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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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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会组织枢纽作用的科举,突然之间被废止,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或颠覆性影响,在历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虽法则屡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举制度,以明清两代合计,也已行之约六百年。一旦停罢,其影响之巨,不言而喻”〔12〕。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1903年)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年)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13〕,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所以,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14〕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因为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既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成功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既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科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内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15〕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1905年废除科举,科场改做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一万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着传统儒家的观念与价值。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后,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16〕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1916年,严复深有感慨地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17〕。
  四
  1905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8〕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1918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19〕。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作为一种心理,却难以一朝一夕废除。一个世纪过去了,废除科举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纠葛是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启蒙与救亡运动,凸显并激化了后科举时代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如何影响政治。知识分子试图以启蒙为己任,以知识对抗权力拯救权力,创造“好人政府”,实现“学以致用”的古老理想。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度焕发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公共理性,但很快被九十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文化“计划化”的大潮冲垮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职称评定、津贴项目的体制化力量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无从生长。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时代,后科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该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却可能在社会文化,尤其是在社会无意识领域,经年历久地发挥影响。新式教育难进,学而优则仕观念不退。而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心理,就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这不仅破坏了专业的私下理性,也破坏了公共理性。科举塑造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学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学的。那年在仙台决计要学习文艺之后,周树人就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事,他成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三十年后,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20〕鲁迅的悲观从何而来?
  五
  1905年科举废止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21〕这种“可惊可骇之奇效”,远不仅是一时之间清皇朝灭亡、现代政治与文化变革开始的。
  当年废除科举的主要动机是发展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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