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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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早为他的政治夙敌载沣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６〕。真还可以说，为追求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凯在当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这时，我们还看不出袁世凯有何不良动机（如皇帝梦），因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这说明，此时期的袁世凯，其政治思想是足以为人所称道的。
从载沣过激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袁世凯被定为满清皇室的头号政治对手。历史证明，在清末的宪政运动中，袁世凯确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国家，“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７〕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得到了相当一批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也“使得袁世凯本人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并获巨大支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晚清的统治层内部，还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这样多的东西”〔８〕。
在这次立宪会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凯的命，载沣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溥仪）的爹爹，且握监国摄政王的大权，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不同政见者总首领袁世凯。他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可他错估了自己的能量；于是，杀不了袁世凯，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职务。后又以袁世凯的党羽为目标，将他们一个一个从重要位置上摘拔下来，企图以皇族势力取代袁氏势力。但载沣所做的这一切，在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面前，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在“北洋军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满族亲贵们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９〕。
进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以“布衣”、“野老”隐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当时的洹上村，实际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还随时赴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汇报。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村来拜望袁世凯，聆听他的政见。这使人想起当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公的情景。外国使节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几天，以专程拜访在那里的李鸿章。因为那一时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鸿章摸得上头绪，有定准，说了算。这一点，袁世凯很像发现他的伯乐李鸿章。
袁世凯在漳德息影林泉三年间，仍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地建立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因此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年轻人中建立了极好的印象：“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有的还“谊若父子”〔１０〕。“在宣统纪元以后的许多记载中，我们的确常常可以发现袁世凯靠着‘金钱蒸发之力’帮助革命党人揭竿的例子”，如１９０８年４月，袁世凯就曾资助过同盟会在云南河口的一次起义。“客观上，袁世凯对于革命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使相当的革命党人对其产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南北谈判期间，颇有声势的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的呼声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革命党人的内部各派。”〔１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出现混乱局面。“一位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１２〕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趁火打劫的日本和俄国。袁世凯离职后，清廷失去了一位铁腕人物，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局的混乱与恶化，为日本和俄国在远东地区肆无忌惮地扩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也影响了英、美、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当然，受害最大的是中国。在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加之英、美、德等外交使团给清廷施压，袁世凯受命出山，并提出六项条件，前两条便是“即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
对袁世凯的条件，政府全部答应了。因为处在这种环境下，袁的条件也就算不上什么了。问题是，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句话，这时没人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包括皇室成员和袁世凯在内。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连众望所归、“收拾残局，非袁莫属”的袁世凯都大感意外。接着，就该轮到皇室大感意外了——袁世凯的出山，不但没有像皇室一厢情愿的那样“保我大清”，相反倒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南边的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室退位，他们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袁世凯不能不心动，而且他是那个大动乱时代惟一有能力动心于大总统宝座的人。然迫使清室退位所遇到的抵抗与当时的暴力革命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所以，袁世凯轻易地做到了在其他派别看来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和平退位。于是，革命党人履行承诺，袁世凯也就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这真是中国人实行先进政治民主的一次大好机遇——推翻帝制，南北统一，开启国会，三权分立……这是戊戌变法以来多少开明之士的梦想呀！万万不幸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总统的权限，使其在职能上仅仅成为一个“橡皮图章总统”（在国会和内阁通过的文件上盖盖章而已），而国会的权限则无所不及，等于创造了“数百议员皇帝”，“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１３〕。不要说袁世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官僚难以就范，就是专制文化熏陶下的新官僚，也决不肯向《临时约法》躬身。袁世凯那样的强权人物一旦感到宪法的强烈束缚，自然就要设法去突破。一边要破，一边要立，总统府和国会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双方还有妥协和忍让，闹到后来，袁世凯干脆解散国会，进而称起帝来，践踏宪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袁世凯这个清末民初红极一时的政治家，登上极权宝座仅五年，就成了一个全国人人诛之黑极一时（乃至一世）的人物！如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在上海养病的黄兴就寄来一幅挽联，表达了他的某种惋惜之情。挽联曰：
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黄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14〕
挽联的“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前十五个字，基本公正客观地总结了袁的一生。“四十余年天下英雄”——是对袁世凯才干的赞誉和认可；“陡起野心”——似乎又为袁世凯开脱了不少称帝罪责。作为袁世凯政敌的黄兴，真可以说是温良敦厚了。只可惜袁克定“这样的曹丕”（冯国璋语）不识货，坚决拒绝悬挂黄兴的这幅挽联。因此，在次日全国各大报登出这幅挽联后，社会各界也多从反面去解读，挽联的正面意义也就埋没了。而黄兴的温敦宽厚，更无从体现。今天来读黄兴挽袁世凯联，我认为它实际总结了专制社会政治人物的共同命运：少壮清明建功业，老大昏庸留骂名。
注释：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４、６０、５２、４９、６１、５８、６３、６４、５９、７４、１１２页。
〔２〕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１４〕程润：《护国风云》，载２００２年８月新作家网。
陈寅恪三悼王国维
？ 王 永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近代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挽词赞曰：“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生于１８７７年，字静安，晚年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其生平大体简略，一如本人自云：“自来哲学家，其一生行事大抵寥寥无可特记者。”在五十余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在报馆供职、留学日本、讲学研究、再度赴日、应召回国几个阶段。
王国维丰富的思想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兼顾的学术根底上。１９００年，他受罗振玉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开阔了视野，回国讲学期间又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时所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意义十分深远。后来所写《人间词话》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从１９１１到１９１６年，王国维为避武昌起义之战火，在日本度过了将近五个年头。这段时光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丙辰日记》中他曾经对自己寓居东京的生活作过一个总结：“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他走出了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从而走向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学和史学研究。这几年间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自云“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参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代表性的《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即为此期体现其学术转型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中，有两条互相交织的线索一直影响着他。一条是一种较前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这里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一种中西方融通的视野，二是一种学术独立的精神，而其所关注的，始终是中国学术的昌明。在纯粹的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一条与之辅衬的线索，就是学者对民族的责任感。他再次回国后为重建中国上古信史所作的《殷周制度考》，其背后动因就是回击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这部著作也使王国维在世界学术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
１９２３年，王国维受逊帝溥仪征召，任南书房行走，１９２５年到清华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两年后辞世，留下的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在这里扫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将其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理念。观王国维的一生与其遗言，即使其死因有些具体的原因，但其精神深处的失落和疲惫的确是导致自杀的深层因素。也正是陈寅恪这位知交以超凡的眼光将其解读出来了。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但是此时其身尚在德国，归国后又忙于家事，直到次年秋才到清华任教。不久陈、王二位成为邻居，因为见识趣味相契，常常一起谈论古今，遂成为知交好友。陈寅恪的挽词正文中说“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正是对这段交情的回顾。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都怀念不已，两年后有学生为其立碑以寄托心意，请陈寅恪撰写碑铭，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其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１９３４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评价可谓慧眼独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所开创的堂庑。从这七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