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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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的“黑”因素，是需要爱去驱除的。也许是人性中的自私性，造成了我们文化中的自私性，我们总是为了自己的事情，陷入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因此，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不习惯从“他”着想，不习惯从远处看，不习惯退一步思考。杨慧丽却不这样，她的爱心是源于自己的一种生存需要，这是因为她比正常人更懂得爱更珍惜爱。人生中“黑”的滋味，杨慧丽肯定比正常人尝得多，她的伤心和痛苦肯定比正常人多，但是，她能把这些“黑”，这些伤心和痛苦，转化成一剂剂治愈创伤的良药。她在乡亲们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看到和理解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战胜“黑”，排除内心焦虑的重要因素，于是，她不仅关注她置身的这个世界，更关注那些比她更为痛苦的人们。爱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一件件具体的该做的事情，是一种从母性的角度着想的，无保留的爱。一个人生存的勇气和价值，不仅要建立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建立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否则，就会导致自我消失在世界之中，世界消失在自我之中。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了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这两个不同时代女人的故事萦绕在我心头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终于可以结束这挥之不去的感觉了。结束是为了长久的记住。
老漫画家裴广铎
？ 方 成
中国漫画流行的历史短，流行地区主要在沿海少数大城市。在远离沿海地区的西北，老漫画家至今为人熟知的，有甘肃的苏朗和裴广铎两位。裴广铎今年七十八岁，现在还手笔不停地画，作品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这位华西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学的是哲学与历史，可兴趣却趋于美术。非美术专业出身，靠的是他的速写功夫。漫画在艺术技法上主要依靠速写。他不仅靠速写画漫画，也从事版画创作。在漫画创作中，速写功底厚不但发挥灵活机动的人物刻画方法，画的路子也较为宽广，单幅、多幅、大幅、连环等等各种形式都能应付裕如，从他的作品能明显看出来。他离休十几年了，还不肯在家里安享清福，而常以耄耋之躯，深入到西北草原、牧场、工厂、矿山和农村，用他的画笔描绘地方风土人情特色。工作和兴趣相融合，是令人愉快的，难怪这位老画家，在体质允许时还兴致勃勃地到处跑，脚野得很呢。
二○○○年三月三日
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它
？ 张耀杰
《文学自由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第三十五页的一则卖书广告中，给笔者的一位旧知韩石山先生，上了一个“文坛刀客”的封号，看了着实令心惊肉颤了几秒钟。在同一期题为《这是巴金发现的吗？》的“钩沉”文章中，韩先生就萧乾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带头制造“巴金发现《雷雨》”的“神话”，进行了一番还算扎实的“钩沉”。令笔者不能心诚悦服的，首先是韩先生“文坛刀客”式的“钩沉”结论：“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的。《曹禺传》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其次是他并没有能够从头道来，把萧乾与曹禺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钩沉”得明明白白。为还历史和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或本真面目，笔者只好自己动手“钩沉”一番。
三十年代的“制造神话”
笔者认为，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似乎也只能是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与革命史。仅就萧乾来说，他的制造或参与制造诸如“巴金发现《雷雨》”之类的神话，并不仅仅是“文革”之后才有的小动作；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与巴金等人或组织或参与过一场围绕曹禺《日出》的颇为轰轰烈烈的“制造神话”。
一九三六年六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创刊号上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九月份第四期全部连载完毕。十一月份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出版本中，剧作者曹禺不仅另外加上一篇《日出·跋》，还对《文季月刊》上所发表的“未定稿”又进行了一番修饰和改写，其中最为明显的改动，一是把“未定稿”中的旅馆茶房阿根易名为颇带贬损之意的王福升王八爷；再就是把“第一幕在方达生口里有‘上海’字样”的“笔误”给改掉了。
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三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的《我更爱〈雷雨〉》、杨刚的《现实的侦探》、陈蓝的《戏剧的进展》、李影心的《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的《活现的廿世纪图》。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也即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六期上，又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的《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的《舍不得分手》、圣陶的《成功的群象》、沈从文的《伟大的收获》、巴金的《雄壮的景象》、靳以的《更亲切一些》、黎烈文的《大胆的手法》、荒煤的《还有些茫然》、李蕤的《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二月十八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答复与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三个月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曹禺在《日出·跋》中写道：“最近，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而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加以集体的批评，于是我更加慌张，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炼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然而也好，心里倒是欣欣然的，因为，能得到前辈做先生，指点着，评骘着，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
被曹禺在《日出·跋》中称之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中，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如此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是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的。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实在没有脱尽“捧场”的味道和气息的“制造神话”的“超级捧场”。
一九三六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继自己的恩师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大凡是经常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连同《文季月刊》撰稿的京派同人或准同人，几乎代表着当时文学界的方方面面，而且几乎全部是《文季月刊》上的《日出》“未定稿”的读者，有些人甚至于读到了曹禺还未完成也未发表的《原野》一剧。谈到《日出》中的旅馆茶房时，一律称之为阿根而不称王福升就是一个明证。十二月二十七日，美籍教授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在《大公报》发表时，萧乾专门为它写了一则“编者按”，在介绍谢迪克是一位曾经“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看得那样仔细，说得又头头是道”的中国通的同时，附带介绍了谢迪克所透露的关于曹禺第三部戏的信息：“最近，在他给我的信中，（写完这评论后）提及《日出》，他说：‘在社会资料的丰富和露露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作者显然比《雷雨》中进步多了，但在结构上则不如他第三出戏能包容《雷雨》和《日出》的共同优点，我确信我们将有一部伟作可读了’。”
正是由于萧乾和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各撰稿人之间的同人、准同人关系，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地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手中。《日出》于九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十一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十一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出一斑。
《日出》的现实性与宗教化
究其实质，《日出》一剧应该说是与《雷雨》颇为一致并与“戏不够，神来凑”的中国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化文本；或者说是制造或推演出了号称是“天之道”的阳光天堂般的“满天大红”的“日出”，外加“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宗教罚罪的“童话神话剧”。与后来由革命圣地唱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红方红》、《白毛女》，以及再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也算得上是一脉相承。而且连这“神话剧”的称谓也不完全是笔者的杜撰，据万方《我的爸爸曹禺》一文介绍，曹禺本人到了晚年，还把由巴金小说改编而来的《家》，称之为“神话剧”。
比之于《家》，曹禺早期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大剧中根源于“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神话味、宗教味，显然要浓烈得多也复杂得多。《日出》中并不出场露面的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有余者金八，就是一个在人间地狱式的不合理、非正义的既存社会中，把持着既“损有余”又“损不足”，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神圣法权，自己却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化角色。他不仅与《雷雨》中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格化的宗教神祗的“雷雨（雷公）”和在《原野》中的“黑林子”里现身显形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是一路货色，与传统戏曲传奇、话本小说中走阴走阳的魏征、包拯们之间，除了有正派与反派、清官与奸臣之分外，在其文化底蕴和宗教底蕴上，也实在是相差无几。剧中另一个凌驾于包括绝对有余者金八在内的所有有余者与不足者之上的理想化的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更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命，却比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还要恶劣的天使神汉般的角色。他虽然摆出救苦救难的高姿态、大架式到处招摇，却非但没有能够拯救初恋情人陈白露和被他认作“小妹妹”的小东西，反倒以两个女性人物对于“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神道的献祭牺牲为代价、为资本、为铺路石和垫脚石，自己一个人一毛不拔便走上了通往由“满天大红”的“日出”和劳作歌唱的工人阶级所标识、所象征的，并号称是“天之道”的天堂之路。最为不堪的是，明明是自己一个人要去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还偏偏要对已经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奉献在“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祭坛之上的陈白露，再追加一道耍把戏、变戏法的紧箍咒：“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这就难免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男权强权霸权乃至于极权神权的味道了。
据笔者多年的考证，曹禺写作《日出》一剧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缘，就是发生在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乃至远在上海的张舜琴之间的一场三角四角的婚恋纠葛。罗隆基一九三一年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和南开大学讲师期间，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右家发生了一场颇为轰动的婚外恋，而时任女中教师的章靳以，又一直是王右家的追求者。曹禺与靳以是老同学，与王右家又是世交，出于替天行道、神道设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动机与浪漫情怀，便在《日出》中虚拟出了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宗教化人物金八，让他威逼陈白露连同小东西自杀殉道，同时又威逼潘月亭连同靠着潘月亭的银行谋生过活的不足者的黄省三、李石清和有余者的顾八奶奶、胡四、李乔治走上绝路，却单单让俨然是既不属于有余者又不属于不足者的方达生，颇为便宜、颇为廉价地幸免于这场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劫难与宗教罚罪。
拓开了说，读一读笔者的河南籍老乡李佩甫所写的《羊的门》，曹禺对于金八的虚拟又并非纯粹的虚构与假想，而是以中国人种的人本身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性与劣根性为人性依据的，这种往往要奉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呼伯之类的恶人为天神救星的人本身的现实性与劣根性，便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宗教神圣化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态。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们，大都在借着《日出》，并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