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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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的牺牲自我,专为救世而高尚其志的精神来讲,当然是天人仰止,无可非议,然而实践其道,谈何容易,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早已有人说他“陈义太高”,何况能舍头目脑髓,而有过于墨子者,所以后世笃信儒家学者,便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次序,认为才是比较近于人情的救世思想,因此便又有儒、佛行谊争辩的学案。总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但取法乎上,也是教化必具的需要。平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佛教徒,我的答复是:“我无资格做个佛教徒”。有人问我怎样才叫做大乘菩萨?我的举例是:当一个人;在大海茫茫,遭遇台风巨浪而垂死须臾时,你只有一个救生工具,还是诚诚敬敬的送给旁人,当你在患难中,饥饿到九死一生,你有一碗饭,而先送给同饥的旁人,如果有这种心肠,无论你有无信仰,或信仰不同,一律都是菩萨的行径。大乘佛教中有一个故事:“一位孝子向一位修道的菩萨求救,要求他施舍眼睛,作为医治他母亲的药物,而这个菩萨,毫无吝惜地把左眼挖给他。但那位孝子说:你太快了,弄错了,我是需要你的右眼,才能医治我的母亲。这个菩萨听了,迟疑一下,再把右眼挖给他。这个孝子便说:不用了,因为你有迟疑不舍的心,这个眼睛已经作药不灵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便可了解牺牲自我,救世救人的行为,是如何的难行!不过,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间,有不少“慷慨捐生、从容就义”,以及许多舍己为人的事,各色各样,或大或小,却到处自然地充满着大乘菩萨的精神,不能因为他无宗教的信仰,或信仰不同,便认为不是菩萨。至于菩萨戒律的理论基础,明辨是非善恶的动向与方法,尤其精神,如果滥用这种精神,不但于世无补,于人于己无利,甚之,适得其反,那要另当别论了。
6.大乘求证的方法
关于实践大乘菩萨道的程度次第,分为十位阶梯,佛学的专有名辞,便叫作“十地”,在未到达“初地”以前的,还有四个序位,包括四十位的等差。确定“十地”的程度差别,主要在于扩充慈悲心量,以达穷理尽性的极则,配合前述十度的程序而定地次,但这仍属于“见地”的一面,同时还须要有实际工用(工夫与德行)方面的禅定境界,相辅为用,以期达成见证圆满大智大觉成就的佛果。其实,小乘所用求证方法的四禅八定与九次第定,也是大乘的共法,由扩充慈悲心量而达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极限,这是大乘菩萨菩提心的慧学,属于“见地”的功德,同时须要配合禅定修证的境界,这是大乘菩萨的实证,属于工夫的“功勋”。但耽着禅定之乐,舍弃大慈大悲的菩提心,或不求“见地”的精进而达到佛果,这是菩萨的堕落。总之,大乘行持修为的原则,是以救世救众生的大愿为其中心守则,以即出世而人世,心自解脱的大智慧成就为究竟,所谓“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菩提烦恼,等似空花”。方是大丈夫功成愿遂,无欠无余的天人师也。
此外,大小乘佛学各部主要经典,都以问答的体裁,或记录佛语的方式,反复详尽地说明人生宇宙的真谛,或先从身心寻探而上穷法界(包括宇宙的佛学名辞)的究竟,或从法界(宇宙)的本体自性而分析到身心,而始终不外于求证解脱的目的。隋、唐以后,中国佛学,包括西藏地区的密乘佛学,都自建立一种整理批判的系统,故有天台宗、华严宗、密宗的分科判教而产生中国佛学的体系,虽然各从不同角度的观点研究佛学与佛法,但基本的原则与宗旨,仍然不致分歧太甚,例如:《华严》、《圆觉》等经,是由法界自性的本体而说到身心。《楞严》、《金刚》等经,是由反穷身心而溯源于法界自性。《法华》、《涅槃》等经,是说心、佛、众生,性自不异,只在迷悟之间的一念而转。《大日》、《密乘》等经,是说真妄不二,即假证真的诚依信立。后来一般习惯,又以释迦过后的后期佛学性宗的谈空,与相宗的说有,总为类别,以般若、中观等学为性宗“毕竟空”的纲要,以唯识法相等学为相宗“胜义有”的枢纽。于是欢喜简捷明了而厌于分析的,便宗奉般若的空、与禅宗的说法融会,欢喜审问而注重逻辑思维的,便宗奉唯识的有、而构成佛学的思致庄严,而与近世传入的西洋哲学、心理学、逻辑等学科,不但可以趋向融通互注之途,而且大有要以唯识含融整理西洋哲学而加以批判的趋势。不过,这个途径与目标,尚在开步走的阶段之中,如何融会东西文化于一炉,使其重新铸造为一新的光明远景,尚有待于现代青年学子与将来的人才去努力完成。
三、禅宗概要
禅宗,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形成中国佛教,融化古印度佛教哲学最精粹的宗派。在佛学中,“禅定”是大小乘共通行持修证的方法,“禅定”的原名为“禅那”,又有中文的翻译为“静虑”,后来取用“禅”的梵文原音,加上一个译意的“定”字,便成为中国佛学惯用的“禅定”。禅宗,虽然不离于禅定的修证,但并不就是禅定,所以又名为心宗,或般若宗。心宗是指禅宗为传佛教的心法,般若是指唐代以后的禅宗,注重般若(智慧)经,与求证智慧的解脱。近世以来,欧洲学者,又有名为达摩宗的,为从印度菩提达摩大师到中国首传禅宗而命名的。
讲到禅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佛学家们,由于政府的支持,努力向欧美宣扬佛教文化,而且特别宣扬禅宗,因此,现在在欧美各国,提到禅宗的禅学,已成为最时髦最新颖的学问,可是对于禅宗宗祖国的中国,却被遗忘,甚至于轻视,这种现象的造成,实在使我们的心情有难言的沉重,虽为时势使然,岂非人事哉!
但目前在国内外(包括日本)所讲的禅宗,它的偏差趋势,愈来愈有距离,因此,外国人有认为披头(Beattles)嘻皮(Hippie)等等运动,都是“禅”的启示,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讲,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严重地说,也是我们东方文化自取其屏的污点。关于现在所谓禅宗的误解,约有六类:
第一,首先是由禅学名辞的成立:禅宗本来是注重于身心行为的实证,与工夫与见地并重,自从一变而为禅学以后,禅宗便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以与行为及工夫的实证脱离关系,于是谈禅的“口头禅”之风,便大为流行,造成倒退历史,大如两晋的“玄谈”现象。殊不知自隋、唐之际禅宗建立后,历唐、宋鼎盛时期而经元、明、清为止,时间一千余年,地区包括东亚及东南亚各地,禅宗宗风果然大行,有资料可见者,不过两千人左右,而习禅真有成就,亦不过三、四百人。何况其中有大成就者,还寥寥可数,何尝是随时有禅,到处有道呢!况且是真实的禅者,除了生活与言辞的机趣以外,其德行修证工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行径,又何尝是徒托空言,而不见之于行事之间的谈士,不过谈谈禅学,总比埋没禅宗聊胜一筹,亦未尝不是好事。
第二,由于东方学者们偏爱老子、庄子思想文学的哲学境界,于是承虚接响,便认为禅宗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换言之,所谓禅宗,就是融会老庄思想的道家佛学而已。其实,禅宗与佛学,很多名辞语句,都借用于老庄与儒家的术语,但那只属于借用而已,禅宗本身的精神,并不因为借用老庄的名言,就认为是老庄或道家思想的加工改装,譬如我们翻译中国文化或佛学,在某些地方,必须要借用外文的宗教哲学的术语,但只能说有类同可通,并不能说这就是外文某一宗教哲学的思想,又譬如我们使用台币,只在某种环境中,借用美金单位做计算的代表,不能说我们就是使用美金的国家。
第三,采用掉宗教授法中的机锋转语,成为变相的高度幽默或讽刺:凡是出言吐语,在模棱两可,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语句,认为便是禅境,这实在误人不浅。
第四,认为冥心闭目的静坐(俗名打坐)或沉思默想便是禅宗:于是所谓旁门左道者流,也济济多士,互相标榜如此这般便是禅宗,所以报纸小广告栏内的各种禅功传授,也便应时而生,成为时髦生意了。
第五,最近美国青年,流行服用一种L。S。D。的幻想药,弄得疯狂浪漫,行为不检,思想虚玄,认为这便与禅宗工夫有同等效力的禅定之药:美国政府虽然禁止出售,而暗中买卖,仍然风行一时。这种药物,本来用于精神病的治疗测验,但一变而与禅宗结合,这真是莫大的笑话。
第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的瑜伽术普遍传播到欧美各国:瑜伽强身工夫,也很注重打坐(静坐),于是把催眠术的自我催眠,与瑜伽炼气炼脉的工夫交错,便认为这就是禅,鱼目混珠,指鹿为马,实使不明究竟者,难以分辨。
(一)有关禅宗的史迹
教外别传的禅宗:禅宗在佛教佛学之中,素来被称为教外别传的法门,历来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对着百万人天,默然不说一句话,只自轻轻地手拈一枝花,普遍地向大众环示一转,大家都不了解他的寓意,只有大弟子摩诃(意译为大)迦叶,会心地展颜一笑,于是释迦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后来由迦叶尊者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阿难为第二代祖师,历代相传,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正当中国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衰微,大师谓东土震旦冲国),有大乘气象,所以便渡海东来,先从广州上岸,与南朝的梁武帝见面,梁武帝是当时笃信宗教的皇帝,不但虔信佛教,同时也崇尚道教,所以一见达摩大师,便问:“我修造了这样多寺庙,做了许多的佛事,你看有什么功德?”恰好达摩大师以传佛心印,肩负宣扬正信佛教的心法使命,便老老实实答复他说:“并无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同时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等语,因为彼此话不投机,大师便渡江北去,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后来传付心法和衣钵给中国的第二代祖师神光,这便是达摩大师东来,为中国禅宗初祖的公案。
唐、宋以后,有些研究佛教学理的学者,对于禅宗修证法门,并不了解,甚之还抱有歧视的心理,便对于禅宗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历史,喷有烦言。到了现代,更有人不信这些宗门故事,乃至连带对达摩大师传法的怀疑,认为都是中国和尚所捏造,所谓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革命派,而且是初唐时代,六祖慧能的小弟子神会(又名荷泽)所独自造成。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有人提出,不妨稍做说明:这种观念,如果是基于爱好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出发,认为好的学问,都是中国人创造的,因此便否认禅宗传统的传说,那也情有可原,倘使是基于有反传统习惯的心理,对于任何问题,都喜欢唱反调以呜清高的习气,那便有憾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其实,对于教外别传的禅宗历史资料的怀疑,宋代王安石果然提过确有其事的证明,但证件已经遗失,而且也并非有力的证据,可是,若遍读过佛经,便可在佛经中找到许多旁证,因过于烦多和太过专门,暂此恕不多述。总之,凡处事与作学问,“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但抱存疑的态度。提出问题以求解答,不做过分的武断,那是最高明的处理。
中国禅宗初传的精神:自达摩大师面壁默坐在少林寺里,有人问他,你到中国为了什么?他的答复,是寻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这句话的意义太深了,试想谁能做到自己完全不受古今中外别人的欺骗呢?况且我们有时候,实在都在自己欺骗自己的途上迈进,倘使一个人真能做到不受一切欺骗,纵然不是成圣成佛,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大概只有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才能做到吧!
有一位洛阳的少年姬光,博览经籍,尤其善谈老庄。可是他每自遗憾地感叹说:孔子、老子的教化,只是建立人文礼教与世风学术的规范,《庄子》、《易经》的书,虽然高推玄奥,但仍然未能极尽宇宙人生的妙理,于是便放弃世间的学问,出家为僧,更名神光。从此遍学大小乘的佛学教义,到了三十三岁时,回转香山,终日宴坐(相同于静坐)了八年,后来慕名求道,遂到少林寺去见达摩大师,可是大师时常面壁端坐,并不加以教诲,神光便暗自心想:古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发布掩泥,投崖饲虎;在人心纯朴的上古时代,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在寒冬大雪之际,彻夜立正侍候在达摩大师身旁,直到天明,地下积雪已经过膝,可是他侍立愈加恭敬。(后来宋代儒林理学家的程门立雪故事,便是这种精神的翻版。)达摩大师这时乃回头问他:你彻夜立在雪中,为求什么?于是神光痛哭流涕地说:惟愿大师慈悲,开示像甘露一样的法门,藉以广度众生。但达摩大师却以训斥的口吻说:请佛无上的妙道,要经历无数劫的精勤修持,经过许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德行的锻炼,那里就凭你这样的小德行、小智慧,以轻忽侨慢的心情,便欲求得真正的道果,恐怕你白用了心思啦!神光听了这番训斥,就当下取出利刀,自己砍断了左臂,送到大师的前面,表示自己求道的恳切和决心。于是达摩大师认为他可以为担当大任的法器,又为他更改法名叫慧可。神光便问: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大师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注意,这句话是禅宗最重要的关键。)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大师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神光听了这话,当时便怔住了,良久,方说:我找我的心在那里,了不可得啊!大师又说:对啊!这便是你安心的法门啊!并且又教他修持的方法,要摒弃一切的外缘,做到内心没有喘息波动的程度,歇下此心犹如墙壁一样,截止内外出入往来的妄动,那么,便可由此而人道了,后来又吩咐他要以《楞伽经》来印证自己修悟的工夫与见地,这就是“达摩大师在中国初传禅宗,传授二祖神光”这一公案的经过。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初传禅宗的授受故事,分作三个问题来说明:
1.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
并不是根本不要佛学的经教,别有一个秘密或微妙的传授,因为全部佛学经教的学理,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修持求证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执著经教学理的人,往往把教理变成思想,反而增加知识上的障碍与差歧,并不能做到即知即行,同时证到工夫与见地并进的效果。所以教外别传,只是为表示对普通佛教佛学教授法的不同,却不异于教理以外,特别有个稀奇古怪的法门。例如二祖神光,在未出家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出家以后,以加上贯通大小乘佛学的教理,他在知识方面,显然非常渊博而充实,并不须要什么,只自反求己心,就会怀疑知识的学问,真正用来安身立命,便会觉得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他要放弃知识的教理,但求实际的证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