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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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分配可以在数量上是相等的或者是不相等的。 这种事物或是一种，也可以是许多种，例如粮食，或土地，或类似的任何其它东西。 目前就手段和目的而论，虽各种手段正所以达成目的，而为了目的则应用各种手段，两者之间虽互相关涉而并无共通的东西。 例如应用建筑工具来建筑房屋的工人及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工人和房屋之间没有什么东西是共通的，建筑工人的技术只是手段而房屋则为目的。由此可知，如果说城邦需用财产，财产却并不能算作城邦的一部分。 所谓财产，确实［包括无生命的东西，］也包括若干有生命的东西。 但［其它两件事也是确实的：］城邦只是同等的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城邦的目的是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优良生活。 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 但是这在生活实践之中，并非人人都可获得；有些人达到了充分的幸福，另些人或仅参加优良生活的一小部分或竟然完全无分。 这样，其后果是显然的。 由于人们不同的德性，产生不同种类的城邦，建立若干相异的政体。 由各种不同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追求各自的幸福，于是不同的人民便创立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不同的政治制度。现在我们就应该列举“城邦所赖以存在的诸职能”
，在列举这些职能时，组成城邦的“诸部分”也就一并加以说明。要开列这种清单，我们应首先考虑一个城邦所必需的事物和业务。 根据这些考虑，我们可列举：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 其次是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 第三是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 第四为财产，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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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 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在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事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每一城邦所必不可缺的事物和业务就是这些。城邦不是人们偶然的集合。 这个团体，我们曾说明，必须在生活上达到自给自足，以上这些事物和业务要是丧失了任何一项，那就不能自给自足了。 所以，一个城邦就应该具有完备的组织，才能遂行所有这些职能。 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祭司；一个有利于公众的裁决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
章九 确定了这些职能以后，还有一点尚待说明。 全邦诸分子应该一律参加所有的业务？——人们同时都从事农作，又从事工艺并及于议事和司法活动也是可能的——还是上述各种不同的业务应分别由若干人担任？或者某些业务应由全体参加而另一些则应分配给不同的各组？于此，每一政体不必作出同样的安排，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尽可能有不同的体系：全体人们都参加所有一切业务（职能）
，或不同的人们各任不同的业务。政体的所以有别就在于这些相异的安排：在平民政体中，所有人都参加了一切业务，而寡头政体就采取相反的措置。 这里，我们所讲的本题为“最优良的政体”。理想政体应该是城邦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这种政体，我们前面曾说明，要是没有善行和善业，就不能存在。 据这些原则，组成最优良政体的城邦诸分子便应是绝对正义的人们而不是仅仅和某些标准相符，就自称为正义的人们；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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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显然不会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 忙于田畴的人们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培育善德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充分的闲暇。另一个方面，一个武装部队和一个审议公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两者关系都重大，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
现在试问，两者应由各别的人分任？抑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这问题显然可以下两种看法，可作两种答复，其一如后说，另一则如前说。 两种职能需要两种不同的才龄：议事有赖于成熟的智慧，战争却需要青壮的体力；这样，两者就应由各别的人分任。 从另一方面来看，凡能攻能守、力能胜任战斗的人们，总不能使他们长期自安于从属地位；因此两者应由相同的一些人兼任。 我们还须想到执掌着武力的人们也执掌着一个政体的命运。 那么，惟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将这个理想城邦的军事和议事权力付托给包括两种年龄的相同的人们——但是两种职能应当挨次地一一付托，不能同时一并地付托。 自然挨次给予青壮年以实力，而给予老人以智虑；照自然的顺序，把城邦这两种权力分配给年龄高低的两组的人们，最为合宜。 这既然合宜，也是理所当然：把职权作这样的分配，恰好符合于凭照各人的功能或勋绩而赋予各种权利的原则。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是有财产的人们。 我们这个城邦中的公民必须家有财产，这个城邦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公民。工匠阶级以及其它不能“制造”善行的阶级都不能列入这个城邦的名籍中。 按照理想城邦的原则，显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幸福基于善德，在一个城邦的诸分子中，倘使只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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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备善德，就不能称为幸福之邦，必须全体公民全都快乐的城邦才能达到真正幸福的境地。 考虑到田畴的劳作应该归属于奴隶或非希腊种姓的农奴，我们认为产权确实应该归于公民。我们上面所列举能担任城邦要务的六个类别，其中只有祭司这一类别（阶级）还待说明。 这类职司的规格颇为明显，农工阶级都不得受任神职。 照我们才讲过的计划，公民应分为两组——少壮的军事组和老年的议事组。 这种虔敬的职司就应由高年组中老迈的人们来担任，他们年近迟暮，倦于津梁，恰好在这里觅得了安息并寄托其后世的思念。 现在，我们对构成城邦的各个部分及其必需的条件，论述已经很周详。农民、工匠与一般佣工都为城邦赖以生存的条件；至于其组成部分则包含武装部队以及议事和听断的团体。 这些都是独立的要务，但是其间分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终身专任一业，有些人因为年龄增高而转换其它职司。
章十 邦国应区别为若干阶级而战斗阶级要同农作阶级划分开来，这种政治理论并不新奇也不能说是近代的发明。 时至今日埃及仍然存在着阶级区别，克里特亦然：据说在埃及，这种习俗创始于色苏斯特里的法制，而在克里特则创始于米诺斯王时代。 会餐制度也早已流行于古代，在克里特，就始见于米诺斯王在位的时期；但如追溯得更远些，则南意大利又先于克里特。 这些地区的史家记载，奥诺羯利亚曾经有一位名叫“意大卢”的王，奥诺羯利亚人后来就随这位国王的名字而改称为“意大利人”
，且那个在斯居勒季和拉梅托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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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间——由海滨一湾走到另一湾，只有半天里程——这一线以南，欧罗巴洲伸出的长岬，也因此而取名为“意大利”了。据这种记载，意大卢引导奥诺羯利亚这个游牧民族，转变成为务农的人户，他创制了若干法律，另外又建立了世上最早的公共食堂。 那个会餐制度及他所订的法律的某些部分迄今仍流传于他的某些族裔之中。 上述这一界线的西北，直到替里尼亚，住居着奥布人，即古代所称渥逊尼人，现在这个旧名仍然沿用于当地；其东北，向耶比季亚和爱奥尼亚海湾，在西里底斯地区，住居着裔出奥诺羯利亚族的琼尼人。 这样一来，会餐制度是肇端于南意大利的。 上述的另一制度，即阶级制度，则起源于埃及：色苏斯特里的王于埃及，要比米诺斯的王于克里特早很多。 我们尽可相信其它许多制度也大部分是这样的。 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上可说是无定数的机会——一再创始各种制度。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设想，“需要”本身就是各种迫切的发明的老师：而人类社会既因这些发明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跟着也自然会继续努力创造许多事物来装点生活，令它臻于优雅。 这个一般原则，我们认为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其它各个方面应该一律适用。 埃及的历史往往证明了一切政治制度的源远流长。 世人全知道埃及人为最古老的民族；自远古迄今，他们世世代代保持其法制和政体。 我们应该取鉴于古人已经做过而且表白于后世的一切事物或典章，由此用心探寻前贤所尚未想到或施行的各端，庶几可弥补他们的缺失。上面已说明，在我们的理想城邦中，土地应当归属于执兵器以卫国境并参加政治的人们。 耕作者为什么必须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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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们（阶级）也已加以阐释。 关于国境的大小以及土壤的性质也已讲过了。 现在我们应进而研究土地的分配，并论述农业要怎样安排以及农民阶级是怎样的性质。 一方面，土地不宜像有些作家所主张的那样归于公有，尽管这也该像朋友之间的财物那样，互通有无而济公用。 另一方面，全体公民须生计有着而不致欠缺衣食。 一般公认为治理修明的城邦都以设置公共食堂为有益，随后我们当另行说明我们之所以赞成这个制度的原因。每一公民都应该有参预会餐的权利；但穷人既须维持一家的食口，常常没法支付会餐的份钱。 公众祭祀的费用也应由城邦的收益［或公众的捐献］支给。经过这些考虑，我们建议，城邦全境应划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产，另一部分为私产，分别属于各个公民。 两部分还须再各自划分为两份。 公产以一份供应祭祀，以另一份供应公共食堂的用度。 私产地亩应有一份配置在边疆，一份配置在近郊——每一公民要在两处各领一块份地，这样，他们不论在远处或在近处，大家都利害相同了。 这种措置既满足平等和正义的要求，又在遭逢边警、遇到敌患时，全邦公民必可因此而作较坚强的团结。 要是不作如此的安排，则有些公民便轻忽邻邦的挑衅，另些公民［其产业恰在边疆者，］又常常戒心过重，甚至委曲求全而损及本邦的尊严。 因此有些城邦订定专律，在审议本邦和邻邦的边务或衅隙时，禁止边区公民参加；他们认为边区公民，由于本身的利害，可能发挥不正确的意见，影响公众对于战争问题的决断。我们依据上述理由而建议的土地分配方式就是这样。 至于耕作这些土地的人们，如果按照理想，由我们自行选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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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奴隶最为相宜，但奴隶别专由一个种姓获取，也不可向性情强悍的种姓罗致。 这样谨慎的选择可求得劳力的供应而免于暴动的危险。 倘使不能如愿地获得奴隶，而思取足于次一可用的等级，那么就以非希腊种姓的农奴为佳，这里也应当注意到，不要使用性情强悍的种姓。 耕作的人手，凡用于私家的，完全属于各份产业的主人；凡用于耕作公地的，即归城邦管有。 凡服役于农业的奴隶该怎样待遇，以及对于服劳有功的奴隶们为什么应该给予自由作为报酬，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说明。
章十一 我们这个邦的城市，如前面已说明，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生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而论，我们的理想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 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吹拂，这最合于健康；其次，如果北有屏蔽，可以挡住北风，宜于冬季。 应加以注意的其它两点为城市要安排好便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 就军事活动说，应使居民易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 如属可能，也要让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泉，以供水源，要是情况能完全一如所愿，就应采取近代建造大蓄水池的办法，以积储雨水，有了这种容量巨大的蓄水池，则虽久战被围，全城同四郊隔绝多时，市民也可不致苦渴。如想保证居民的健康，不仅应该慎于候风相地，为他们勘定优于摄生的“居处”
，使获得充分的日照和空气，还须供应良好的饮水。 这是一件绝不可轻忽的事情。 各元素中，凡应用得最多最繁的必定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关系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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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水”和“风”两者恰好就有这样的性质。 因此，凡经慎重规划而建置的城市，倘若所有溪流或井泉，或清或浊，不尽相同，就须订立章程，分别饮水和用水。至于城市设防，各种政体不宜作同样的规划。 单独一个筑于高地的卫城适合于寡头政体和君主政体；平原的防御工事适于平民政体；两者对于贵族政体的城邦就都不相宜，这种政体要有若干同它的地形相符的堡垒。私人住房的布置，如果按照希朴达摩的新设计，让各户鳞次栉比，建造整齐的房屋，自然有益于观瞻而且便利于平时的活动。 可是，就战时的保卫而言，我们的要求恰好相反：古代街巷的参错曲折常使入侵的敌兵无法找到内窜的途径，而闯进城中的陌生人也难以找到他的出路。 所以，应该兼取两者的长处：仿照农民栽培葡萄的“密垅”
，这样就可以制订出对平时和战时两方面都相宜的里巷方案。 另一种可以施行的办法是在全市中划出一部分区域来进行整齐的设计。 这样，就既顾及了安全，也不会丧失市容的美观。关于以垣墙为保卫城市的设施，有的人说以好斗称于世上的邦国就无需筑城。 这种议论实际上是业已过了时的话（奇策）
——大家既然已目睹那些以此自鸣的人们受到事实的打击，就更不必高谈了。 倘使交战的两邦大体相似，而敌军只人数稍占优势，那么躲在墙垣内托庇于土石的军队自然不会受人尊敬。 倘如遭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经常可以遭遇——进攻的敌军具有不是少数或者少数超人的勇敢所能抵抗的优势，那么，一个城邦要想死于惨败、屈服和毁灭，则最好的军事措置仍是设备最坚固的垣墙壕堞；当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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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以及攻城的其它机械次第创制而且能作高度准确的投射，城防正应是当务之急了。 要求一个城市一点也不设防这种观念，充其极致，就得把所有高地据点都夷为平地，让敌人随意入侵。 其用意正好类似要求人家不得砌治围墙，以免住户因此而成为懦夫。 我们也须懂得，一个城市若设有城垣，它可以主动于［攻守的］选择——把有垣当作无垣［它尽可出击］或以此垣为凭——但一个城市倘若全无城垣，那么市内的人众，如逢寇敌，除了马上应战外便别无它途了。 要是明白这些分析而确认城垣的有益于防务，即市邑不仅仅应当筑城，还得经常修建雉堞，力求其宏壮美观而且又适于御敌，足以抵挡近代发明的各种攻城机械。 蓄意攻伐的人们常常企图创造新法新器，以达到破阵陷邑、获取胜利的目的；凡从事防守的一方，除了采取已经流行的一些设施外，也应该殚精竭虑，寻求防御的新法新器。 从事攻掠的人，碰上一个守备完固、无隙可乘的地区，实际上就不想去轻易试其锋锐了。
章十二 我们一旦假定公民们应分配到各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