地，有银行，有投资的企业，有房产等等，奉系集团中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也都是广有资产，投资各种实业。
19岁就开始为张作霖家管账的栾贵田，是张的恩师杨景镇的女婿，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离开张家，对张家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他回忆，张家的产业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土地，二是投资的企业，三是银行。先说土地，在通辽县钱家店有大约50余方，每方45亩；在高山子熟地500天，每天10亩，是从民间购买的；营口大高坎130天，每天10亩。再说企业，在沈阳有个三畲粮栈，资本5万元；在营口大高坎有个三畲当，资本5万元，4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范围从粮食、榨油到典当、放债，还发行钞票，曾印出钱票100万元；在辽源有个郑家屯庆畲祥，资本5万元，有3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粮食与典当；黑山姜家屯三畲当，资本5万元，有40多个经营人员，也是经营粮食与典当；还有两家煤矿、一家纱厂（中兴煤矿、八道壕煤矿与恒源纺织厂）。银行有边业银行，资本达500万元。
这些仅仅是栾贵田多年后凭印象记得的，实际上，张作霖的资产不止这些，张家所拥有的土地更为辽阔，在北镇县有一千多垧土地、黑山县有500多垧、连山湾有一大片，另外还有至少15万垧的土地，在沈阳、大连都有大宅子，总资产不下于5000万银圆。除了上述经营的企业、银行，张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奉天纺纱厂、东北银行等都有投资，而且是大股东。东三省那些官商合办的主要企业中，也多有投资。即使年轻的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房产、土地、森林，以及在银行、实业方面不小的投资。
不光是主宰东三省命运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总参议杨宇霆在土地、房屋、森林这些产业之外，还拥有大量银行和实业的投资，比如在东北银行的投资就有50万，在奉天实业银行、大同储蓄会、东三省实业银行，在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金城泉军衣庄等都有大小不等的投资，而且还独自经营复州石板矿区、法库门电灯厂。此外，不要说做过督军、省长的吴俊升、常荫槐、张作相、张焕相、王树翰、刘尚清等人，就是东北兵工厂总办臧士毅、参议韩麟春、奉天清乡总办齐恩铭、东北陆军粮秣厂总办保康、交涉署长高清和、奉天教育厅长祁彦树、警备处长陈奉璋、奉天纺织厂总理孙祖昌、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电务处长周大文等人也都是广有资产，在各种实业中有投资。
吴佩孚军中传唱《满江红·登蓬莱阁》，一次，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