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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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不想去看电影，混蛋！”
我使劲儿挣扎力图站起来，但是他用大巴掌猛烈地给我一记重重的耳光，这一下把我打得滚到了楼梯边上。在肚子上踢的一脚则使我喘不过气来。就好像要用脚跟踢开一只草包似的，这个军士把我推向台阶，我以蹩脚的替身演员的方式从那里滚下去，尽我所能保护着我的脸和身体。到了第一段楼梯下，我已经有两颗牙掉了。颧骨和右颊伤口很大，跌撞后的身体给我感觉是被汽车碾过了。
“这下好点儿吧，吃屎的，或许还得我再来帮你滚到最底下？”
我试着自己支撑起来，不是为了反击我的进犯者，不过是为了有一点儿起码的尊严来面对他，可是，我不再有腿，也不再有胳膊，有呼吸。摔碎的两肋使我完全无力，而且我几乎意识不到一小群人在我们周围聚起来了。
我听到什么“奸山羊的家伙”之类，然后我的视线模糊了，凶手的声音显得遥远，软绵绵的，接着我闭上了眼睛，没有估量这个“搞鸡奸的家伙”刚刚给我提供的豪华服务。
我在营房的卫生所里度过那夜，由一个值班医生和一个指派作卫生员的新兵每刻钟轮流一次地监护着。早晨，在无数次的扭曲挣扎之后，我终于得以站立起来，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吓人的陌生面孔，而我就将必须与它为伴度过此后的几个星期。
到了中午前后，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个兵营的上校，房间宽大朝阳，坐落在众多建筑物的高贵区域的顶级。这是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对自己的角色和级别很是认真在意的人。一种自得的姿态，皱纹冷漠而轮廓完美的无须脸颊，给予他一种自然的权威，免去了任何粗俗。他以一种平稳的、清脆的嗓音说话，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有点像是把它们断开来说的。
“布利科先生，请您相信，我对昨天晚上发生在我的部门里的事件很难过。您的不守纪律，确信无疑，不能证实这样的过分行为是合理的。我在您的档案材料里看到，您是在米亥伊大学注册的，在图卢兹，是这样吧？”
“没错。”
“我可以问您吗，布利科先生，您对军队体制的看法究竟如何？”
我对他想要把我拖进去的这一领域没有什么想法。他也没有真地期待从我这得到什么。但是，我感觉到我的伤口和他的属下的放纵，在这种情况下，使我得以把握形势，尽管不能完全主宰它。
“对这个问题我没什么要回答的。”
“您看，布利科先生……”
上校似乎有一种习惯，在开始说一句话时，用眼睛直直地盯着你，而接下去则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继续他的话题时，露骨地转身背对着你。微妙地忽略了你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你的存在，他这时看起来是在向一个想像的、在玻璃窗的另一面存在的对话者发话。
“您和我，我们处在一种位置，它授予我们某种行动的自由。所以，也许该聪明一点，不要因采取进攻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毁掉了我们的会见。那么我换一种方式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吧： 一个免除服兵役的身份会对您合适吗？”
现在我猜到了上校让我隐约感觉到的交易场术语的意义： 我不针对他的部下提起诉讼，作为回报，部队则把我从它的名单上划去。
“以什么作交换呢？”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交换。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我的一个部下的品德低劣，今天把您放到了可以使您转而从法律上反抗兵役体制的位置。但是，此类判决的假设——总是相当不确定的——并不能就此免除您的国民兵役。我甚至可以说： 完全相反；在您的应征期范围内，命令肯定会发出的，十二个月的期限，为您提供足够充裕的时间，去发现这一服役期的充分与丰富。当然还有它的严格。某一些岗位是尤其不舒服和严酷的……但是，我将非常理解，根据您的政治的或哲学的观念，您会作出这个勇敢的选择……”
“如果不是呢？”
“那么，应该说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我们可以商定，昨天晚上是为了赶去集合看电影，您滑倒了，而且不幸摔下了楼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保险将会支付您的全部医疗费用，还要根据合同的赔付率给您赔偿。至于部队，到了必要的时候，它也会表现自己的富于同情与慷慨大度，它会把您从国民兵役的名单上一笔勾销。这就是，我们和解的大致模样吧。其性质不如前一种那么有骑士气概，作为补偿，这种解决方式给您带来的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舒服。”
于是就这样，三个小时之后，带着粉红色的但是重新包扎过的伤口，我回到了家里，免除了义务，但是也遭受了一个看起来了解人类的弱点就像了解自己的口袋底儿一样的狡猾上校巧妙的羞辱。如同一切停战和解签约所要求的规矩一样，上校和我，我们重新聚首在一个军官餐厅里，以便一起在各自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在我这方面，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事故声明。他那方面，则是一个同样有效的兵役豁免证书，“在战争时期，当冲突发生期间，您将会被指派尽非军人的国民义务”。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4）
在3月份，在马克维克事件中被提起诉讼，乔治·蓬皮杜在三个月后，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从十一年的兵营中走了出来，法兰西于是准备好被当作一个烟草店来经营了。但是，并不是这位总理——而且他还是波尔多人——他将在其中改变什么。夏邦代尔马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使人厌烦的网球运动员，他受过训练能把飞来的球打回去（推卸责任）以便造成错觉，而且尽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不管怎样，他没有一个敏锐的政治家应该有的精神高度或敏感，去思索这些言论的中肯，这是一个黑人劳工在1956年，已经在“非洲风貌”栏目中向他的白人老板说的：“当我们最初看到你们的卡车，你们的飞机，我们相信你们一定是天神；而在一些年之后，我们已学会了驾驶你们的卡车，很快我们也将要学习驾驶你们的飞机，于是我们明白了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制造卡车和飞机，就是赚钱。我们呢，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利用它们。现在，你们就是我们的铁匠。”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进行的。我们花费自己的青春去打造它们，然后为了毫无价值的薪水出让了它们，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处于驾驶我们内心的卡车和飞机的地位。而那些相信现实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夏邦分子或一些有真福的人，反正这差不多是一回事。
在1969年的春末，我的表兄让死于车祸，在安瓦里拉山口蜿蜒曲折的路上，在安道尔，他和女友一起到那儿去过周末。在撞击发生的时刻，女友被弹出了车体，而他，则实实在在地被那微型奥斯汀车的薄钢板切成了两段。保险公司和治安警察局的诸多报告没能确定事故的原因，最初的一个报告归罪于速度，而在专家的另一份报告中的结论，则是制动系统失灵。
我父母为这次死亡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它的突如其来，使他们回忆起他们自己的孩子的骤然失去。苏珊，我的姑母，表现得还是她自己的老样子，以那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自持于忧伤之外的人物所特有的冷淡和小心翼翼的距离，操办了葬礼、通报丧事和答谢的应酬。于贝尔，他则被这个他或许从未理解、但却深深爱着的儿子的死击垮了。与他的妻子相反，这一失去使他恢复了部分的人性。他和我父亲走得更近了起来，而且把他强烈的憎恨、他的过时观念与他的怀旧的信仰彻底地留给了过去。
在1969年5月初，我遇到了一个比我略为大一些的姑娘，身材结实得足以活几个世纪，而且要让男人永恒地梦想。玛丽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女人十分不同。那会儿的时尚青睐苗条、中等身材和小的乳房，而她，一切都是浑圆丰满的，她的乳房十分可观，但与她一米八的身高——这在当时那些年，简直构成了一种残疾——比例协调，唤醒了男人们身上这些经久沉睡的荷尔蒙淤泥。当我靠在玛丽的臂弯里进入一个咖啡店时，就会有一种按着一辆红色法拉利的喇叭开进了这间屋子的感觉。这令人难堪极了。但在另一方面，则可以证实有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面对她，男人们都是挺老实的。她看你的方式就像在大声说出对美国人如此珍贵的一句话：“dont even think（想也别想）”。
玛丽在一间由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开业牙医操持的诊所作牙医助手，以笑气麻醉他的病人，或者在一个装满了以彼此残杀打发时光的怪异金鱼的玻璃鱼缸对面，给他们施行镇痛治疗。我有时去等待玛丽下班，我们去吃晚饭，然后到她在运河对面、布里昂小街上租住的小公寓房一起度过那个夜晚。我很羡慕这个完全属于她的地方，崇拜她对其所享有的自治。远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更重要，在我的眼里，玛丽体现着独立与拥有自我的自由。她经常说：“你有时间，你还年轻。而且你很幸运，有父母亲能养活你，供你上学。”这却不是她的境况。给手术器械消毒，或在牙洞深处吸可疑的液体，这不是一种出于志趣的职业选择。玛丽的父母双双都是工人，有六个子女。父母供养他们上学到法定的年龄，然后就把他们交给了生活，任由自然选择去发挥作用。最有能力摆脱困境的得以生存。另外的，是三个男孩，投身于警察和军队。
我喜欢玛丽身上焕发的那种生命力量。她让我感动，比起她的不测命运，我被溺爱、保护和优待的童年生活，有时甚至让我感到很不安。尤其是，比如说，当她以一种不容反驳的语调决定付餐馆的账单时。或者，还有当她产生了要送我一件极其昂贵的高级羊毛套衫的愿望时。她纯朴，慷慨，非常健康。政治对她来说，代表着一种只适合于退休者或者势利者的活动，是在集邮和高尔夫之间的娱乐。她总是说，一定得有很多时间，才能对那些从未对你有兴趣的人感兴趣。而玛丽实在是没有闲暇，使她能够去挥霍于谈论那些无论如何从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明显地，她更喜欢做爱，实实在在地使人强壮的颠覆性活动，这在各种情况下都被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境遇主义者同胞们所广泛推崇。
怎么说呢？如果说玛丽在生活中引起我强烈的感受，我必须老实地承认，在床上，她使我惶恐不安，有时甚至使我吓得发呆。我们有同样的身高，但是在她的两臂中，在她的大腿间，在她的宽厚的胸脯下，我总有自己是个孩子的感受，一个天真地玩弄他乳母乳房的笨拙的小毛头。在我们的嬉戏中，她随心所欲地把我翻过来再翻转去，好像我根本没有分量，好像我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反过来，当我尝试要对她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一次肌肉崩溃。然而，玛丽并不胖，一点儿不胖。她只是出众的结实。在那时，除了强健程度的不足，我还因无经验而错误地相信，这是我的义务，我应该向她显示作为男性，我也能够把她像哑铃一样举起来。
当我向大卫——又一次错误地——透露这个忧虑时，和他习惯的一样，他表现了处理某个确定问题的敏锐与宽容：“这样的姑娘，这就和美国老车一样。只要路是直的，还好；一旦开始要拐弯，它就出问题了。”
在这个7月的第三周，道路恰好正在向各个方向拐弯，而玛丽和我正又一次驶下亚吉贝尔的坡道，这个把丰塔拉比亚从圣塞巴斯蒂安大西洋一侧与法国毗邻的西班牙海滨城市。的工人区分开来的小山。大众车静静地行驶在公路上，在这些起伏的深绿色山丘脚下，海洋散发着假日与含碘的快乐的香味。我们让车顶篷敞开着，玛丽把两只脚搭在仪表板上，太阳耐心地一点点地咬啮着她长长胫骨的脊梁。我对她说：
“我喜欢你的胫骨。”
“我的胫骨？怎么能喜欢胫骨？”
“这是非常非常性感的骨头。”
“性感，胫骨？你钟情于这些骨头，你，现在？”
“一般来说，不是。但是，你的实在是太美妙了。叫人难以置信的长而且直。加上你的皮肤紧绷，在上边闪光……”
她像一个好心的女精神分析学家那样轻轻地点了点头，把手移到了腿肚下面，好像在给它们涂擦一种软膏似地摩擦她的腿，然后她问我：
“还有多长时间我们能到法国？”
法国就在不远处，在比达索亚河的另一侧，这条小河把西班牙的伊伦市和法国的昂达伊镇隔开。在边检站，海关官员让我们打开大众车前部的旅行箱，朝汽车后座机械性地扫了一眼，接着是玛丽的腿，然后示意我们开路。
昂达伊镇的火车站从来都很热闹。旅行者必须从那儿改换火车，因为在西班牙和在法国火车的轨距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夏天我们就能看到，在站台上，穿涤格尔运动短裤的法国人和背负着行李的西班牙打工者交错而过，后者逃离佛朗哥主义，试图在图卢兹或者法国的西南平原碰碰运气。出了车站后，为了等待他们的接应者，这些移民的大多数都聚集到了附近的饭店里，它们都在大石板上写着“焦汁鱿鱼”原文为西班牙文。，一些墨斗鱼，含碘、鲜嫩、美味，盛在冒着热气的小容器中食用。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5）
这天是1969年7月21日，所有的报纸都只在谈论一件事： 这个晚上，两个分别叫做阿姆斯通和阿尔德林的美国人，将要在月球上行走。渺小得多，玛丽和我，我们散步在没有尽头的昂达伊海滩，在这个傍晚，微风的清凉有时使我们感到惬意的颤栗。向远处望去，你可以追随正在驶回港口的捕捞金枪鱼船只的航行。远离了那些大张的嘴巴，那些令人不快的龋齿，浸湿的绷带，吓人的拔牙钳，玛丽头发披散，皮肤略为晒黑，看起来快乐、松弛。人们可以感觉到她无拘无束，全身心地回应生活的召唤。有时，面对浪花，当她做一次深呼吸时，你简直可以说，她想要存储这沸腾的大自然的全部活力。
汽车旅馆仿佛挂在这座山丘上。一排排平房紧靠着它的峰顶，以致这后一个统一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要一起脱离，松开，悄悄地滑向绝壁的深渊。随着夜的到来，海风加强了，带来了层云、阵雨，也摇动着柽柳的颈项。玛丽和我在床上看着电视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们对这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月球奇迹期望什么？我越是对这个空间悬念、这个送入轨道的激情感觉不理解，玛丽越是聚精会神地追踪每一个新的通告，好像那高处正在决定她的好运和我们一大部分的未来。她不停地跟我谈论那第三个航天员柯林斯，根据她听到的说法，他将不走出登月舱。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当柯林斯留在登月舱内部期间，阿姆斯通和阿尔德林将要在月球上行走。经受所有这些年的训练和准备，忍受这种高强度的付出，承担理智无法设想的危险，而到了该得到回报的时刻，却留下坐在机械内部，如同普通的出租车泊在停车场，而与此同时，其他人，正在发现生命的极度之轻，在月球的人行道上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