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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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工资可拿，钱要买香烟，烟瘾重于冯梦龙。后来听说这柄扇子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因此常被白老当作笑柄。我也竟有侥幸的事：只化了一元钱买了幅任伯年绢地团扇面，画的是“东山丝竹”。请胡小石教授鉴定，胡老说在任画中属中上。这次我一人独逛夫子庙，要是做白老的随员，这任伯年也不会明珠暗投落到我手里了。他谈抗战前南京的词坛，大概有个以吴瞿安、汪旭初，还有我不知究竟的陈匪石、石凌汉等为主，他也敬陪末座的“如社”。文酒酬答，盛极一时。他盛赞沈祖棻的颖才，也佩服唐圭璋的苦行。此坛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词人们流散各地。战后更是寥落。只有卢冀野混进政界，弹冠扬眉，同辈侧目。我问卢不在南京，哪里去了？他未作正面答复，却数说乔大壮在许寿裳惨死台北后，暗自跑回，于凄风苦雨之晚自沉于苏州。说来很觉黯然了。后来因为龙沐勋的殊遇，我再问起卢前。他才说了卢因惊恐得病而死，事前虽有周总理的关照，在他身上也没有能起作用。六二年赵朴初来南京，由我邀几位老先生谈谈。这边因赵身近日出处，也想听他的。所以人到得很齐。会前我同唐圭璋先生咬过耳朵，说客人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会上只有人说了一些毛主席诗词中用韵的问题，唐老是出名谦逊的人，终席未发一言。赵请诸老出示新作，很想拜读，也无一人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头来。看来往日词曲健将，不弹此调久矣。我爱诗，于词则疏远。苏以外，李家一男一女国亡家破之作啮人心痛。余下，脑子里偶而跳出来的，只是些断句了。晚清以来的作品更少接触。三十年代初，有几位平辈亲友，追慕名士风流，常常在一起搜索枯肠，像搭积木那样地填词，后来稍知好坏，找出他们的得意之作看看，觉得总不外用古人词汇，重复古人的意象与感觉。他们是兄长又是那样摇头晃脑苦推敲，虽有反感，遇着时总是走开，不想多话。我也想倘在康雍乾年间，锦衣玉食之余，尚多精力，各有所好，如此玩玩未尝不可。现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有一次他们又自我陶醉成一团。我竟像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拿了一本杂志朝他们面前一丢，大吼一声：“国家到什么地步了？你们还在吟风弄月！”这是本《生活》还是《永生》记不得了，但那淡蓝色的封面，至今如在目前。这是满页的一幅照片：一队日寇骑兵长驱而入一座雄伟的关门，门额大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厚重的颜体楷书。这封面的一边有触目惊心的方头黑字一行：“请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原来日本军队已经进了山海关。他们看了这个封面，相视无言讪讪地散了。其实当时或后，我自己读诗对卞之琳的某些作品就十分倾倒，还喜欢南星的一首《石像辞》。而对他们的苦效风雅，竟横刀一扫格杀勿论。对各类体裁、各类情调的作品，存在着个人的偏见，是显然的。五十年代初的我，究竟有了些长进，当然不会对人猛然电闪雷鸣了，但总以为白老当年的作品，无疑要比我的那些亲友要高明得多，但要跳出这一窠臼怕也困难。后来读了他的《凤褐庵诗词》方知他三十年代初的作品中也并非多是今人而古装的。抗战以后沦为难民，更能常有忧心国事之作了。程千帆教授的序言也说：“及抗战军兴，违难西蜀，遂更进以稼轩为师，而杜老忠愤感激之情，更往复于笔端。”解放后则多遇时酬应之作了。好作品当然不会没有。至于思想艺术皆臻上乘， 若依当时要求写来实在是件难事。老将们因此在与时享盛名的赵居士的相聚中，也就不想多事了。
在前辈文士中，“文酒”本来是相联的，相联于善于吟味的舌头。特别是从美食中吟出的味道，究竟与政治稍多距离。岂能久为牙关拘囿，于是白老又舌吐莲花，滔滔不息了。他尝遍川、粤、闽、鲁。淮扬本帮、徽州客菜更是童年的壅土。就是法、俄西餐也能说个大概的。当时又常参与内外贵宾的欢宴，较之一般干部“大口吃州吃”要高出数筹的。我的口舌多年来只是谋饱的工具。由我陪谈，用以应答的一点知识，大多来自耳食。南京有关吃的掌故，可充长夜谈的不少。与文字关系较多的有：将错就错，一直享名至今的一家所谓马回回馆。这文物是吃历数朝的冒鹤亭发掘出来的。虽然局处穷郊荒街，店号上的几个字则大有明末风情。独有的出手不凡的几样菜肴为老饕们闻所未闻，连袁枚食单亦未著录，则为福王朝兵火劫余尚有何疑？后来又听说杜茶村的墓就在附近，老先生们于是考证出杜生前常来小酌，也不管杜当时囊中所有能否买得一醉。捧场者蝗虫一般四方飞来，一时名满京华了，又适当诗坛人望陈散原从庐山归来闻讯来访，放下筷子连说“不同凡响”。诗翁高处一呼，小报记者一片嗡嗡。几十年来各式小汽车也就川流不息，所好都是拿几只菜就走的，屋内还有余地放几只椅子可供陈、冒诸老就座。据说白老此时已有资格随侍左右，稍计年序似有差距。要说是朱希祖、黄季刚、胡小石诸老这一辈，白老是赶得上的。但无论那一辈，有件事是并无轩轾的。这是说名流们吃馆子，菜必精致，座能避嚣。吃过付钞，深通广告原理的老板必出来打躬作揖，坚决不收分文。名流们究竟非警、宪中人，结果总得有所点缀。食事以外，金陵绮梦因食而生的所在多有，实在难以驱拂。秦淮河上“停艇听笛”④，流连忘归，不觉夜之过半。我们这一题目的闲谈，皆在快到“醉卧佳人锦瑟旁”的时候，就懔然而止。白老与我是一个时代，两个环境中的人。中年以来，虽也有近似“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际遇，此时也还未得酒菜以外人生苦旅的深味。
在江苏的戏剧工作上，钱静人对白老是颇为倚重的，这似乎是钱与党外人士关系中的孤例，难怪有人要为之侧目了。但我觉得钱在这件事上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一出学校门就进了革命的天地，顶多能弄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在上海住过的则是从沙哑喉咙中逼出来的：“堂堂青天不可欺”。对京戏所知甚少，对地方戏更是一窍不通。也许由于对省宣传系统领导的知遇之感，白老的工作是努力的，建树应该有目共睹。创作的或以他为主整理的、改编的节目是有目录的。还有难为外人看到的是他在慎重地“改”的工作以外，对传统的执着的感情。这感情使传统的优秀处得以保存。这包括在领导者面前对某些熟悉传统的编剧、演员等的揄扬，使他们得到重视。在这个工作上，他有建树与欢乐，但也有开始大为惊喜，最后却遗憾绵邈不绝于怀。这不是五四、五五年与他闲谈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开始于五六年省的戏剧会演。南通专区竟然报来一个徽剧。本以为这个剧种已在苏中断档。苏中沿海在清末结聚着不少徽帮盐商，这些剧团就是适应他们的享乐而产生的。后来这些盐商退出历史舞台，寄生的剧团也就凋零了。现在有颗硕果突然出土，远乡僻壤中竟藏有精金美玉，忙建议调来观摩。五八年钱静人同他去如东深入生活，访问老艺人，了解情况后即将四位老人请到省戏剧学校带徒传艺。可是三年困难一来，经费断了来源，只得将老人们送回。不久听说三位去世，一位不知流落何方了。徽剧在这一地区的绝响，也就真正的绝了。他还不胜抱撼地说过另一件事：传字辈的姚传芗经张宗祥先生介绍，去已经七十五岁病废在床的老艺人钱宝卿床前，抢学下钱独传的《牡丹亭·寻梦》和《疗妬羹·题曲》两折戏，使最细腻的技巧免于失传。可惜还有杜丽娘离魂一折，也是仅钱一家所有，正准备传授，钱老就抱恨去世了。这些抢救工作虽未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却很能说明包括他在内的有关同志对优良传统的感情。上述一类的情况，我不能一一开列细账。有许多人虽经“文革”还是没有被磨蚀净尽的，大家都有一笔一砖一瓦累积成屋的细账。这些细账在某些人面前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却是浸润了许多人的汗水和泪水的。
世家子弟寄生生活给他培养了的文化修养中，有一部份是有价值的，另一些也不能看了一眼就斥为糟粕吧？倘能改变个角度，用于正途，也就有用。解放后，他将这些部份贡献出来，应该肯定。但我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对这一类型文化生活留恋的强烈。这从他几次津津乐道的一次访谈中，不难体会。有次在北京，画家周怀民来走动，此人交游极广。他说可以带大家去张伯驹家看看。出门时，白老问：“能见到夫人吗？”周怀民答：“可以的。”夫人潘素，北京画院画家。去了，几句话一说就投机。张大少爷脱略俗套亲切接待。看过他收藏的一些字画，真迹究竟与印刷品大异其趣。谈戏，谈做诗填词，白老皆可应答。也涉及出土文物，张也问到，周处墓中的铝制品，究竟如何等等。来人腹笥中皆有一二。七嘴八舌真如天花乱坠，不是短文可以复述的了。大家欢迎他到江苏看看。周怀民插话，说是陈老总说过几次了，要带他下江南哩。白老见过潘素女士的作品，深服夫人的多才博识。原以为身在深闺人不识，事实非如想像。夫人见来雅客，也出来应酬了一番。除此还真有个意外。在园子里远远望见有一老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周怀民问：“晓得这是谁吗？”无人能答。他自答道：“此人做过'太子'。”这一提当然明白了，这非主人的表哥袁克定还有谁哩。“太子”此时以全国政协的津贴生活，寄居表弟家。或传正在翻译一部德文名著，不知如何。当时谈这次幸会，当然不会像上面所写那样轻描淡写，而是浓彩重笔，兴会酣畅。到他闭眼以前，他最所仰慕的可能还是张伯驹吧？若有人问我，“你又如何？”我说：“我没有白老的本钱。三问两不知。只能敬而远之。”这几年报、刊、书上又有个王世襄出现。有人问我，听说凡有与他有关的资料，你不是总找来必读吗？是的。我认为如王氏对明清硬木家俱、髹漆工艺，小至对葫芦品种的培植、加工等等，为祖国传统文化洪涛中，已经命悬一丝的这涓涓一流的保护，是应该尊重的。我和白老当然有所区别。但是应当承认，若是国家无难，自己思想里的正义感较淡漠。党的号召力又并不那样强烈，像我这样的人，脑子里有许多文人的兴趣，深邃、精美，如七宝楼台。当时如能让我以自我劳动安居其中，尚不需要终日矻矻作苦工，定时交出毕业论文或教授讲义。而能自得其乐，有二、三知友交流更好。至于衣食，温饱即可。能如此，我是不会成为如蒋光慈的书名《冲出重围的月亮》的。当然，“冲出”半面，难掩真容。六四年党内查“玩物丧志”，宣传部文化局皆有人中箭落马，也带到“还有章品镇”。有人说：“他不过三块五块钱档次，而且多是玩具，只进不出。”如此，得以过关。真是走到什么俱乐部的边缘了，可谓险哉！
就在这时，文酒闲谈却被另一种余兴排挤了。原因是这个机关，夜间绝无外人。有人发现真是摆开一个四人牌局，忙碌一天舒松筋骨的好地方。当然是没有夜戏必需到场的时候。白老以外，主将是钱。再是一哼一哈。我与此道无缘，连我家乡所谓的“看歪头湖”的资格都没有的。但牌友们得失之间喜怨连声唾沫纷飞，当然口渴。这就要到我的卧室里来倒水。沈要睡觉，他们要喝茶。我只得每晚去老虎灶多打两瓶开水，时候一长竟定为我的任务。哼哈迳直呼我为“茶房”，主将则加顶“主任”的帽子，抬举我为茶房里的领导。因为开水也有是沈去打的，有时他们因急事走得匆匆，收拾烟缸、茶杯，打扫战场只得一律归我。有人点头哈腰说是多劳了，一笑而去。他们打的是流行一时的“逼猪牵羊”。我不知其中奥妙，何以如此引人入胜，只是从他们声色的变幻跌宕中，得知这四位一局是最佳的一台戏。常听到取胜者的嘻笑、中计者的指责和第四人的调解。气氛诱人不免要跑去看个究竟。这哼哈二将才华出众，机巧过人，看来眉目传神、得心应手。主将则端坐一旁，筹划策应皆在无言之中。白老独木难支，而仍屡败屡战，虽无钞票进出，有时也不免面红耳赤，似有难保终局之势了。这却又是那三位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立刻由倨转恭、温言剖白，又有香烟送将过去。如是，白老也就气平色弛，又将牌归拢起来。如此者多次。终于有一天，我听得声气异乎往常，忙跑去。只见白老已经将牌推开，愤然离座，而且锐声高呼道：“以后再同你们打牌，就是畜生！”说罢掉头不顾而去了。我将水瓶拿回，他们打扫战场。哼哈模仿刚才声口，余兴犹浓。主将说：“小声、小声，要把沈××闹醒了。”
第二天晚饭用过。我想还是把开水打好，有备无患。不久，白老漫步而至，问我：〃哎，都没有来？”我忽然聪明起来，答道：“开水都准备好了，会来的。”果然，那三位一一不约而至。那晚白老的牌打得最为顺手，来牌即吃，最后将牌在面前一抹摊开，说声：“看吧！”仰头纵声而笑。我在旁边也不免随和凑趣，说是：“笑在最后的，才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都说白老牌艺老练，承认望尘莫及，说得白老乐滋滋的，真是米汤灌足。世上总还有些人，人前不免道貌庄重，人后熬不住顽童的故伎重演，一时无戒无防，无忧无虑，这真是人生在世难得的撒手一笑。乾隆时在京官为编修的杭世骏因狂削职为民，回到杭州，混迹于平民之间，一身轻松。夏天在茶馆里打个大赤膊，聚了一批市井赌棍，呼么喝六，旁若无人。一待赌瘾过足，回到书斋，再与银鱼为伍，大啃书本。这些生活里的个人爱好，虽说有些不雅，但难说伤风败俗。这对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有何影响？我也不敢说。不久，钱静人继李俊民调任省文化局长。白老这几年在文化局主持戏曲编审室成绩显著，特别是带领几位老艺人费尽推敲的辛劳，整理出锡剧的对子戏《双推磨》《庵堂相会》。在这一工作方面有筚路兰缕之功。钱向上反映他精研戏曲，政治上很见开展，也就随之出任了副局长。他们的工作一旦变动，新官三把火熊熊燃起，这湖南路七十二号晚上的酣战，促膝茶话之乐，也就随之风流云散。这段时间的率性而为，也许有人要大皱眉头，但对于我们这些在风暴初起时还能置身事外的人，可说是解放后天朗风清，或竟能称之为莺歌燕舞的日子吧。
不久“胡案”骤至，反右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从此风波不断。天天见面的人，有身陷囹圄的，有弃笔从农的。机关里白天闹猛非凡，到后来晚上也不再是三个人的世界了。有一阵，因为大字报的数目要统计上报，大家集中到机关里来开夜车，每人的数目不达一百，决不收兵。搜肠括肚制造不伤人皮肉、不损己平安的意见，为运动装场面，造声势。到了瞌睡连连，任务尚未完成，也难免口出怨言。政治工作到此，对于人心的凝聚力，其实已经走向松散。
白老呢？在这一时期的罡风恶浪中，因为有土地老爷们的呵护，他也谨言慎行，各类灾祸都与他擦肩而过，像个没事人。虽然也暗自揣摩不断变幻的灾祸与他的距离，并不是每个晚上都睡得安稳的。当然，他并未伤人以自保。这是我向文化局的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