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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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大街法
文章眼前事，得失天下知。现在是评论家的世面，近来惹动媒体骚乱的几位爷们，招法都惊人地相似，大致可归纳为引火烧身法或臭大街法。或作泼妇骂街状，把鲁迅、老舍、金庸等文坛硕彦挨个骂过；或作僭妄渎神状，以乳臭未干之身，行耶稣基督之事，勒令他人忏悔。最可笑的莫过于某个不忘抬出文学博士身份的评论者，为求咸鱼翻身，竟置幼稚园级别的文学常识于不顾，擅自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他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鲁迅、钱锺书、沈从文等），大多具有可疑乃至可憎的人格瑕疵。我们只想问一句：文学大师的标准，什么时候与道德圣徒的标准等同起来的？难道别国或其他世纪的文学大师，个个都是圣者？别说，这条文坛咸鱼还真借着这篇烂文，一时耸动视听起来。
批评家的批发业务
关于当代批评家，梅疾愚先生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不过梅先生似乎误把当代批评家视为零售小贩了，其实现在的批评家要阔气得多，他们决不搞零售，而专做批发。因为他们的一个笼子，要寻找的是整整一群鸟。当代批评家习惯于为一群个性全无、面貌相似、低水平重复的作家进行统一命名，随后挂牌出售。当代批评家懂得追求规模化效应——当代蹩脚作家也心知肚明地主动与之合谋。正常的文学评论，是以评价“这一个”为主的，评价“这一群”是文学史家的工作。而没出息的蹩脚小说家却愿意被这样收编，仿佛一被“名牌”公司收购合并，就可以牛气冲天地一俊遮百丑了。
要有耐心等待追认
文学史乃至艺术史有一个追认的传统，即艺术家凭其本能和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创造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派什么风格，由后人命名，哪怕一开始是不理解的歪曲性侮辱性命名，如画派中的“印象派”，诗派中的“朦胧诗”，小说流派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命名的滞后，几乎是艺术史上的通例，而中国当代的艺术现象却是命名超前或起码是与产品同步上市，往往先有品牌推销，甚至是批评家呼唤，然后才有大批产品面世。这实在是现代商业化产品的运作方式，而非艺术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与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创作伪艺术品一样，违反了艺术创造的根本规律。在中国尚没有足够的自由作家之前，请别老想着文学史，正如别想着诺贝尔奖。伟大的作家不会与蹩脚批评家合谋，更不会不知羞耻地自称自赞。要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等待读者的裁判和历史的追认。没有诺贝尔奖，托尔斯泰照样是托尔斯泰；没有生前的承认，曹雪芹照样是曹雪芹。
文学史——著作还是教材
重写文学史成了一声时髦的呐喊。鉴于以往的文学史不出官修范畴，主题醒豁，雷池分明，做史者亦步亦趋，处处唯谨，莫说自创新见，别出心裁，就连某人是否该提及，某人该独占一章还是一节，或与众人如孵澡堂子般在一节里挤做一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不小心就是政治问题。所谓主编，其实只是一个诺诺连声的领命者。这样的文学史当然应该重写。所以，问题的方向根本不在于是否应该重写文学史，而是如何重写。我的感觉是，现在所谓的“重写文学史”，几乎无一不是指“重写文学史教材”，即使表面上类似私人撰述，其实质仍是一个官修面目，“重写”者的最高目标，是希望它能进入高等学府。世俗的雄心过大，立言立论难免受到各种牵累。倘如此，我宁可敝帚自珍，做我的《齐人物论》。众所周知，它之无望成为教材，就像螃蟹不会长出翅膀。
文人无文
中国不少当代作家，多为浅人。然而浅人偏好作深语，锦绣满眼而意多支离，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命笔无心，敷衍终篇。一切天地之至文，必不作诡奥语（仅限文学，学术另当别论），而总是语浅意深，以寻常话头，道出前人之未道。尤以谋篇布局，不肯落入前人和洋人窠臼。当代中国不少文人既已不思，必然继之以无文。文人无文，已成通病。甚者更是病句连篇，语无伦次，陈词滥调，叠床架屋，冗言赘句，词肥意瘠。一得之愚，辄洋洋万言；热门话题，必强凑热闹。此辈恶札，当以奥卡姆剃刀尽数剃去。梁简文帝萧纲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此语曾为文风颇为“放荡”的鲁迅、钱锺书一致称道，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加以推崇。衡之当代文坛，可谓谨重之人甚少，而放荡之文略无。当代文人多如牛毛，而千古奇文、天地至文则寥若晨星。文人无文，比之文人无行，更是文人大病。
当代散文十大病
家长里短太多，忧国忧民太少。
故弄玄虚的太多，货真价实的太少。
牢骚太多，针砭太少。
愤怒太多，见解太少。
业余的票友太多，出色的专家太少。
痞子太多，才子太少。
老师太多，大师太少。
有架子的太多，有学问的太少。
文抄公太多，文体家太少。
胡编的集子太多，单篇的杰作太少。
当代小说戏剧十大病
长篇小说太多，时间能搁长的太少。
短篇小说太多，不短命的太少。
小说流派太多，有独创风格的太少。
现代派太多，现代精神太少。
摹仿外国名著的太多，写出中国名著的太少。
报告文学太多，不虚构的太少。
实验戏剧太多，实验成功的太少。
电视连续剧太多，连续看到底的太少。
得奖的太多，自己不提别人知道的太少。
获诺贝尔奖提名的谣言太多，值得文学史一提的太少。
当代诗歌十大病
写诗的太多，读诗的太少。
青年诗人太多，坚持到老年的太少。
写出的诗太多，发表的地方太少。
草稿太多，定稿太少。
病句太多，妙句太少。
糟蹋汉语的太多，珍惜汉语的太少。
自恋的诗人太多，超越自恋的诗人太少。
出洋的诗人太多，坚守的诗人太少。
有口号的诗人太多，有理论的诗人太少。
庸才太多，天才太少。
当代作家十大病
会员制作家太多，自由作家太少。
隐士太多，叛徒太少。
有媚骨的太多，有“反骨”的太少。
高调的慷慨党太多，低调的实干家太少。
扔砖的破坏者太多，砌墙的建设者太少。
洋枪洋炮太多，真刀真枪太少。
堂吉诃德太多，哈姆雷特太少。
做戏的堂吉诃德太多，率真的堂吉诃德太少。
作秀的太多，优秀的太少。
不要脸的太多，不要命的太少。
“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
“躲避崇高”是当代一位专业作家的口号，因此当代一位自由作家直截了当地斥之为“渴望堕落”。一个民族若躲避崇高，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光荣与梦想，就只有醉生梦死的得过且过，只要保命全生、飞黄腾达，就一切管他娘的。“躲避崇高”是世纪下半叶的某些中国作家的自供，也是他们为自己刻下的墓志铭。“崇高”包含人类文明的一切伟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正、幸福、真、善、美（权且列这九项）。作家天赋的使命，就是为这一切终生奋斗，不惜献出生命。作家是人类的良心，是民族的头脑，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一个没有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扼杀伟大作家的民族，是有罪的——并且必定因赎罪而付出巨大代价。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堂吉诃德的战场，而不是哈姆雷特的舞台。堂吉诃德的代表是鲁迅，哈姆雷特的代表是顾准。鲁迅是擅长攻击的堂吉诃德，所以生前死后也一再遭到攻击，但毕竟由于堂吉诃德的后备军不少，所以“鲁迅精神”也一直是鲁迅后继者反复张扬的，然而却少有顾准的后继者，更没有人提倡“顾准精神”。然而，中国作家不但需要“鲁迅精神”，更需要“顾准精神”：探索真理的勇气，挑战权威的勇气，“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殉道者的勇气，不为丝毫虚荣和利益只为了寻找智慧而不惜下地狱的勇气。
反思和盘点
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谩骂，从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世纪末尾，谩骂者或许会博得一时虚名，年末盘点，被骂者可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是否首先应该遭到回击。好在拙文完成于二十世纪，也发表于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足够浮躁堕落了，且让我们共同约束，让我们能重新回归艺术，回归语言，回归思想，回归人民。在新世纪，作家的学者化将不再值得标榜，而是成为一个最起码的素质要求（正如学者的作家化本来也没什么可吹嘘的）；域外的新思潮将被我们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和仅资参考的范围内，不再左右我们的文坛风云；中国作家群中将诞生自己的卡夫卡、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且具有到眼可辨的中国特色。在下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被单独“立法”，在加强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同时，更注重本民族文学不可替代和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应恢复其原有的尊严和美丽，不再成为任何强势文化的附庸。
欲望号街车——代结语
在权力意志的发动机因老旧而动力不足的今天，当代中国文学配备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欲望。于是当代文学成了一辆左右双引擎的有轨电车。当左边的权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血液）因用力过猛而有翻车出轨之虞时，右边的欲望发动机（它的燃料是精液）就开足马力保持平衡。反之亦然。这辆红色街车的表面虽然早已漆皮剥落，露出了铁皮的黄色锈斑，但老车做新，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喷涂上崭新的红色油漆。司机实在舍不得换一部新车，也没有自信换一辆无轨电车再重新自由驰骋，他担心自己的家底经不起重新创业的一番折腾，他只想对这辆老牛破车加以废物利用，沿着既定的轨道开一程是一程。然而无论新涂上的红色喷漆多么鲜艳，红漆下的铁皮锈斑已经越来越无法遮盖。实际上这辆过时的街车早已变色，所有的乘车者、候车者乃至下车者，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的旗帜已经不是权力的旗帜，而是欲望的旗帜。在人造的红色轨道上，这辆欲望号街车还能开多远呢？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感谢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的全程陪伴，我们的世纪巡礼已经到达终点——我要化蝶去作逍遥游了。新世纪再见！
二○○○年九月五日
（《齐人物论》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 后：
庄周先生何许人也？自《齐人物论》刊出以来，每期都要接到不少这样询问或试探的电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嗯——不好说，因为庄周先生不是一个人。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也有穷追不舍的。我也总是顺着回答：是啊，几个人。对方听我这样回答，知道我是不肯说了，自然只好挂筒作罢。
其实，不是我故弄什么玄虚，而是庄周先生确实不是一个人，若是一一报上名去，不仅不会就此打住，而且会引起进一步追问：甲是哪里人？乙是哪里人？是否评论家？先前写过一些什么？而这些问题，虽不能说不值一答，但若要一一认真回答，又确实没有什么趣味。
有趣味的是《齐人物论》。讲句实在话，我是很喜欢《齐人物论》的。它举重若轻，生动活泼，不虚饰，不回避，不媚俗，不以权威自居，但又坚信自己的判断，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说得那么漂亮，那么独特。阅读如此活色生香的评论，本身就是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读到会心处常常会暗地里叫声好，读到痛心处又不禁黯然神伤。我认为，《齐人物论》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诗话的长处，也吸收了西方文论的长处，《齐人物论》是对个性化批评的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成功尝试。
个性化批评是《书屋》一贯提倡的。《书屋》创刊以来，始终注重批评文体的创新、批评形式的非学院化、批评角度的独立性，这也可能是《书屋》能够在众多书评类刊物中比较受到广大读者偏爱的重要原因。《书屋》上发表的诸多名文，不仅具有思想的前沿性和学理的精深度，而且大都具有文学的华彩和艺术的趣味。庄周先生正是兼具诸长的本刊重要作者，尽管他们不是职业评论家。
个性化写作，已提倡有年——虽如《齐人物论》所论，实绩还颇有限。研究和评论作家、作品的个性化批评，至今也仍是空谷足音。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到了九十年代，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都经过了某种重写。这些重写过的文学史比原先的文学史大有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传统文学史，大抵注重文学的政治性；重写过的文学史，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然而目前的文学史不论新旧，基本上都是教材。“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指的是重写文学史教材。而教材因其本身的特性，大抵不得不谨慎地呼应时代的共识，有时还不得不迁就时代的共同局限。也就是说，教材的作者大都注重观点的稳妥性和权威性。尤其是，教材不大可能追求观点的鲜明个性、思想的自由无羁和文体的新颖独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今年上半年我向长期以来倾力支持本刊的庄周先生组稿，希望能够打散教材的体系性，摒弃教材的讲章气，对现当代文学作出独具风骨的个性化评论，不求权威和全面，只求成一家之言。于是就有了第一篇《齐人物论》。
首篇《齐人物论》在今年第六期《书屋》发表后，不仅获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而且引起了知识界、文学界的瞩目。于是我又与作者商量了《齐人物论》的后续选题，初步商定为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大板块，并且把它当成一本完整的小型文学史来写。从第九期开始，《齐人物论》又陆续刊出，反响更为热烈，大量读者来电、来信表示共鸣或发表意见，不少报刊和网站也纷纷转载或选载。许多读者还说，最新的《书屋》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读《齐人物论》。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我喜欢《齐人物论》，喜欢得将它视为己出，说得通俗点，就像一个大师傅做了一桌菜，听说客人吃得好，有味道，心里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说。
周 实 二○○○年九月于长沙
自己“眼中的梁木”与他人“眼中的刺”
？ 谢有顺
当文化界谈论忏悔、要人忏悔变成一种时髦，忏悔的真义实际上已被误读、改写和损害，直至隐匿。这个最初源于圣经的神学名词，在今天的中国，被一些文化人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专断的话语权力，一种据说可以测度一个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