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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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一切是以这样的方式了结。一星期里，草地就会重新绿起来。但对其他的，是太晚了。天上全部的水也永远不能使死树复活。”
法国有了一个新的共和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刚刚辞职，这个世界被各种各样的战争和纠纷所折磨。但是，在这个晚上，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亲，经验丰富的君主，在他的荒凉而了无生意的王国边缘徘徊更令人忧伤的了。
阿兰·波埃 （第二代理期，1974年4月2日—1974年5月27日）
在这个夏天，在父亲开始遭受老天的变化莫测之前，我自己，在春天的时候也有了和一个不正常的牙医打交道的故事。他的名字本来就该让我对他提高警惕。他叫埃德加·胡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名字一样。这位胡佛是玛丽的老板，而我和玛丽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自从月球登陆那个插曲之后，我们时不时通个电话，互相了解一下近况，彼此交流一些各自生活中的细小琐事。所以，当我的一个臼齿突然遭遇剧烈疼痛的袭击时，我就自然而然地向她寻求帮助。她在当天就为我安排了与胡佛的约见。这是位真正的巨人，因为满脸浓密毛发而显得面色晦暗。他的每一根汗毛都仿佛篱笆桩似的粗硬，人们无法想像一把剃须刀能够走出这片蛮荒之地。而且，再加上一种浓密的黑头发披在衬衫领子上，从那儿可以推知一样茂密的体毛遮蔽着他的前胸和后背。这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也遭受着他那个职业的人的同样病痛： 他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他安排你坐在扶手椅上，问你哪儿疼，然后，一开始检查，也就开始了令人厌倦的长篇独白： 哪里有体育事件，名人奇遇，水门，下一届总统大选，或者是他对阿兰·波埃的感受。我知道，胡佛两年多来也是玛丽偶然的、但却是好嫉妒的情人。我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但我简直做不到考虑哪怕一秒钟这两位能在一张床上接近。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粗糙的庞然大物抖动在玛丽那如丝般的肢体之间，也不能想像这镀了镉的下巴划破她瓷器般的胸脯。然而，正是他胡佛享用所有这一切。
玛丽同样也向我透露，这个牙医正在被一种持久的消沉——自从他的妻子跟随他的合伙人走了之后——所折磨，他按照美国的时髦对此加以治疗，也就是每天晚上，在诊所关门之前，吸几口他有时用作轻度麻醉剂的笑气。这是他自己独特的面对夜晚接下去的时光和面对他认为是自己人生永久失败的方式。玛丽经常撞到他躺在治疗椅上，脸上是面罩，眼睛盯着天花板，全力呼吸着这种使人欣快的氧化物，他的职业米酒，他的减压大麻。
“是这儿您觉得疼吗？我压的时候，是这儿，对吧？”
胡佛似乎与疼痛维持一种贪婪的美食家的关系。尤其是由他来激起它的时候。当他只用食指那么轻轻地一按，就在你的脸颊激起剧烈灾变时，除非瞎子才看不见他的眼神里那一层美滋滋的薄雾。也许，就是这种虐待狂的快感使他得以坚持等到他的充气快乐的最后时刻。
“我得给您用点抗生素，然后在五到六天之内，我会给您杀死牙根神经。就是那儿疼，嗯？”
于是，霹雳又一次穿透我的嘴巴。
玛丽曾错误地和他谈了我们过去的关系。自从跨过胡佛的门槛，我就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在他的眼里，体现为几乎所有他讨厌的东西的一种浓缩。
玛丽不和胡佛生活在一起。她还保留着自己那处套房，还是每周都会在那儿住几个晚上。我们见面的那个晚上，或许被重逢的这种特殊际遇所刺激，我们又来到了她的家，在那里，依照她的习惯，她让我依稀感到幸福，并让我在床上的各个方向快速翻转。我的牙齿继续它的剧痛，而且这回由于我的心跳和我的欲望而强烈了百倍。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3）
到了早晨，我开始抗生素治疗。在服用了第一粒胶囊一小时之后，我感到整个阴茎有一种剧烈的瘙痒。接着这种奇痒又让位给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灼热感。到了中午，它已变了颜色，而且样子吓人。皮肤上布满疱疹，一种令人恶心的让人疼痛的大水疱，好像是被成百上千的感染性细菌咬啮过。我不知道这种正在折磨我的疼痛的性质，只能去想是玛丽把一种如此有毒性的、尖刻的、置人于死地的异形怪物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我。用纱布垫子包裹了我的器具，我冲进一家皮肤科大夫的诊所，他不需补充检查就诊断出是由抗生素过敏导致的红斑，而且预言要四十或五十天才能完全结痂痊愈。
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这么过活，性器官脱皮，暴露，包裹在气味难闻的纱布里像个木乃伊。我的牙齿，不再有任何治疗，重新开始它圣盖伊的舞蹈。我徒劳地去胡佛那里看过几次，什么也没做。他给我开的止痛剂让我在此期间勉强得以过夜。我一次次地躲避剧痛就好像人们跳过水洼。每一次我们相见，胡佛都不放过用指尖在我的牙龈炎症最厉害的地方压一压。
“就是这儿，嗯？一直反射到腮帮子上边，在我这么压的时候，是吧？”
在展示了这纯粹施虐狂的一瞬之后，他去取来亚硝酸氧化物瓶子，把面罩覆在我的脸上，并且把活门开到最大。于是，我的胸膛充塞了一大团幸福，就像现实一样既虚假又容易挥发。我还记得每一次在安置他的大玻璃瓶之前，胡佛都小心翼翼地屏一口气，就像是某些人要喝干一只宴席的酒杯时一样。在重新起身的时候，我总有一种生活在跷脚的世界里的感觉，没有什么是直线的，而我甚至不得不把身子侧转过一边，为了跨过这个房子里歪歪斜斜的所有的门。当我有时在走道里遇上玛丽时，我的大脑迟钝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她和另一位病人早已经消逝在治疗室里，我的手才开始要伸出去。
我几乎是天天来听取这个专家的建议。
“脓肿还是存在。但是，既然您不能使用抗生素，我将不得不做手术。您对麻醉剂不过敏吧，偶尔地？”
胡佛，又一次以这种居心叵测的典型语调向我提出问题。这种治疗越是进行，我越是确信，这个有神经质嫉妒心的男人要让我为了与玛丽的关系付出代价。
“把嘴张大。在我扎进注射器针头的时候，会有一点儿疼，然后，疼痛就会过去。”
我处在这个大猩猩的爪子之间。他戳我就像我是车轮内胎，给我注射他合法的毒药。在他旁边，玛丽，脸上戴着口罩，帮着他作恶。她能够看到我的嘴里边，发现全部的缺陷，一直到达我的扁桃体的凹凸处。我明白，从此以后，她对我的开口将会有一种临床的认识。我讨厌这种想法。
“亲爱的，给他一点气体。”
在所有其他的病人面前，胡佛对玛丽以您相称，而且叫她小姐。而当我在场，大概是为了体现其雄性的主宰者特权，他偏爱使用这个亲近的词语。亲爱的于是给我输送了足量的一剂亚硝酸氧化物。然后，亲爱的又在我的脸颊上安放了一个牵离器，在腮帮子的破口处敷上棉条，吸去我的唾液，擦掉一些血丝。当胡佛把我的牙龈折磨得失去了知觉时，我却在想这位亲爱的几天前对我的生殖器所做的事，现在它是完全变形的家伙，被宣判闲置而且包扎在襁褓里活像是丑陋的春卷。胡佛把所有递到他手里的东西全都塞到我的嘴里。而且他塞进器具时也不怎么小心，就像是某个早晨出发去钓鱼的人们装车一样。同时，他还在说话，叽叽喳喳一刻也不停：
“……显然这些选举将不同于其他的。您还记得巴尔比吗？他哭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还有迪卡特尔，他这样开始他的演讲： ‘自我介绍一下，路易·迪卡特尔，同名导管的发明者’……亲爱的，那儿，抽一下……这次不是，因为有迪蒙，一个生态学家，和这个女人，我忘了她叫什么，我们将会……亲爱的，给我准备再来一次注射，再给他来一点气体……”
以他的魔鬼式鸡尾酒，他的成癖的镇痛剂使用，胡佛把我当作一个狂暴的疯子来治疗。事实上，他把我置于他的支配之下，控制了我，在他的神秘的治疗过程中使我蒙受非同寻常的痛苦和创伤，然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他的注射、他的胶囊和他的气体瓶的帮助下来平复这一切。在两个星期里，胡佛成功地摧毁了我的生殖器，成功地把我变成了一个驯服的病人，麻醉剂依赖者，不能在勒努万、克里文、鲁瓦耶或者拉吉耶尔的纲领之间看出一点儿区别，而且特别是不能给亲爱的带来幸福，甚至不能去接近她。
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974年5月27—1981年5月21）
我从未投过票。这是一个原则，我希望今后也不会有一天破这个例。一直以来，我抵抗所有的诱惑，抵制所有使人产生犯罪感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抵抗压力、要挟，以及铺天盖地的论据充足的辩论或是似是而非的诡辩，我只紧紧抓住自己惟一的卑微信条，认为自从1968年以来，每个人都明白，卷入选举从其中捞取利益的极少有值得称道的组织。因此，我谦卑地力求做到一点儿也不参与这类事情。这在某些睿智者看来可能显得有些无能，不过，这种简洁的清澈和谐总是对我很合适。在这里对此展开说明其动机将会不合时宜。简单地说，除了这个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之外，我在这个第五共和国治下所度过的一生中，从未发现哪一个寻求选票的候选人我能够高兴地把自己的车钥匙或是家门钥匙委托给他，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家伙我将会愿意和他度过一周的假期，或者单单是分享一次垂钓的聚会。然而，在1974年5月19日的晚上，当我看到吉斯卡尔·德斯坦被宣布以1。62％的优势当选，也就是比他的对手——不可否认的“社会叛徒”，不过是在一切更可取的意义上——才刚刚多得了424599张选票时，我在一小时时间里，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伴随着难以接受的反应。
如果说我几乎没有谈到我的社会学学习的进展，那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理疗过程。在四年的学习中，我没有写过一行文字，没有交过一点儿作业，也没有经历过最基本的考试。教学更多依存于全体大会，而不是教师的课程。而且，如果某些教师有想要教授的意图，即使是悄悄地，他们也许就会让自己到了某个在田间或是工厂的再教育营里，以便去学习《论青年一代的处世之道》作者为境遇主义代表人物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出版于1967年。的基本原则。每一年结束的时候，管理机构无条件地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学分。我们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考试。向我们要一个得到学士所需要的分数是无效的，然后硕士也是一样，也不必填起码的文件；这一切都自动地给我们提供了。甚至我们听课也不是非去不可的。只要在阶段之初领取会员证，然后尽管顺其自然，时不时地过去看看，有时论证一下辩证法能够打碎砖头就足够了。课程缩减为境遇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派分子、自由派、法国共产党马列成员之间无尽的意识形态的和战略的冲突，而且其中也已有一些独立的激进分子，武装斗争的拥护者。被指定在此当班的教育者，沉默、谨慎、专心，做着笔记，在与观念的永恒运动的接触中完成其教育，他有时——必须很好地认识这一点——有一种过高估计其革命和革新潜能的倾向。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4）
我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选举改变了这个完美世界的管理程序，但是，在几个星期里，那种气氛就完全变了。管理部门——它已得到了命令？它害怕检查？——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有学衔的教授振作起了精神，助教们也大着胆子要掌握其微不足道的权力。因此，到了1974年考试的时候，老师们要求我们为了每一个学分都得提交作业。这还不是考核我们学识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提供那么一份可以作为对等物的文章，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以换取管理部门将要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书。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次政变，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于是有许多大型集会抗议这种向官僚主义的倒退。那些最极端的人提议一种“物理的”解决方式——清除几个教授，洗劫管理部门。其他人，有着改良主义的头脑，则鼓吹立即罢课和全部大学总动员。
那时这些还不过是一种学生们欢乐的混乱，但是，由于一个自杀性的助教的错误而转变为骚乱和暴动。一个叫布赖特曼的，从来没有人能知道为什么，他决定独自一个人，面对面地向我们挑战。他教的或许是最被人们蔑视的东西： 统计学；而且他在我们的眼里代表极右派斗士的形象，因为他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学年末，他不仅要求我们给他提交签名的作业，而且还让我们参加一场真正的考试，在那种场合下我们有关校正数据以及其他的统计学把戏的知识都要被真正地考核。
布赖特曼既不是一个邪恶的空想理论家，也不是精明的策略家。他多半属于那种不谙世故的教师，容易激怒，精神刻板，准备为了细小的冲突挺身而出。此外，他的政治选择和他对党的忠诚也鼓励了他的强硬态度。在他的每一次课上，他都被激烈地要求解释自己的选择和态度。布赖特曼于是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言不发地离开教室。这种情形持续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决定采取一种恐吓行动，以为这一行动足以引导这匹野马恢复理性。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到了他的私人住所。打开门的时候，他的脸色立即严肃起来，而且是以一种自我保护的语调从金属防护门后边向我们发话：
“你们想要干什么？”
“谈谈。”
“谈什么？”
“喂，可以进去么？”
“不。”
耶稣·奥尔特加，三人中最没耐心的一个，飞起一脚踢在门上，门开了，骤然撞在墙上，震落了一幅画。
“他妈的，你别让我们厌烦！跟你说了，我们是来讨论问题的！”
“没什么可讨论的。在这儿你们不是在大学里，你们是在我家！所以，出去！”
布赖特曼几乎还没结束他的句子，以绝对吻合的步调，他已挨了来自奥尔特加重重的一记耳光，发出无情的声响。一眨眼之后，我们全都到了他的客厅里，坐在长沙发上，聚在一起，好像军队里的老朋友。
“好了，布赖特曼，这回你该听听我们的了： 你的牛仔故事该到头了，结束了，明白吗？我们甚至并不想知道这些日子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明天，你要向所有人宣布，你已改变主意，你将依照惯例给我们你的学分。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真的打烂你的脑袋，还要烧掉你的汽车。”
布赖特曼好像凝结在了他的座位上，在重新聚集他勇气的最后分子，就像是人们准备要面对巨浪的打击那样。没有看我们，脑袋嵌进了肩膀，他说：
“明天我要重复直到今天我一直在说的： 你们将都要经过考试。绝没有例外。”
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