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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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憨 子
其人其事顺流逐浪 难逃湍旋章品镇
学界新论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程晓农
屐痕处处我们是怎样失去了美好的栖居之地萧 音
书屋品茗读《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林贤治
说长论短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江 枫
说长论短齐人物论（续四）庄 周
说长论短自己“眼中的梁木”与他人“眼中的刺”谢有顺
说长论短再说“钱濮”公案李江峰
吉 侠
说长论短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林 非
异端境界是什么促使作者写下了《浮士德》？残 雪
灯下随笔点评乡下姑姑来信卢周来
灯下随笔怕“黑”随想刘一平
艺林撷英老漫画家裴广铎方 成
史海钩沉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他张耀杰
封 二画戏话戏——单刀赴会马 得 画 东 水 文
封 三收藏趣事——青花刀马人物田 原 文画
读
书
人
书 屋 絮 语
？ 憨 子
二○○○年十月十二日，是令至少一百位大陆和海外的中国作家心里的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一天——这个数字和判断来源我一位朋友不无夸张的幽默；我倒觉得，这是令上帝又一次偷偷发笑的一天。
这一天，有一位叫高行健的法籍华人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远隔万水千山的瑞典文学院颁布此一奖项之后约一个半小时内便得知了这个消息（这样写我觉得很过瘾）；消息又是由另一位我要好的远在海南的朋友电话告知的（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继而我又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我两位要好的朋友——当然，可以想像，我的朋友的朋友甚至会用比我还要快的速度告诉给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那天晚上，数以千计的大陆及海外中国作家的客厅或卧室里的电话铃亢奋不已，则简直是一定的。
可突然之间，并非毫无逻辑关联的，我脑子里冒出来一则印象深刻的西方幽默：有一位骑师将他那匹赛马取名叫做“坏消息”。有人不解，他却回答道：“坏消息跑得最快呀！”
我独自哑然笑了。可是转念一想，那天晚上跑得比那匹叫“坏消息”的马儿还要快上千万倍的消息，算得是一条什么消息呢？
那天晚上月亮不错。我不由自主哼出来一句老歌：
“月儿弯弯照九洲……”
吴承恩著书处位于江苏淮安市河下镇吴承恩故居之中。此宅系吴氏于明隆庆二年（1568）自建而成，原匾“射阳簃”，三字为嘉靖辛丑状元沈坤所书，后吴宅毁于兵火。现存木结构建筑为硬山式顶，共有三进四院，院内布置有藕塘、竹园和假山，占地面积约为五千平方米，系当地政府于一九八二年在原址依原样重建。
如今步入吴承恩故居，依次可见面阔三间的门厅、轿厅、大厅和居室。另有两间书房，即赵朴初先生书匾的“射阳簃”，其中安放有吴氏石膏塑像，布置有生平事迹展览。
吴承恩（字汝忠，自号射阳山人，约（1500至1582年）自幼聪敏多慧，博览群书，史载其工于诗文，性善谐谑。其同乡邱正纲辑有《射阳先生存稿》传世。其代表作《西游记》（亦称《西游记通俗演义》），以唐玄奘到印度取经为线索，创造性地汇聚历代民间有关的神怪传说到作品之中，以“九九八十一劫”为经，鲜明地塑造了性格刚烈、不畏强暴的孙行者，弱点多于优点的好吃懒做的猪八戒等文学形象，生动地构建了一个可与人间尘世相映照的神话世界，语言诙谐幽默，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又极其严整恢弘，充分体现出作者超凡卓越的文学才能。
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至“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阮葵生《茶余客话》），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如今通行有以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底本，参酌一种明刻、六种清刻本校订而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九八○年排印本。在各种英译本中，则以韦利所译《猴王》（伦敦阿伦与昂汶公司一九四二年初版） 为最有名。
（徐 雁 文）
顺流逐浪 难逃湍旋
——记吴白匋教授兼及段熙仲、唐圭璋、陶白、高二适诸老
？ 章品镇
一九五○年，我从《苏南日报》调苏南文联筹委会。当时由冯雪峰主持在上海建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来调王士菁。王是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我是去填王的空档的，从此认识了吴白匋教授。他在苏南文教学院教书，在文联是副主任兼研究部长。这个部抓业务，他参与戏曲工作，我和亚明是副部长，一负责文学、一负责美术。王与吴接近，是向他了解台静农及台与鲁迅的关系和“未名社”情况。他与台是抗战时期白沙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事，颇有交情，连带他也敬重鲁迅。至于他的来文联，主要原因，是他熟悉戏剧，积极帮助无锡整理一个流传农村、不为人知的反霸的幕表戏：《倪黄狼》。写成剧本，卓著成效。于是由筹委会主任吴天石举荐来文联兼职。
他来机关同我接触较多，也还能作闲谈。也许由于生活的来路有距离，有些老区来的同志觉得他有点架子。我则认为这是他对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与人的一种矜持。对于党的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与措施，何以如此，也同我谈谈。虽然较我年长十多岁。时间稍长，党内外人士对话时常见的那种分寸感，也渐渐少了。例如抗美援朝开始时，他拿来朱彤教授写的一个独幕剧，是朱根据他留美时的生活写的，我们都觉得很好。他告诉我，朱在重庆时以《红楼梦》的一个方面，写过一个多幕剧《郁雷》上演时很受欢迎。我以前看到过刘雪厂为《红豆词》谱的曲，就是这个戏的插曲，觉得它表达的无奈而缠绵的情味，浮现了几个年轻人为大观园的围墙封锁着的苦闷，曲调的色彩与这苦闷融为一体。因而对《郁雷》早有好印象。刘雪厂这时也在文教学院。我很快将朱的独幕剧在《苏南日报》发表了。未同白老①商量，又将之收入正在编集的一套丛书之内。很快，他一来机关就到我的办公室，似乎轻描淡写，却说得很郑重：“有件事，有点小麻烦了，你替朱彤的剧本出版了，事先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做了件好事，却没有做周到。你不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点不愉快了。”经他这样一说，我如梦方醒，过了几天去文教学院，也就去看了朱彤，向他致歉，并说了过去在老区，临时写东西配合政治任务，不少人将作品交出，如泼出了水，也就不管了，这已成了习惯。现在局面不同了，是该有个规矩。他听了破颜一笑说：“我懂了。大家都不要介意。”不久，我以工作队的名义，到这个学校去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朱是那里民盟的负责人之一，我们配合融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很可放心交换意见的朋友。有人关照我说，朱为人顶真，比较难说话。我感觉他对我并不怎么计较。也许认为我入世未深，应予谅解吧。估计白老的居中沟通也是一个因素。朱留美学社会学。解放后放弃所学，研究鲁迅，后再改教语法、修辞。八十年代初稍放手开美学课，学生反映很好。我逼之再三，他将历年所写论文，大加修改后编为一集《美学与艺术实践》。可惜出版了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不过六十出头的年纪。他是一位很有才情的学者。
一九五三年起建立江苏省。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秋到了南京。白老由学校调省文化局，并被选为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当时局长是李俊民，他们先后是胡小石教授的学生，李师兄是极好相处的人。所以他同在吴天石领导下一样，一切顺顺当当。那时，大家都住在丁家桥一带。我一家仅夫妇两人，不久就搬进机关的余屋里去住。这省文联筹委会座落在湖南路七十二号。主要建筑两幢。一幢是很结实的二层洋楼，我想像它是与位于东边的清末省咨议会一大片房屋同时造的。另一幢侧身而立却是高台阶、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宽敞而仅一层。大概是蒋介石定都南京以帝皇所居制造开国气象大兴土木中的杰作之一。我们拿它作图书室。现在这湖南路已跃居国内第一流商业街，成为南京市值得夸耀的窗口。这七十二号房子连号码因拓宽道路都拆除了。至于五十年代的晚上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夜风清街，落叶扫地，偶有车声，那是半小时一班的三路公交车。大门内，我与沈以外只有门口一位老传达。当然清静。若是没有夜戏需看，晚饭后白老常来喝茶、谈心。这段时间，大专的院系调整已过。将要波及这个单位的“胡案”尚未来临。工作只是紧跟政治运动写呀、编呀搞配合。他此时在文化局带领几位老艺人从事对子戏的整理写定。文联则搞“立竿见影”式的配合创作。这对于创作组里几位本在南京迎接解放的多数以路翎为中心的追求进步的青年作家，看来是极不习惯的。我则先进庙门，战争情况中，要我这个文艺青年写文艺宣传品包括我本也不大瞧得上眼的演唱材料，我都写，当时认为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更有一个原因是，我对创作本无雄心壮志。渡江以后，我也盼望过些时安定下来搞建设，让大家在大方向的一致下，各自具体掌舵。此时与他们保持着客客气气的距离，私人友谊也还在正常的增加。但无法凑合者非此一端。更具根本性的如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机关党组织提出我为候选人。就有人在会上说：我们原也准备选老章。但候选人不应只让提一个人。彼此虽然轻言巧语，却很费了些口舌。此事道理上虽未取得认识的一致，却以行动的一致而收场。对这类事，我心想：不要争，友好地工作吧。机关里的“内当家”，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他即使同意变动，也不过由朝三暮四进而为朝四暮三，那又何必呢？慢慢总会有发展的吧。我对自己的愿望是否坚信，也未必。本来久所热中“以文会友”，原以为全国解放后可以实现。吴天石当领导时，包括他自己，这是堂而皇之的口头禅。“三反”前，钱静人来接替了吴。“三反”时，因为以前说过“宾至如归”体现了本单位的成绩，受到了指责，我是记忆犹新的。但这“会友”，在白老与我之间还是存在的。我曾和他谈到上述发生在文联的两件事。关于第一件，他说：政治工作上的大事是头等的，大家都应当齐心协力为之服务。从他的说法中，我发现他过去虽是位言志的诗人，也能接受儒家“文以载道”的要求的。第二件事，他认为，既然大家都同意这候选人，那就投票嘛。这不正证明机关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此时的白老与在无锡时又有些不同了。夹杂在干部堆里显得触目的那股处处舒徐的名士派头又少了一些。在正式的会议上，主持人讲话以后，很明显，也会就船下篙、顺流而下地侃侃而谈一番。我也曾将他与我谈心时的观点相比较，觉得大方向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那“侃侃而谈”违心之处大概不多。即如此时，我们的政治性话题，较多涉及中美关系。对于两个阵营的对方，以前对美国，我的反感较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它那里来的卡宾枪对着我射击了，它才成了我心目中阻碍人民解放的恶势力。现在我们要搞建设，扫掉一百年来的屈辱，它却明火执仗打上门来。我的这种感情主要来自国家、民族的立场。他呢？大学读的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究竟成长于国难之中，所钟情的又是传统的文史，如果有谁竟来破坏他长期期望的国家的统一、安定，他也要大感“遗憾”的。这是我们的契合点。至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问题，我的认识其实肤浅。情况，他会懂得比我多。但似乎正如多数传统的士大夫的要求，只要能国泰民安，其余都好商量。几千年来，就是如此。
我们的谈心，当然不能说樊篱大撤，但他究竟非政治性人物，也渐渐没遮拦起来。我了解在过去生活的各方面，他大概都抱着一种“票友”的态度。自在飞花，随缘落脚，但不生根。现在晓得有个皮、毛关系之说了。看来需要“从一”了。看得出，他着重关心的是靠身的周围。他是“九三”的社员。我不大清楚他在“九三”组织内的际遇，大概不会难办，因为省人代中“九三”的人是不多的，他既是人代，在组织内当有相当的份量。至于文联，原来的吴天石，是被范伯群教授誉为“嫁接派”的。②吴明目张胆地强调团结。他常说把人都“团”过来，“结”合在党的周围。我们看到著名的晋祠塑像中一位老道的照片，谈兴和煦如春风徐来。白老和我都说像“吴老天”③。继吴天石来掌握这单位的是钱静人。钱不像他的前任。胆小、以小心对待组织、纪律著称。但究竟也是从“世家子弟”中分离出来的，又曾在上海读书，书生气却比“老天”要少。但对白老这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他的用人原则是：听他的，不替他惹事生非。遇事又能放得上台面的。书呆子，难免硬顶，他怕。白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因此，两人也就日益接近，白老也更认为“从一”未尝不可了。至于与机关里那些后来被牵进“胡案”的同志比较，虽说都是“五四”以后的学生，但揉合成整体的成份的偏重是不同的。他们与领导之间，说得重一点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些磕磕碰碰了。我一直游移在文坛的边缘，虽然江南江北跑来跑去，对此类邻里间的纠葛了解实在很少。钱，抗战一开始就在游击区，更是见树而未知有林的。在机关里只是力求和平相处，就一直这样糊着，直到一纸公文从天而降。
我与白老必要时谈政治以外，彼此更喜欢轻松的谈料。从私人关系说，他与我应该是谊兼师友的。所以，我听他的多。最能引发白老谈兴的计有：戏、词、画和美食。我不与戏改沾边，因为看戏费时间，我爱京戏，这感情虽从小就有，但幼年时有次看两军交仗，忽见一颗通红的脑袋（其实是个红布包裹）从台中间腾空飞来台口，吓得一连几夜做恶梦、惊叫，从此多年不敢进戏院了。所以我的京戏的知识与感情只是从留声机与《大戏考》上来的。他就大不同了，祖、父也可说全家皆是戏迷。先后寄寓津、京、沪，更是可以大饱眼福的地方。祖父与众多名伶包括谭鑫培有交往。父亲更能说戏。他以家教自小沉溺其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票房学老生。在扬州从名师更学昆剧老生。谈得最得意的一次，是说谭老板最后一次到上海。他们全家每场必到。最末一场竟特邀汪笑侬同演《珠帘寨》。一旧一新，一南一北。人都惯于盛赞珠联璧合，此则于悬殊处迸发出精彩。这大概是一切学术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吧？说到得意处白老竟让香烟屁股烫了手指。这时他在收画。解放之初，珍异弃于地无人停步注视。白老的奇遇不少。某年去扬州，看见利用大门堂开设的一家裁缝铺子的内门上挂了一幅立轴，因为串风，画被刮得噗噗作响。上前一看竟是郑板桥。原来是这大宅第的穷主人拿出作价付成衣费的。当然三文不值一文就收下来了。有时他也拉我同行，有次发现一柄折扇竟是冯梦龙画的山水，分明明人笔墨，不会假。他对这类偶而弄几笔的东西没有兴趣，晓得我猎奇，又以为我在搞通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