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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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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吴佩孚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
  自比关羽、岳飞的吴佩孚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同时的军阀中无疑是罕见的,所以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曾去嫖妓。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引发的冲突。曹锟急召他前去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做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既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他自己的词《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吴佩孚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
  “败师不入外租界,
  正谊羞登傀儡场。”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是吴佩孚为“九一八”写的诗。
  吴佩孚以秀才而军阀,上马吟诗,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熟读《易经》、《春秋》,在军阀中很特别。“八方风雨会中州”,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军中传唱的军歌是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他的饮食起居都很简单,吃的是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早睡早起。他平时练兵、打仗之余,喜欢读书,不爱钱,不怕死,不向外国人低头。1924年败军之际,有人建议他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到了汉口,有日本政要给汉口领事来电,探询他有无东游日本的意思,他的回答是“我连租界都不住,哪能去日本!”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给他信用借款,不须抵押,支持他东山再起,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当他雄居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之主,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于别人称他为军阀,他并不介意,还赋诗自我解嘲:“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力无边。”但最后他也未能免于兵败的命运。1927年他大败于武昌城下,黯然入川,在白帝城写下的诗中已有“望月空余落花句”这样凄凉的句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写诗一首:“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他以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的“醇酒妇人”,是指当时道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翩翩起舞,其实并无此事。他一生嗜诗,1929年在四川过生日,赠给来宾的就是一本《蓬莱诗草》。只是“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的时光已不再。
  对于他最后的归结,这副自撰对联基本上是准确的: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曹锟贿选总统,五千银圆一票,多数议员成为“猪仔”,但也有例外,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揭发,而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当他返回故乡,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引以为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下一句沉痛的话:“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这一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五千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一万元的支票),一切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包办。10月5日,曹锟花费了四百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几十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被称为“猪仔”,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五百银圆,而且不是现付,而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这次教训,五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后世有史家说,曹锟既然如此的不要脸,可以直截了当地坐到总统的椅子上去,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曹锟不这么想,他要“合法”地拥有那张椅子,绝不运用武力去夺取。
  “猪仔”议员们为了给自己的卖身找一块遮羞布,十来年争执不休、总是难产的宪法竟然在二、三天内就通过了二读、三读,从字面上读来,赫然是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然而又有谁会将它当真呢?10月10日,当曹锟宣誓就任总统时,吴景濂等也举行了一个公布宪法的仪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五千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胡适日记中说:“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还有一个故事,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老张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政界、学界的人向来瞧不起唱戏的,即使红如梅兰芳,哪怕平时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不过十六、七岁,而在京剧舞台上叫座的能力已震动京华,连有名的谭鑫培都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杨小楼等人。《齐如山回忆录》中说,他最初几次看梅的戏,并没有看出好来,一次戏界为自己办的小学校筹款而演出,所有名角都到场,梅兰芳因为另有三场堂会要唱,他在这边的戏排在后面,等到第四出戏演完了,他还没赶到,杨小楼先上场了,结果观众大哗,怎么劝说都无效,说他们买票就是冲着梅兰芳来的,既然梅不来,就退票。好不容易,梅来了,风波才告平息。其实,那时梅在艺术上并未成熟,戏演得平平,但为什么人气就那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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