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那人这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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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吴佩孚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
　　自比关羽、岳飞的吴佩孚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同时的军阀中无疑是罕见的，所以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曾去嫖妓。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引发的冲突。曹锟急召他前去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做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既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他自己的词《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吴佩孚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
　　“败师不入外租界，
　　正谊羞登傀儡场。”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是吴佩孚为“九一八”写的诗。
　　吴佩孚以秀才而军阀，上马吟诗，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熟读《易经》、《春秋》，在军阀中很特别。“八方风雨会中州”，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军中传唱的军歌是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他的饮食起居都很简单，吃的是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早睡早起。他平时练兵、打仗之余，喜欢读书，不爱钱，不怕死，不向外国人低头。1924年败军之际，有人建议他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到了汉口，有日本政要给汉口领事来电，探询他有无东游日本的意思，他的回答是“我连租界都不住，哪能去日本！”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给他信用借款，不须抵押，支持他东山再起，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当他雄居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之主，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于别人称他为军阀，他并不介意，还赋诗自我解嘲：“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力无边。”但最后他也未能免于兵败的命运。1927年他大败于武昌城下，黯然入川，在白帝城写下的诗中已有“望月空余落花句”这样凄凉的句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写诗一首：“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他以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的“醇酒妇人”，是指当时道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翩翩起舞，其实并无此事。他一生嗜诗，1929年在四川过生日，赠给来宾的就是一本《蓬莱诗草》。只是“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的时光已不再。
　　对于他最后的归结，这副自撰对联基本上是准确的：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曹锟贿选总统，五千银圆一票，多数议员成为“猪仔”，但也有例外，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揭发，而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当他返回故乡，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引以为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下一句沉痛的话：“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这一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五千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一万元的支票），一切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包办。10月5日，曹锟花费了四百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几十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被称为“猪仔”，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五百银圆，而且不是现付，而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这次教训，五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后世有史家说，曹锟既然如此的不要脸，可以直截了当地坐到总统的椅子上去，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曹锟不这么想，他要“合法”地拥有那张椅子，绝不运用武力去夺取。
　　“猪仔”议员们为了给自己的卖身找一块遮羞布，十来年争执不休、总是难产的宪法竟然在二、三天内就通过了二读、三读，从字面上读来，赫然是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然而又有谁会将它当真呢？10月10日，当曹锟宣誓就任总统时，吴景濂等也举行了一个公布宪法的仪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五千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胡适日记中说：“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人告诉胡适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还有一个故事，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警官学校，处处都是学习日本的警察方法。那个时候军人中有一些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玉麟等，都不服气，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会议事，老张提出此事，说王永江用心要办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其部下多次被王永江惩处过。所以他在席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赶紧把他请了回来，让他继续全权做警政的改革。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时隔多年后，1934年2月11日，胡适听说这个故事，还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因为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驻英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平时最怕与外国人交际。
　　1919年，天津《大公报》派出的胡政之是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先是中国驻外使馆的腐败无能让他愤恨不已。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五年，平时最怕见外国人，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五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使馆中人向记者透露，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经费是包干的。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都是“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他们个人自以为得计，国事则深受其害。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其中与中国驻外使节平时与外人的隔绝大有关系。
　　胡政之的通讯对当年北洋政府派出的代表也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
　　首席专使陆征祥“才具太短”，加上人才缺乏，随员中都是“九等以下人才”，到了法国，从驻欧洲各使馆中调用多人帮忙，“亦无特出之士”。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才华卓然”，是驻公使中有数的人物，也是他以往所信任的，本可让王担任秘书长。可惜陆为了敷衍胡维德，而起用了一个办事极为紊乱的驻法使馆秘书，用人不当导致笑话百出。最后，还因为代表席次问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陆征祥路过美国邀请王正廷同行，“许以第二席之专使”。到法国见到施肇基，“又许以第三席之专使”，并通告了和会。结果政府明令发表却是顾维钧第二、王正廷第三、施肇基第四，陆因此陷入尴尬。施不愿居顾之下。顾也因为有人要他让位于王而大愤，宣言辞职。最后，陆征祥于3月7日从旅馆出走，独自到了瑞士，并向北京提出辞职，整个和会期间他确实什么都不管。
　　胡政之慨然说：“中国人办事，两人共事必闹意见，三人共事必生党派。”
　　政界、学界的人向来瞧不起唱戏的，即使红如梅兰芳，哪怕平时看起来很有交情，一到了文字上，绝不肯称兄道弟，而是称“小友”之类。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不过十六、七岁，而在京剧舞台上叫座的能力已震动京华，连有名的谭鑫培都望尘莫及，更不用说杨小楼等人。《齐如山回忆录》中说，他最初几次看梅的戏，并没有看出好来，一次戏界为自己办的小学校筹款而演出，所有名角都到场，梅兰芳因为另有三场堂会要唱，他在这边的戏排在后面，等到第四出戏演完了，他还没赶到，杨小楼先上场了，结果观众大哗，怎么劝说都无效，说他们买票就是冲着梅兰芳来的，既然梅不来，就退票。好不容易，梅来了，风波才告平息。其实，那时梅在艺术上并未成熟，戏演得平平，但为什么人气就那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