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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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我的第一块。我的第一块，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给它夹馅的，三点半时环绕在我的阳物周围，五点半时我又给它再一次夹馅，这次是在餐叉上，和我的家人——这个可怜的清白人家的其他成员一起。”
当1963年春天的这个下午，给我开门的时候，大卫·罗沙有一种情绪不佳的神色。目光紧张，阴郁，紧咬腮帮的肌肉像鸽子心一样跳动。他好像被我的到来所激怒，感觉不快。显然，我到的不是时候。他把我让进去，而且还不等我说出一句话，他就说：
“到我的房间去，等着我，我要做完一件事，需要五分钟。”
当他急匆匆地走向厨房时，我注意到他腰上系着一个小围裙。与他躁动不安和缺乏条理的性格相对，大卫的房间真是一个平和与宁静的港湾。菘蓝色的地毯，浅色的木质家具，秩序井然的斯堪的纳维亚式书架，一切都在营造一个让人平静与和缓的气氛。某种无可挑剔的秩序笼罩着这个空间，以至于我们很难想像这块禅宗领地是一个行为反常、维他命过剩的青春期少年的巢穴。大卫来与我会合了。他不再有刚才那种面容。他看起来平静、松弛，几乎是微笑着。无论如何，没有了那种触电般的神情。他走到窗口，把窗子开得很大。倚着窗边，他一边看着天，一边不停地把手溜到裤腰以下。他摸了摸他的生殖器，然后像一个捕兽的猎犬追觅猎物的足迹那样，嗅了嗅他的指尖。
“呸，一股大蒜味。”
“什么，你的手指？”
“不是，我的阳物。它有一股要命的大蒜味。都怪那烤肉，那该死的烤肉。”
“什么烤肉？”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2）
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十四岁的大卫·罗沙，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一年级学生，向我讲述了他怎么样在大约一年的时间以来，尽情地享有他母亲罗沙太太每周两次让中央肉店的柜台老板皮埃尔· 埃马尔先生加工制作的烤牛肉。大卫以一种平静和庄重的语调给我解释这一切，有点像一个厨师给你交代他的某种制作配方的基本要领。“首先，我提前一到两个小时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以使它能有一个正常的温度，你明白吧。然后，我拿一把足够大的刀子，开一个切口，刚好在烤肉的中央。也不能太大，刚好是所需要的那么大。然后，我带上围裙，褪下裤子，于是战斗就可以开始了。我那该死的母亲，她经常让烤肉塞了大蒜。所以，当我碰到了一颗大蒜，而我又在它那儿摩擦自己，我的家伙在两天里都会有一股大蒜味。什么？你怎么啦？是大蒜让你反胃？简直可以说你好像刚刚见到了魔鬼。”
我刚才见到的真是至为触目惊心： 我的最好的朋友，橄榄球队的争球前卫和未来的队长，站在他家的厨房里，手里拿着刀子，饥渴、狂热地把蛮力用于家里的烤肉——经过选择鉴定切下来的上好的一块牛肉，是当天晚上要和煮青豆与炸土豆球一块吃的。我非常熟悉这道菜。我有好几次与罗沙一家一道分享它。
“你搞你母亲的烤肉？”
我不停地重复这句话，既有爆发大笑的冲动，也恨不得尽快拔腿逃离这个追求享乐的人和他的奸尸者的欲望。
“你搞你母亲的烤肉？”
我没敢向他提出那惟一的问题，能够产生在人们的头脑中的东西总是合乎情理的。不，我没有勇气向他提问，他，牛肩胛肉的唐璜，牛里脊肉的色鬼，是否真的在烤牛肉中得到了快乐。也许是因为我已知道答案，嗅着他的大蒜味手指，他露出一个拿波里的诱惑者骄傲地面对他一夜的战利品的微笑。接着，他缓过神来，转向我，并说：
“你想试试吗？”
我不再在罗沙家吃晚饭，而且我和大卫的关系，如果说它还是友好的，却不再同样亲密了。我明白我的朋友生活在一个我不能进入的世界，一个独特的、极其自成一体的世界，一块放纵者的封地，在那里违背和自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被禁止。
不太久以前，我曾重新见到了大卫·罗沙。他很像是人们可以想像的一个挪威银行家的样子，斯堪的纳维亚啤酒和里加鲱鱼的爱好者。他对我说他离过婚，与一个年轻的女子再婚，后者当时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在一家大公司所属的半导体机构的人事资源部工作。他对我们的少年时代没有做任何暗示，而且似乎已经控制了寄寓在他身上的大部分魔鬼。表面来看，他不再有“用皮带牵着那牲口”的习惯，于是我设想他也一定让他老母亲得以休息，不再受他的欲望打扰。正像我对此没有太多的愿望，他看起来也并不更多地想我们重新捡起友好的联系。
现在何必再谈论学生时的事呢，那青春期的炼狱。那个时代，在这一方面，是不妥协的、严格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希腊文，拉丁文，德语，英语，跳皮筋，爬绳梯，海西褶皱，马拉德塔峰，热比耶德容克山，奥维德，Dicunt Homerum caecum fuisse拉丁文，意思是“据说荷马是盲人”。，“
我们伟大的皇帝，查理王/整整有七年在西班牙打仗/”此为《罗兰之歌》开篇一句。译文据《罗兰之歌》，杨宪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ax2＋bx＋c，当两个动词连续出现时第二个要用不定式，丰特努瓦，黎塞留，“begin，began，begun”，“hujus，huic，hoc，hac，hoc”拉丁文一系列指示代词的变化形式。，Ich weisse nicht was es bedeuten soll德文。“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柏拉图的洞穴，等腰三角形，a3＋3a2b＋3ab2＋b3，跗骨，蹠骨，Ideo precor beatam semper virginem拉丁文。一句著名的祈祷文。“这就是我为何祈求永远圣洁的真福者玛利亚”。，How old are you？
以这种节奏，我们老了，我们未老先衰。学习认真地走步，学习吃饭不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学习俯泳、仰泳、侧泳，学习挺胸抬头，学习不用手指抠鼻子，学习不回答问题，学习沉默，学习自制，总之，像那时人们所说的，“学习做个男人”。奇怪的是，这种教育要经由英国，那块漂浮而传授宗教奥义的土地，所有的小资产阶级人们都被认为要在那儿去完善他的第一或第二语言，这种延伸物一旦越过海峡，就急于塞进第一位出现的伦敦女子口中。所以，到了我们十五六岁时，所有人的眼睛就都已瞄上了福克斯顿的峭壁，贪婪地想要最终认识这些令人鼓舞的盎格鲁萨克逊女人，有人告诉我们她们是很大胆的。
必须想像一下当时的法国，一个海蓝色或者灰蓝色的标致403，内部装饰剪鹅绒，戴高乐驾驶，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伊冯娜在他身边，手提袋放在膝上，而我们全都在后面，忍受着对这主日巡游感到的恶心和对一个已经过时的未来令人晕眩的厌倦的折磨。保罗六世站在阳台上，蓬皮杜在拉手风琴，不可救药的总理，第五共和国永远的棉签棒。是的，我们都在后边，窗玻璃略为开着，以使我们保持镇静，尤其是避免空气的回流。法国就类似这些线条有点生硬的旅行客车，这些小公证人或是国家雇员的轿车，阴郁至极，由一个天主教将军不紧不慢毫无幻想地驾驶着，随时准备减速以适合刻度的限制，而这位将军，在其他时间，生活在格朗丹电视机里。我跟您在谈论一个国家，它此刻比大西岛淹没得更深，一个有羊毛床垫，有黄色的莫比莱特轻便摩托车，有橄榄油散装出售，瓶子要开押金发票的国家，一个在那里以现金购买一辆汽车既不可疑也不可耻的国家，因为这钱不是来自非法收入，也不是偷税的利润，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积攒的结果。卖者填好了销货单，买者把手伸到外衣口袋里边，从中取出好几沓用别针连着的钱，再数一次那些和饭馆餐巾一样大的票子，结账。是的，人们就是这样买汽车，或者是买煤气灶，甚至买房子。用那数量惊人的、而且像饼干一样咔咔作响的彩色纸币。某些周末，我的父亲回家时带回一天的进款。他那时就比一辆富国银行的马车装载的还多。在这样的晚上，我等待所有的人都睡了，轻轻地，像一个家鬼似的，我从这钱海里抽取几张小额纸币。
在西姆卡经销部，在V8的华尔兹、自大的狂妄和城堡般的生活之后，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更朴实的抱负和名称。因此，我父亲不再出售尚博、凡尔赛和鲍里欧，而是毫无诗意的西姆卡1000，1200，1300和1500。门面上的招牌还继续是闪闪发光的“日与夜”。但是，在它的闪亮中有一些还不太分明的什么，却在说明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而另一个，还难以描述，还很薄弱，却如正在新生的芬芳，在这块土地的空气中飘动。
在1965年的夏天，我实现了个人的革命。由于我的语言教师的建议，父母同意把我打发到一个阴郁的家庭教育环境中去过一个月，它是在伦敦以南一小时路程的东格林斯蒂德的水上街，那是个一览无余的小地方。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3）
我的房东姓格罗夫斯。詹姆斯和爱丽奥诺·格罗夫斯。他们的特长是饶舌——不过，诚如贝克特所言，“带来声音，不就已经是做伴的第一步了么？”——喝数百升的杜松子酒和发出永久的汗味儿。为了出行，他们有一辆两开门的波格瓦特，对它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到底该从哪个角度来评价它。除了他们对烧酒的爱好，不过也许恰恰由于这种爱好，这格罗夫斯家也是极端不讲履行合同义务的人，没有任何教育观念，却非常明白一个度假的法国年轻人，于此东格林斯蒂德能够在外住宿，无论何时无论多久，全随其心愿，只要他在街上穿行时留心去瞩目好的方面就行了。直到今天我还无尽地感谢这两个气味难闻的酒鬼，让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得以发现了人们有时徒劳地用整个一生寻找的东西： 性，爱情，摇滚乐和拥有自我的绝对快乐。
第一次，我实实在在地有了存在的感觉。我品尝着这种持久的晕眩，它给我全部的胆量。向姑娘们搭话，搂着她们的肩膀走路，吻她们，摸她们难以置信的胸部，让一只手悄悄溜进她们令人生畏的短裙，而当好运向我微笑，最终达到目标，再次感觉那只是过于短促的触电的快乐，它让您从此成为男人，给您授权，时候到来，昂首挺胸地回到自己的家。在这异乎寻常的三十天里，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我在这种正在脱出茧壳的蝴蝶定会感受到的生命活力中兴奋得劈啪作响。
白天，我滞留在卡纳比街一带，或者是隐藏在靠近皮卡迪里的某个保龄球馆附近；到了晚上，我就试着混进散布在苏豪区伦敦西部以外国餐馆等著名的街区。一带的摇滚和布鲁斯音乐夜总会。重新回想在这个1965年的夏天里我所经历的三个重要事件，我对自己说，东部英国的众神那时真是与我同在。
每当我决定不回东格林斯蒂德时，格罗夫斯给我的命令是，去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一个迷人的女子家里睡觉。她提供给我一张最舒服的床，它让我在那儿从来都没能睡着过。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拥有一个养尊处优的中年女子的老练的优雅。她的教养和风度看起来无可挑剔，甚至从她为避免让自己的牛津英语使我不安，像旧日的殖民者侨民想要和“野人”搭话时自然而然做的那样，主要以手势和微笑同我交流这一点来看也是。我很快就在这个温软的寓所里找到了自由自在的感觉，在那儿从来没有谁对我有任何的要求。有时候，早晨，露西为我准备欧洲大陆式的早餐，给我送到我的房间里来。有一个早晨，她进来时，我正光着身子，被青春期愚蠢的热力燃烧，把她家绝好的床垫当作了蹦床，它每一次反弹都把我几乎送到天花板。露西并没有因为这个蹦跳的场景而不快。她只是满足于把托盘放在柜橱上，自己坐在扶手椅上，并且以一种明显的微笑鼓励我继续我的运动。
当我终于喘不过气来，她做出赞许的神色，还对我说了我推测是一种恭维的话，那里边出现一个英文词“spring”（弹跳）。我确信她是因为我的“弹跳力”祝贺我，至少她没有为她的床垫的弹力感到不安。在我们之间，这种游戏很快就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我在她家睡觉，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都在早晨端着她的托盘进入我的卧室，如同一个遵守条例的小战士，我的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跳动，在足足五分钟的裸体锻炼表演中，我给她提供了美味的享受。带着永远是同样富有含金量的微笑，露西观看我跳着的华尔兹。有时，出于纯粹的善意，她给我的口袋里塞进十来个英镑。我看到自己，闪闪发光的早熟年轻人，已经在一个以供养少年情人为职业的女赠与者的身边。
我的第二个经历的性质更加让人不安。在那家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的著名的保龄球馆，一个下午，我遇到了一个比我大一些的法国女子，她也是在上语言进修班。这是一个相当一般的姑娘，关节结实，死命地嚼着一块颜色不怎么干净的口香糖，对她人们尤其会注意到有些吓人的上半身。她穿着一件谢德蓝羊毛的小紧身衣，一条前边开口的苏格兰短裙。我已不清楚是由于怎样机缘凑巧，我们就坐到了电影院的一间放映厅的最后一排，那里正在上演一部戴维·尼文主演的美国影片。我们彼此相识还不足两个小时，但是却像两个狂热的人一样拥抱接吻，仿佛那就是全部生命所系。我的手在她的巨大的胸脯上搅和，而她的手则以热切的准确摆动着我。我感觉好像有一群彩虹色鳟鱼在我的裤子里抖动。被这种养鱼塘的活力控制，意欲推迟我已预感到迫在眉睫的极限，我试着集中精力到电影中戴维·尼文的奇遇以忘记这种快乐。但是，这种方法对我是毫无作为的救助，还没等到电影中主人公有时间点燃他操作了好一阵的炸药引信我早已先爆炸了。就是在这时，她把手塞到我的后背，开始抚摸我的后腰。她按摩我是以她嚼她的口香糖同样的方式： 没有间歇。我不能想像会有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在电影院的放映厅里做这个。而我更是没能预料到，她的中指灵活而狡猾，要混入我的臀间，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插在了我的肛门的正中央。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女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而尤其是男人们在这其中能有瓜葛。因此，呼吸中断，眼睛圆睁，我在椅子上弹跳似地（或许是我少有的“弹跳”）挺起身来。当意外的震惊过去，我马上拿起了那姑娘的手，把它紧紧地抓在我的手里，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新的进攻，而不是为了向她提供温柔或感情的什么标记。电影还在继续下去，我想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惟一的男孩某一天能够使一个这样的姑娘幸福： 我的朋友大卫·罗沙。
西尼卡·瓦塔宁与那两个没有任何关联。她仅仅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最优雅的女孩。有着黑色长发和绿色眼睛的芬兰女郎，生于坦佩雷，她也在那儿强化她已经非常好的英语。我们是在布莱顿海岸的鹅卵石上相遇的，而且我们立即决定把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甚至没有就此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