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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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一八四○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型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限界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二○○○年六月，时值酷暑。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沈固朝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
？ 江 枫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下称《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9）一文的标题，确实足以令人警醒，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作者对所谓处于危境、满含诡谬的汉语、汉字，对推崇备至的英语和拼音文字，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实，“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创新之论，此说曾出自鲁迅之口。走拼音化的道路也不是新发明的疗救处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文字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便都是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大旗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探索，特别是各种“左”的设计几乎都经过了代价惨重的实验，到了一九八六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就不得不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但是，以汉字拉丁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批专家，尤其是在语文工作部门掌握着某种实权的部分官员，却从未真心接受拼音化的失败，又以内部会议纪要的方式炮制了终未实施的“一语双文”方案。当计算机以当代英雄的姿态登上文生活化舞台而成了便捷的信息处理工具，拉丁化派又大受鼓噪：再不拼音化，中国就会错过一整个时代。
这耸人听闻的最新危言，却不必等到一个时代结束再来论证，也不曾经过轩然大波的论战，便由于“万码奔腾”的实验和汉语软件的涌现，众多而且是一种优于一种汉字输入法的层出不穷和广泛采用而不攻自破。
但是，我还从不曾听说过此文结论所谓“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汉语、汉字的变革上”，尽管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连同汉语也要改掉！对我引起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主张另换一个妈。
一 荒诞的指责
《险境和诡谬》说，我们“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的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什么是有神论起源？甚至对上帝如何开天辟地、如何造男造女，又如何把他们赶出乐园去经历坎坷自食其力，全都逐日记录得煞有其事的《圣经·创世记》也不曾提到过语言。看来，语言是小两口被逐后为了协调行动以求生而自行“创造”的。
谁能告诉我们并且能够论证世界上哪一种语言是具有“有神论起源”的？
至于“原罪的伏笔”，就不知何所指而云了。“原罪”本是个基督教的神学概念，怎么会在“无神论起源”的汉语中埋下了“伏笔”？而对于“恋尘欲”和“唯在性”这样的概念实在是过于“艰深”。
也许，“恋尘欲”是指贪恋尘世生活的激情？“唯在性”是以维持存在为最高目标或使命的品质？果然，则又何罪之有？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不贪恋尘世，其全部生命活动不是为了维持个体和种族的存在并追求更美好的存在状态。否则，岂不是：不如无生？
二 少数十二亿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
据说，汉语的“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
其实，如果不想称霸，就听任汉语作为一个人口多达十二亿的少数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作为东亚大陆这块范围并不狭窄的土地上通行的方言，又怎能算得“悲惨”？
汉语本来就是华夏多宗族大家庭一员使用的多语种之一，其所以能逐渐被其他族群所接受而经历过多次和长期非汉族统治还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也决不会是偶然。
三 自足无过
《险境和诡谬》断言，“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世界上的语言有一种是“专供出口”的么？如果有，也不会是此文盛赞的英语，而只可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医生柴门霍甫设计的一种人造“世界语”。然而这种语言要能被世界各国多数接受，却仍如名称Esperanto所示，还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美好“希望”。
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的语法规则”，所以也不会发生任何词汇是否与之“契合”的问题。而“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则同样是废话。此文作者认为英语最理想，那么，可否试举一例以说明“其语句”确实构成了某一“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任何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从来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某一群体自身而不是其他群体的需要，为什么汉语的自足功能倒成了应予摈弃的“诡谬”？
至于是否“旁及其它”和“关联异类”，并不是一种语言的价值所在和必要条件，但是，汉语却既“旁及其它”，又“关联异类”，仅以东邻为例，日本和韩国的语言中就有大量汉语词汇，日本语和韩国语的语法都和汉语语法截然不同，然而那些汉语词却能与之水乳交融“契合”无间。反观日语词之融入现代汉语而与汉语语法“契合”无间者也为数不少。
四 视觉文字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的险境之一是“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难道这不也是其他一切有文字语言共同的“险境”！作者显然不知他所称道的英语使用者虽没有“大写意山水画”，但对英语书写却也自有其审美要求，英语民族自有英语民族的书法家，而且，英语民族后裔的英语知识也都不从胎里带来，也要经过认、记、练……而逐渐积累——不是会读二十六个字母就有了学问。
当然，如果人类只长蜗牛那样的触角不长眼睛，人世就不会有诉诸视觉的文字了。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不“唯视觉”？倒也有，那就是用手摸着读的盲文。
五 “亮敞”自然
险境之二据说是，“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状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反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姑不论“亮敞自然”意味着什么，如果相信作者写这样话是真诚的，他怎么还能想到使用这样一种“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的”文字来“反映”、“反观”、“从而亮敞”汉语或汉字的《险境和诡谬》呢？
六 事实与诡辩
所谓险境之三，据说是“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为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尽管“自我蔽郁”和“自我涵化”之类的措辞费解，但是，如果“自我封闭”是汉语固有的属性而且从来就拒绝沟通和交流，一个在形成之初必然不会是有多大数量的汉族“自产自销”的方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导致一个“汉文化圈”的形成的。不必追溯得太久，只消回顾一下秦汉以来，特别是在汉民族不处于统治地位时“汉文化圈”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不是倒退而是继续发展的史实，就是最好的反证。
七 诡谬的论证
据说“汉语的诡谬”是指：“一、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形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
像这样的文字，能把它的不知所云归咎于汉语本身吗？应该知道，英语也有许多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更多的却是多音节词，如果喜欢多音节或认为多音节优越，汉语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就造出许许多多多音节词。如果不喜欢方块形，也不妨试行推广王羲之或怀素体……难道方块字到了头脑里也仍然方方正正以至方正到妨碍你去对“圆形的宇宙”作哲学或神学的思考？当你思考科隆双教堂和埃及金字塔时又该用什么“形状”的“语言”？
八 语言与语用
显然，语言，任何一种语言，使用时“含混、模糊；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滑坡、松动和崩塌（？）”，一定是由于使用者思想混乱精神失常。是否可以请教心理医生，能够用正常人听得懂的正常话语解释一下何谓“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以及，这样一种词与词的搭配，难道是语言自身的过错？
作者用了不少貌似艰深的词语来显示渊博和深奥，但遗憾的是连“语言”和“文字”这样简单的基本概念都显然被混淆，所以“方形”才会被认为是汉语的“诡谬”之一。
九 汉语与翻译
《险境和诡谬》说，“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
不知如此自信的作者曾经有过或是否有过多少翻译实践经验。就我有限的尝试而论，在“第一个领域”也未必就像这位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就一定能实现“全息对称的转译”。纵然是“日常生活”，也该知道，当我们对picnic还非常陌生的时候，曾把它译成“辟克尼克”，当熟悉科举的中国知识份子还不识school为何物时，曾把它译成“司西伙尔”………而“第二领域”，也因为难于“全盘照抄”曾把如今称作“青霉素”的一种抗生素译为“配尼西林”，由于对声音是怎样通过电磁感应作远程传播的机理不熟悉而把telephone叫做“得律风”，然而并不是由于语言品质低下，最终也没有妨碍了“全息交流”。
十 郎骑竹马来
汉语在转译中遇到的上述过渡性窘境是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被《险境和诡谬》赞颂到不留一点余地的英语，也都难以完全避免。
《长干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其中有这样两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艾兹拉·庞德是特别推崇并热衷于介绍中国诗的美国大诗人，他对这两句的译文再译成中文就成了：
你踩着竹子做的高跷来了，
摇摇摆摆假装着是一匹马，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