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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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芳尼就是这样建立僭主政体的；如果由若干人带领，这些将领们也可结成一个军阀统治组合。 有时候寡头政府对于这种后果有所戒惧，他们就不得不重视平民武力，让群众也分享某些政治权利。 在平时，一个寡头政体中的成员们［若分成两派，］由于相互不信任，就把邦内维持治安的职责交给雇佣军队和一位中立人士，假如这仲裁人恰好是个野心家，他就可压倒两方，毁弃原来的政体。 在拉利萨，这就碰上了亚琉亚族的西谟，他［凭仲裁地位］夺取了这个城邦的政权；当阿琵多斯各会社纷争的时候，也碰上了这样一位人物，他就是伊菲亚第。寡头政体内部也可能由于婚姻纠葛或诉讼案件产生一方攻击另一方的骚乱，因此引起政治的内讧。 从婚姻问题激发的政变，已讲过几个实例；这里，我们还可以提示另一事迹，在爱勒特里亚，第亚哥拉由于婚姻问题受到委屈，愤怒地起来推翻了当时的骑士寡头统治。 在［滂都海边的］赫拉克里亚和忒拜都曾有过以不服讼案判决为起因的政变。 这两处的争讼都是属于奸淫案件，法律裁决中混淆了党派倾轧的作用，败诉的一方——在赫拉克里亚为欧吕第雄，在忒拜为阿基亚斯——的政敌利用法律判决，勒令该受惩罚的人枷示于市场，使其受到重大耻辱，以泄私恨。 寡头政体因为过分暴虐而被统治团体内部反对暴政的成员所推翻，这也是常有的；克尼杜和启沃岛的寡头政体可举为例。有时政变也可出于非预料的机运。 所谓共和政体以及担任议事会议员、法庭陪审和其它职司都须具有资产定额的寡头类型诸政体往往可能遭逢这种机运。据政体初建时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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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所订定额，在寡头政体中只有少数人合格，在共和政体中也只有所谓中等阶级能合格。 随后，或由于长期和平，或由于其它原因，来了一个兴旺的时代；于是民众每一份［原本微小的］家业都自增殖了许多倍。 因此，现在许多人都具备了担任官职的资格［政体也就不得不跟着有所变更］。
这种变革有时逐渐发展，不为时人所察觉，但是有时也可能突然改观，变革来得很快。寡头政体发生内讧和政变的原因就是这些。 通常，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变革有时候并不变为与之相反的类型，而成为自己类型的某种变体。 比如，守法的平民政体和守法的寡头政体可以变为平民专权和寡头专权的制度；趋势相反的演变也是同样可能发生的。
章七 在贵族政体中引发骚乱和变革的各种原因之一是为了名位只限于狭小的范围。 我们前面曾说过，这正是在寡头政体中引致风波的一个原因；贵族政体，在某一意义上既具有寡头性质，自然也会发生相同的影响。 两个政体的统治阶级虽出身不同，但是为数之少，实属相同；所以在这一共通的性质上看来，人们也可说贵族政体为寡头型诸品种之一。如果平民群众中具有了同统治阶级相等的高贵的才德，这足以发扬人们的平等思想，上述原因的骚乱就必然特易发生，拉栖第蒙的所谓“巴尔赛尼”就是一例。 巴尔赛尼们是斯巴达真正公民的［私生］儿子，他们因得不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而结党谋叛，但是叛谋泄漏了，他们遂被强迫遣送出去拓殖塔兰顿。 发动类似的骚乱也可能发生于具有卓越才能而被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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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压抑或凌辱的人们——例如屈辱于斯巴达诸王的吕桑德。 勇健的人们得不到名位，也会聚众叛变，当阿偈雪劳王在位时，阴谋诛戮斯巴达权贵［而自立］的季那屯就是这类人物。 倘使一邦的人民在有些人陷于赤贫时，另一些人却愈益饶富，这也常会导致祸患。 战争的年代尤其容易见到这样的情况；斯巴达在麦西尼亚战争时期的社会分化可举为例，而窦尔泰俄所作题为《郅治》的诗篇可作为佐证：诗中说到人民困于兵燹，要求重新分配田地。 虽居高位而犹心怀不满的人也可图谋变革，以求形成独断的统治。 波斯战争时期的统帅鲍桑尼阿斯便是一例，迦太基的汉诺则是另一例子。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应是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的正义。 如果不能对于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作适当的调和，两者都不能免于危亡。 应进行调和的要素，在共和政体为平民群众和寡头贵要；在贵族政体为另外加上才德要素；但是实际需要调和的，无论是共和政体或贵族政体，都是前面两个要素，就贵族政体而言，真正难于调和的还是那两个要素。 贵族政体和所谓共和政体间的惟一区别只在调和这两个要素的方法有所差异罢了，前者比之后者所以较为不稳定的原因就在这儿。 政体的调和要素侧重于寡头贵要的称为贵族政体，至于侧重于平民群众的即称为共和政体。 所以后者通常比前者为稳固。 要是平民能够分享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乐于顺从这种政府，而群众便成为政府的支持，人数愈多，则这种支持也愈强大。 至于富贵的名人们就不一样了。 当一个政体赋予他们以优越的地位时，他们可能出于骄纵而怀抱其它奢望。 可是，就通例说，每一政体如果不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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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平衡各要素而偏重于这个或那个方向时，政变就可能发生在那个偏重的方向。 受特惠的那部分将进而增强自己所占的优势：于是一个共和政体将变成平民政体，而一个贵族政体便将变成寡头政体。可是，变革也可能遵循相反的方向进行。 譬如，贵族政体中的较为贫穷的部分一旦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合正义，就自然地要求合乎平民志趣的变革；相似地，在共和政体中，要是各如其值的平等观念日益发展，就可能使它变为寡头制度——那里原来认为唯有以各人的价值为根据而谋求各事各物与之相均衡的平等，才可能保持政治的长期安定。 琐里伊贵族政体所发生的变革就是这种趋于方向相反的变革，开始，因为大家反对任官的财产资格定额太高，政府便改低了这个定额并增加了若干官职。 随后，因为政府具有寡头倾向，放任贵要阶级贪欲无度，贵要阶级竟超越限制，违法圈购田地，内战立即爆发。 经过斗争锻炼的平民群众打败了寡头派的警备武力；于是贵族阶级不得不放弃所购逾限的田地［而贵族政体也就变成了平民政体］。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贵族政体中的寡头势力都有放纵贵要的趋势；譬如，在拉栖第蒙，庄园田亩通常是集中于少数富室。 贵族阶级一般都为所欲为，娶占任何他们所喜悦的妇女。［南意大利］洛克里城的错误就由于城内公民和［叙拉古］狄欧尼修的联姻［后来叙拉古人竟在洛克里城建立了僭主政体］。
如果在平民政体或适当地平衡了的贵族政体，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曾讲到政变通例之一，各种政体忽视小节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这个通例对于贵族政体特别相符。 贵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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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往往由于微小的事情而积渐地丧，不期而尽变了旧政。构成原有政体的各要素中，偶尔有一些首先被废弃了，另一些较重要的部分就容易跟着也被毁伤；最后，一邦的整个制度终于全部改观。 琐里伊一番变革的实际经过就是如此。 邦内的将军一职原来规定须隔五年后才能再行受任。 某些具有军事才能而在警备部队士兵间素有好感的年轻人希望自己的将军可以连任，他们估计群众既然未必不愿意连续选举前任的将军，如果要废除这一种成规，便不难达到目的，于是不考虑主政者的意旨，就这样动议了。 负责考察这类动议的机构是所谓“合议院”的“合议官”
，他们起先尽力保护这种成规，但是后来希望修改的动议只以此一事为限，他们就容许了这一修改，以为这样可以保全原有政体的其它一切成规。但是，修改的门户一经开放，其它的变革便接踵而来；这时他们虽然竭力阻遏，已经挡不住狂澜。 这个城邦的政治体系从此变成门阀统治，权力就落到了缔造该体系的那些改革派的手中。一切政体既可以被内部的变故所毁弃，一般地也可以被外力所破坏。各城邦如果其近邻所施行的是一种敌对政体，或施行相反政体的城邦尽管相隔很远但恰好是个强敌，它的力量足以达到远方，它们也就都难以保持固有的政体。 在雅典和拉栖第蒙争霸的年代，情况就是如此：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人则是到处压制平民城邦。
章八 各种政体发生内讧和革命的各种原因大体上已阐明。 这里我们就应研究保护各种政体的一般方法和维持各别政体的各别方法。 首先，应明白：考察清楚了政体所由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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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我们就可凭此找到加以保存的途径。 相反的原因应得到相反的效果；破坏和保存便是由相反作用所引起的相反结果。 据此说来，（一）第一，对于各个要素业经调和好了的政体，最切要的事情莫过于杜绝一切违法的举动，尤其应该注意到一切容易被忽视的小节。 越轨违法的行为常常因事情微不足道而被人疏忽，这有如小额费用的不断浪掷，毕竟耗尽了全部家产。 由于款项不是在同一时间大笔支出，人们总觉得钱少故不必计较；我们的理解有时候为诡辩谬语所误，在这些事例上大家往往不期而都有所错误了。例如说，“诸小相聚，其积亦小”。这在某一意义上是恰当的，但在另一意义上却就不适合了。“所积聚者虽属诸小，但诸小既积，所积就不小了”。所以大家应防止在小节上的越轨违法举动的开端。（二）其次，我们应记住，所有欺蒙人民的方法都不足置信。 世人的经验已证明这些诡计并无实效——在先，我们已经说明了政治制度方面若干诡计的性质。（三）
在寡头以及贵族政体各邦中，我们看到那些政府所以能长治久安，未必出于他们所构成的政体特别稳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官员，能在统治阶级和不在仕籍的群众之间一律得到好感的关系。 凡是政治安定的城邦，其官员一定以正义待遇籍外的群众，让他们的领袖人物分任治理的职务，给予勇健者以应得的荣誉，绝不侵凌一般群众的财物；至于职官和统治阶级其它分子之间，也一定会和衷共济，具有民主性质的平等观念。 平民主义者总想把平等原则竭力扩展，直到所有的群众全都包括在政体之内而后已。 对实际上属于平等的人们之间施行平等的待遇，确实是合乎正义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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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合乎正义，也就有利于邦国。 所以，限制职官的任期为六个月，使同等的人们能够有多番担任职官的机会，可以说是一个公道而有益的措施。 一邦之内同等的人如果为数已经很多，则本身就能够形成为一种民主性质的团体，因此，我们前面曾说，这种团体内常常会产生“平民英雄”。这种团体所建立的寡头和贵族政体，如果是在本阶级内能采取这样民主性质的措施，便不致于轻易变革为门阀统治。 短期的执政为害总没有长期执政那样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变为僭主政体大抵是由于权力长期寄托于某些人们的缘故。 凡是最终成为僭主的，起初往往是著名人物，比如平民城邦中的群众领袖或寡头城邦中的世家巨子，或者为历任要职、久掌国政的文武官员。（四）一个政体固然可以由于远离敌人的危害而得以保全，有时候，恰恰相反，由于迫近危难，大家从而振作了起来。 人们鉴于患难当前，谁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政体了。 所以执政的人爱重邦国，应当熟虑敌害，把远祸看作近忧，及时制造警报，使全邦人民常处于戒备状态，人人都像守夜的巡逻，通宵注视着四周任何的动静。（五）
执政者应当凭城邦的法度和自己的行动，防止贵族阶级间的争吵和内讧；对尚未牵涉到党派气息的人们及时隔离，勿使其卷入私斗的漩涡。一般人往往不注意变乱的先兆；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具有远见卓识。（六）
在寡头和共和政体中，变革可以因财产资格的作用而产生。 譬如，任官条件的财产定额，以货币计算虽然并未改订，但是一邦之内的货币流通数量如已大大增加，全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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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就会开始变化。 应付这类变化，可把全邦各家产业以往年公估的币值为准，定期重新估价。 凡公民财产登记每年办理一次的城邦，估价也应每年施行；大邦每隔三年或五年才重行注册，则估价也可以在相应的间隔时期内施行。 假若发现财产的币值总额已经比上年估定的数目增加了若干倍或减少了若干倍，就应该订明这么一条法规，政府当初所作财产资格的定额应该根据当年的重新估价另外作相应的调整。寡头和共和政体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变革就会不可避免。如果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定额不加修改，则政变将由共和趋向寡头，由寡头趋向门阀统治；相反，如果通货增加，政变将向另一方向进行，从共和发展为平民政体，一个寡头政体则或变为一个共和政体，或变为一个平民政体。（七）
在民主和寡头政体中可以树立这样的成规；不许任何人在政治上获得脱离寻常比例的超越地位——实际上这一成规适用于一切政体。 执政者施恩不宜太大太骤，毋宁以微小的荣誉，隔了相当的岁月陆续地授给人们。 世人并非人人都能安于尊荣；一般的品格往往因骄矜而堕毁。 如已经违背了这个成规，对某人已经骤然地授给了过度的殊荣，切勿再骤然地加以剥夺，而只能缓慢地逐次实行贬削。应特别注意，一个城邦要有适当的法制，使任何人都不致于凭借他的财富或朋从，取得特殊的权力，成为邦国的隐忧。 如不能事先防范，有人已经置身于那样的地位，就得强迫他出国，以免酿成大祸。（八）
人们的成为革命家同他的私人生活也是有关的。这可以设置一种监督私人生活的职司，观察那些在私生活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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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体不协调的人们：谁在平民政体中放浪于非民主的生活，谁在寡头政体中不守寡头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