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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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由右向左的《圣经》原本和由右左向右的译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方向性的分歧？
既然“希伯来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来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那么，是修改“向左是倒退”的说法还是修改希伯来文向左书写的习惯？
二三 理性与字母
《险境和诡谬》用作汉语参照的唯一外国语是英语，想当然是作者所熟悉的。但是读到“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却不能不问：与名词“理性”对应的英语当为reason；却为什么要用源于ratio的形容词rational的名词rationality来表达“理性”。再以这样的“理性”为论据，推导出：“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显然，只是为了借重拉丁语ratio的英语释义之一“比例”。
但是所谓“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竟完全是个骗人的笑话，因为在我的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商务版）上，ratio释义15条，就没有一条是“比例”。
二四 变简易繁
《险境和诡谬》批评象形汉字太复杂，列举了甲骨文的“虎”字以为证明。那是因为在远古世界上濒危的不是虎而是人。有关虎的信息必需传达准确。如果威胁人的只有虎而别无其他，自然用个简单符号就够了，不幸猛兽太多，为了不至混淆就不得不复杂一些了。但是文中列举“虎”之把图形式符号变为线条符号；“圍”之省去重复部分；“麥”之省去不重要部分和“鬱”之以同音的“郁”代替；“飛”之保留部分而成“飞”；“學”之部分简化而为“学”，都不足以证明“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
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从来都不是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原则”。汉字草创之初也显然是沿着由简而繁的方向发展的，以数字为例，一定是先有一，再有二和三，然后再画四条横线以表四，而不会是相反。比较复杂的“鹿”， 也只能是由一只到两只 ；又到三只另加一个“土”、两个“土”以构造新字 ； 而不可能相反。由于对新字的需要增多，同音假借的现象增多，歧义难免引起混乱，添加偏旁部首以相区别便是聪明的出路之一了，这似乎不能说也是在走“从繁到简的道路”吧？但是繁极而求简，“乘便而趋易”，却也符合常理。
鬱， 正好是由简而繁又由繁而简的一例：“郁，木丛生者，从林，郁省声，迂弗切。”林，丛木；缶，藏酒瓦器；鬯，“草木鬯茂”之鬯；彡，毛饰；冖，覆也，从一，下垂也。“郁”就由这些简单的构件组成，字义自在其中。“郁”和“郁”本不相同，简化时以“郁”代“郁”，等于是消灭掉了一个字：显然是繁极而求简时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并不妥贴。
二五 汉字与英语
然而作者对汉字“人” 却由于简而不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批评，《说文》说人，“籀文象臂胫之形”，这已经足够指代“天地性之最贵者”了；但是《险境和诡谬》认为“一撇一捺”过份轻率，说，“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样简单过。”“我们知道，其他语言（果真？）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略，见以下评论）：
man，不行，多指男人。汉语“老人”可指老太太；英语oldman却只能指老头；mankind不行，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类；people，复数，人们、人民、民族；只有person；近似，既可指男，也可指女；being，单独出现时不得作“人”解。personality人格；character角色；human形容词，individual，只在特定语境中才可理解为“个别人”。
以这种方式表达“人”的汉字和词和这些英语词相比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二六 “文化学分析”
显然，作者所要宣告的只是：汉语、汉字连同汉人，一无是处。他对汉字一连做了三番“文化学分析”，只是为了揭露“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
据说，“汉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号来代表精神，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真正称得上是‘精神’的精神。”其实，没有“物欲”何处寻“精神”。难道世界上有哪一种人可以不必满足物欲单凭精神活动生活？据《险境和诡谬》说，“用物欲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想到物又有什么不当？天主教举行弥撒，信徒“领圣体”，该是何等“精神”！但是在把领到的面饼送到嘴边时“精神”所要求的却正是希望你想到物，想到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只是不知想到了会觉得更有滋味，还是觉得难以下咽。
《险境和诡谬》说“不少汉字的构造方式绝非出于偶然，明显带有一种欲文化的指向根源。”据说“精”就是一例。又说“精由两个汉字构成：左边为大米的米，右边为青色的青。”又说“青在古代作‘纯净’、‘干净’、‘清净’讲”。然而古代究竟是怎么说的：“精，择也，从米，青声”；而“米，穬实也，象禾黍之形，”“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可见“净”非“青”，倒与“精”近。要说这充分显示了“‘精’的可食用性”却未免牵强。
语言是人类开始摆脱猿猴状态在求生的活动中为了协调行动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求生也就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满足必要的物欲，怎能不在因此而产生的语言中留下应有的痕迹。
连“聪明”一点的群居动物为了生存而互相传递信息时也少不了：觅食、求偶、报警。身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岂能例外，圣人尚不讳言，《险境和诡谬》居然横加挑剔，甚至说汉语汉字“一味自恋、手淫”。——哦，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二七 拆字与戏说
为了证明汉字构词的“唯米主义”，“最终还是要解决一个米饭和肠胃问题”，《险境和诡谬》又对“欲 ”字作了一番所谓“文化学分析”。《险境和诡谬》说，“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与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如此“分析”，完全是信口开河！
“谷”之作“没有去壳除皮的米”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文改会”之后，为了“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而对汉字加以改革的结果，“欲”字却至少在孔老夫子出世之前便已经存在了。《道德经》中便有“不见所欲中心不乱”之句。那时候的“谷”还只是“泉出通川为谷”之谷；“习习谷风”之谷；函谷关之谷。
至于“欠”字，说文作 ，“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险境和诡谬》说“欠”本为“人”，则人之上又是什么？许慎已经说了，那是憋在人肚子里终于从张开的口里吐出的长气。徐锴说：“人欠去也，悟解也，气壅滞，欠去而解也。”是“欠伸”的意思，亦作“欠申”，即“打哈欠”，“欠”是张开嘴巴的意思。也作“不足”解，但是已在有了“欲”字之后，如韩愈赠张藉诗，“今者诚自幸，所怀无欠”。
许慎说：“欲，贪欲也，从欠，谷声。”那时的谷是无论如何也啃不动、吃不得的！
二八 险境与诡谬
我还是要对《险境和诡谬》一文的作者深致谢意，如果不是读了这篇文章，我真不会知道我们的汉语居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最危险的时候”。如果病症确是病症，都足以“致命”，因为，全都不可救药。就像人不可能重新出生一次一样，也没有人能让汉语重新获得一个“有神论的起源”，而且实践证明，也不可能把汉字改造成为拼音字。
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母亲，也许有人可以接受一万个继父，认一万个义父，但是无论谁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母亲脸上也许有雀斑，但是作为儿子不能因此而诅咒和遗弃她，何况，我们的汉语母亲脸上非单没有雀斑，甚至很美，她寿而犹健，还在为她哺育的文明继续充当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和媒介。
这个地球是人间，没有一起人间事物完美，汉语汉字是我们祖先在维持个体生存、争取群体绵延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是人而不是神的作品，当然会有缺陷，但是就其凝聚了人口多达十多亿的一个“少数民族”并成为五千年不死文明的创造媒介和载体而论，世界上还有几种语言能和这种“方言”相与比肩。
《险境和诡谬》还有这样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其实：英语世界也不曾产生过《圣经》，《旧约》及《新约》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人用二十六个字母由左向右写成的，而是希伯来人用长方形的二十二个字母由右向左书写，另一部分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险境和诡谬》还抱怨汉语“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却没有料到写出了《圣经》的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竟都是辅音。美妙如英语的元音如果把y也算上也不过六个，汉语该有几个？而每个汉字都已经有一个。说英语“形少音多”，错了，英语是有多少词就有多少形！说“英语形音统一”，也错了，为什么，想想看吧！
知否知否，二战前的国际法律文书多用法文撰写，有理由么？英语，不如法语严谨！英语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岂止是单纯的语言现象！
我总算体会到汉语汉字的险境之一是有些汉语汉字奶水奶大的汉人在自我奴化！
文中引了好几个洋人所说而被信以为真的洋话，请允许我引一个汉人说过未必是真理却由于源自数十年的科研实践和海内外的观察与体验而有点份量的汉语：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除了一些公认的原因……还有一些怪论如汉民族‘种族退化论’、‘取消汉字汉语论’，则反映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中国科技报》97。7。1。）
说这句话的汉人叫杨振宁。
齐人物论 （续四·百年新文学余话）
？ 庄 周
百年新文学，留下了太多值得论说的话题。尤其当代文学的现状令人过于失望，更需前追病灶，探讨功过；后溯究竟，展望未来。本系列短札已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三类创作予以点评，若就此收手，恐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故补以余话。但为了保持体例，仍然片言择要，不做长篇大论。
载道与言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立言无关功德，明矣。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坐的就是三等车厢。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朽有三，立言为小。然而文人不甘心叨陪末座，于是乎要“文以载道”，以代替立德；要“口诛笔伐”，以代替立功。因此中国文人是最讲道德的——是否最有道德，则不可知。以立言代立德，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差一点要“乘桴浮于海”，去海外移民。以立言代立功，也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乱臣贼子无所畏惧，周游列国的孔子只好惶惶如丧家犬地无功而返。于是和弟子们各言其志，希望“浴乎沂（洗洗桑拿），风乎舞雩（逛逛夜总会），咏而归（唱唱卡拉OK）”，想做陶渊明式的羲皇上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也分别经历了世纪初的以立言代立德、世纪中的以立言代立功，最终沦落为世纪末的各言其志——一地鸡毛。
命定的沮丧
世纪初的新文学创世者，实际上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尊新神的崇敬，对孔孟两位旧圣的弃绝，对“普罗大众”、“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壮士断腕般地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他们甚至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替代文言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这造成了白话文的先天性难堪。它成了一个注定的弃婴，一种过渡时期的代用品。欲检讨中国世纪文学的功过成败，这一点语言上的先天不足，是应该被铭记在心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使用着的是一种粗陋的语言，它远未达到文言文曾经具有的高度，它对“西化”的态度至今都显得暧昧。凭这样的语言从事文学，怎么看也有点先天营养不良，怎么写也难臻高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命定的沮丧。
庶民的失败
中国传统文学的阴影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我指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怪力乱神的阴影。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然而哪一位博学之士能告诉我们，一个汉代妇女是如何在家磨豆腐的？或一名“归来头白”的兵士是如何度过戍边生涯的？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庶民从来不曾获得胜利，他们若不是生得奇形怪状如武大郎，或有着“巧遇洞庭红”的浪漫艳遇，或具有“日必五度”的床上奇癖，便注定得不到文学上的忠诚描述。“庶民的失败”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竟算得上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富于审美气质的凡人。这一传统是强大的，它在本世纪虽得到一定的扭转，但与域外文学发展相较，仍显得远远不够。令人意外的是，越到当代，这一“不够”也越为明显，几至失控。
百年“树人”的鲁迅
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献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奠定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
世纪下滑线
如果鲁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声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倘若沈从文走上这座举世瞩目的领奖台，国人当然不会受之有愧；假如曹禺获此殊荣，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时光忽忽到了二十世纪终点，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不再有人配得到那座价值可疑的硕大金杯了。是的，它价值可疑，且有着将本世纪最伟大作家一一排除在外的古怪癖性（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使我无法对它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