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会组织枢纽作用的科举，突然之间被废止，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或颠覆性影响，在历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虽法则屡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举制度，以明清两代合计，也已行之约六百年。一旦停罢，其影响之巨，不言而喻”〔１２〕。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１９０５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１９０５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１９０５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２０００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１９０５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１９０３年）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年）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１３〕，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所以，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１４〕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因为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既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成功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１９０５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既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科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内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１５〕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科场改做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一万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着传统儒家的观念与价值。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后，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１９０５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１６〕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１９１６年，严复深有感慨地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１７〕。
四
１９０５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１８〕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１９１５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１９１８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１９〕。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悲就是可笑。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的官绅二重身份转化出职业革命家、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也构成三个不同的群体。从新式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其政治组织关怀取代了知识与真理关怀，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身份，他们与传统文官相同的是政治职业，不同的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与现存体制的叛逆者。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良心，遗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时常失落在现实政治的诱惑与迫害中。最不幸的可能还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不能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但却不能摆脱社会政治的侵扰与压迫。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作为一种心理，却难以一朝一夕废除。一个世纪过去了，废除科举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纠葛是政治与学术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启蒙与救亡运动，凸显并激化了后科举时代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如何影响政治。知识分子试图以启蒙为己任，以知识对抗权力拯救权力，创造“好人政府”，实现“学以致用”的古老理想。新时期改革开放，一度焕发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公共理性，但很快被九十年代的经济市场化、文化“计划化”的大潮冲垮了。在目前的学科评估、职称评定、津贴项目的体制化力量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批判精神，更是无从生长。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时代，后科举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担当起这个民族的文化使命呢？
一种制度可以一诏废止，但该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却可能在社会文化，尤其是在社会无意识领域，经年历久地发挥影响。新式教育难进，学而优则仕观念不退。而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心理，就置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这不仅破坏了专业的私下理性，也破坏了公共理性。科举塑造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技能，基本上是文学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技能，似乎也是文学的。那年在仙台决计要学习文艺之后，周树人就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与医学专业相关的事，他成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三十年后，鲁迅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２０〕鲁迅的悲观从何而来？
五
１９０５年科举废止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21〕这种“可惊可骇之奇效”，远不仅是一时之间清皇朝灭亡、现代政治与文化变革开始的。
当年废除科举的主要动机是发展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