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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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高又将一室还他，老先生宁可挤着住也不搬。为什么？因为新房离图书馆远了。段老治学范围很广，涉猎先秦至清末各类体裁文学尤着力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最受同辈学者推崇的则为经学研究，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就尤为显著。这两位都是胡小石教授的学生。虽然为了吃饭，一度失掉做学问的条件，但从我接触到的他们在“文革”以后的情形看，他们治学的立志是极为坚强的。这只是我见到的两个例子。胡老解放之初的那篇发言，解放前囿于门户，也许不会说。解放了，竟然说出口并深自责备。我想，这也许是解放之初，知识分子中一部份人见到党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督促同志致力于自我完善，一时风气清朗，感动了他们吧。现在回忆这数十年来的经过，重读这篇发言，大有助于我们的反思。发表是对的，虽然当时大家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可贵之点。当然胡老那篇讲话的内容，是值得从大体上考究的，但不能一概而论。
六二年，毛泽东又将一批诗词公之于世。对于大诗人出众的作品，海内外争相传诵。省文联在煦园桐音馆举行座谈会。学校里来的人坐在西边。政协及各方面社会人士，大多散坐东边。分列两厢并非有意。实因分别同车，到有先后的原故。也许因为郑重，内容丰富，也需要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开口，所以开头发言并不踊跃。有几位说话，虽貌似热情，有声有色，实多泛泛赞颂。这时东头赫然站起一人，一身长袍，一口苏北话，开口就异乎凡响：“说毛主席诗词伟大，的确伟大。但这不是用一本《文学概论》套得出来的。要说认识到毛诗的千年难得一见的真价，若指本人为第一人，亦无不可。”接着说明情况：抗战时在重庆编一种《词刊》（？），孤桐先生告诉他，毛泽东爱填词，好得很。不妨去信约稿，就说是我章某介绍的。遵嘱做了。不久就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作品。风神卓绝，真是前为古人所无，后使来者搁笔，如此不世之作，当然立即发表了。“今天在座有人为证！”说着回头找到高一涵先生问：“高老，你说是吗？”高老微笑点头。这位先生我在国画院图书室多次见过，那里有许多国内外画册，他常在那里翻看。但似乎难得以正眼看人，偶有一瞥也是冷冷的。
散会后与白老同行，向他打听。白老漫然答道：“他啊，高二适。你不认识？几十年来南京有名的……”猛然住口，留下两字空白。接着说：“喜欢弄弄诗词，也能写写字。”再停两拍，嘿嘿一笑：“要说幕僚，他倒是地道的。他当过于右任的秘书，办办文牍方面的事。当然在于大胡子那里吃的是一碗盖交面而已。就是于本人，他的邻居中的平头百姓见他飘然一身，也只叫他为写字的老先生。”他跟我到办公室，意有未尽仍论幕僚。他说幕僚中案牍劳神，是苦差。若以琴棋书画，助东家解闷消食的是谓清客。“我少年时就在这些人中间泡大的。在场面上混，讲究表面文章。为人，为学，种种应付真有一套路数。起承转合皆需中式。薪火之传，至今未绝。”过两天在画院图书室又见到这位高先生。请画院同志介绍了。他晓得我是南通人，就说我们是邻县，他是东台人。“你们南通人不知东台，我们东台人颇知南通。……”说来也还温和，并无拒人千里的感觉，从此也就熟悉了。于是就有人要我代求法书，倒也有求必应。不久，先生拗性大发，在郭老指摘《兰亭序》非王作，群起附和风起云涌中，高老力驳郭老。这长文竟然出现在毛主席的桌上。当然这又借重“孤桐先生”的渠道了。在当时竟被视为异数的是，毛主席不但批准发表且指示将手稿制版刊载报刊，开创了全国以原稿发表长文，这空前也许竟是绝后的特例。于是不但文名，书名一步登天，外界竟有种种神秘的传说。本来在江苏，众口一词是胡小石以下，林散之、高二适的行草，呈双峰并峙之势。这一来就扩而大之成为全国范围的双峰了。到了这一地步，居然白老也要我代他求字了。字要到，我问如何？白老又仰头一笑道：“现在他进了‘三希堂’了嘛！”本来找我时，我就说：“你不亲自找他？”他摇头笑笑，并嘱咐我，上款用他的别号。但在“文革”中，高老还是与大家“一锅煮”了的。岂但高老，在这大院子里，望重年迈如高一涵、吴贻芳等老人，也要在进入“总统”办公楼的长过道两旁，手持鸡毛帚到处掸掸。我住近吴贻芳老人的住处，晓得有夫妇二人照应她。夫作司机，妇作保姆，司机决不肯造老人的反。夫妇依旧照应老人，但老人也坚决不肯用小车子了。所以，我们也就常常能在三路公交车上碰着了。只见老人一手高举抓住车顶横杠，小脚伶仃颤巍巍地挤夹在人丛中。有一次居然有位年轻人给她让座，老人喟然说道：“你可怜我老太婆啊。”真是一语道尽沧桑。⑦
“文革”时同煮一锅，是为“锅友”，也算是受了一种洗礼。八十年代初，陶白同志探索历代研究《庄子》的情况，想同高谈谈，要我陪同，又要我约白老同去。白老居然答应了。我也是第一次登门。高老住一筒子楼楼上，走廊还是木板，可能是二十年代末产物，实在灰败。老太太在走廊上坐，一小凳上用一小木盆洗衣服。高老闻声出见，一见白老拱手相迎连说：“白匋兄，稀客，稀客。难得、难得。”就座敬过烟茶，陶老与主人细谈。我扫视周围，这是卧室兼书房，顶多十平米出头。一只小写字台，文具寥寥，似乎也没有书橱。白老拉拉我的衣袖，我依指一看，只见已成灰色的粉墙上，水迹模糊、苍茫一片。上面却用盖钉钉着一幅长卷。两人起身走近一看，竟是章士钊书赠此墙主人的古风一首。听说高老深研《庄子》。这高二适虽有殊遇，总还在凭几神游物外，败屋斗室何能限制他精神上的逍遥呢？似乎不久这位虽然一日名满天下，却只能神出陋室的老人也就弃世而去了。
我不晓得高二适先生在“文革”中被“煮”得如何。至于白老，我们都像荷叶上的水珠，虽落点不同，既落在一处就立即凑合而成一小撮。“文革”风起，一下子都滚进泥塘里了。污泥没顶，也就没有了什么私谊往来。但在同一系统，见面的机会无法避免。初期的批斗会上，主角轮不上他，大概以为没他的事，怜他冷落，梦神有时竟来与他亲近了。他体胖好睡，当副局长审查节目坐第一排，也会打起呼噜，表示他已去见周公，明示台上各位也可以稍事息劲。如今迥异往昔，是站到台上，奉命陪斗了。有次我见他又竟然懵着了。嘴角还顺溜溜挂着口水，因为隔着几个人，无法给他招呼。待他一觉醒来，微伸懒腰，显得舒服之至。所好突然瞥见当前情景，立即振足精神，面现哀戚之状，让自己进入与外部环境能融为一体的角色。但在狂风暴雨既过，开始了让造反“英雄”们舒筋活血的余兴节目，在虐而又谑的笑声中，就要他出场了。也许是更让人惨不忍睹的，他是被戏弄的对象。“英雄”们更可放手把文章做足。置身城墙脚的砖头，就是有一天竟然让它官复原职，再次沐浴于红太阳的光彩之下，他又能奈何谁呢？有一次在新街口胜利电影院里举行的大会上，他和另几位只是恭逢而敬陪人士，被勒令一字排开跪在台边。有个人雄踞第一排，旁边位子上坐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不久这男孩拿着一根手杖，迳直走到白老的面前，举起手杖在白老剃得光光的头上“卜！”敲了一记。白老蓦然受此一击，抬头看了一下。雄踞第一排的“英雄”，大喝一声：“看什么？难道还不认识吗？”儿子也跟着命令道：“低头！”随手又敲了一记。从此，每隔约十分钟就来敲一下。这样约敲十多次，邻座有一人说：“不敲了吧，再敲热水瓶要破了。”父亲笑笑说：“对，住手。里面全是资产阶级臭水，流出来要薰死人的。”这几十分钟里，白老的脸胀得通红，头皮则既红又肿了。他没有哼一声，甚至没有敢于再朝对手看一眼。他胆小。走出戏院，我问他：“什么人？”他说：“他看我必死无疑了！”经他一提，此人我也见过，原是给副局长抬花桥的，现在来抬棺材了。从前总是耸肩谄笑，现在则是开怀大笑了。这类怨恨起于何处哩？白老茫然。若是本有深仇大恨，有仇报仇，有怨伸怨，也还在理。现在的情形，却是彼此或并无芥蒂，或偶有小不如意，都可以成为飞来大祸。只能说人类在进化中有数不尽的劣根，远未淘尽深埋在心底。一旦受到鼓动，决堤而出那就恶浪滔天了。因为为所欲为可以不冒一丝一毫的危险，则懦夫也能立成恶棍。于是凶狠遍地。此外，世人中本来就不乏狡猾成性的人。“文革”一来，对于狡猾一道，又普遍特加引导，因为看着老实人和“硬头”吃足苦头，恍然于狡猾较易得生存，甚至飞腾。于是许多人参加学习。“四人帮”虽已打倒，市场也告缩小，而这两者：凶狠与狡猾的余绪，一时很难肃清。教子，传孙，绵延至今。虽然因为环境的改善，情知需加适应，则摇身一变，少数人甚至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使人目迷五色、善恶难辨了。也许谨守理性，尊重法治，可能逐渐还我清白吧。这当然是难办的事。但望日有所进，只进不退，或能如愿。
还是说白老，因为在“文革”中过分胆小，发生了多件使他自己后悔的事，甚至终生后悔的事。例如六九年在干校时，某天，小病没有劳动，蚊帐下着躺在床上，十多人的大房间只有他一人。不久来了几个人开会，听来是个专案组。谈的竟然是张慧剑。说是问题已基本查清，可以上报建议解放了。主持人声音很大。白老听得一清二楚。“文革”后他告诉我这件事，说是对不起相识四十年的朋友。当时因为怕事，在慧老面前连口风一丝都没有透。他说：“若是通个风，慧剑也许不会那样抑郁得病去世，今天还能于奇芳阁欢聚谈心吧。”我告诉他，那主持人是个机灵且主意极多的人，说不定他明知你在床上，有意高声让你将这消息传给慧老的哩。再说件使他至死耿耿于怀的事。那是六八年吧，大概下一步如何对待我们这些罪人的办法，尚在未定之天，就让我们回南京待命。他忽然来找我到他家里，说有两件事想商量。第一件想法一致：“只得如此。”后来也还算好。第二件事是，他决心将所藏字画扫数捐献给国家，了此孽账。我问他抄家后所余还有多少？他说三百多件。我说，不必了。开始时猛袭“敌”营，压垮“敌”胆的目的已经达到，乘机掠夺者也已很饱了，再来一次，于他们是利少害多。这都是你的命。为什么要画蛇添足？他的忧虑是只怕万一。“一旦再来，这批东西被发现，说我阳奉阴违，我的老命不就完了！”如此反反复复说干了嘴巴。他终觉风险太大。牙关一咬说：“就这样定了！”说办就办，从内室一捧捧抱出。堆满了一八仙桌又摆满了一双人床。从沈周到傅抱石，明四家（无唐寅）至今，第一、二流人物半数历历可见。他的这件风雅的事，其实是苦之又苦的，关系的争夺，真伪的鉴定，价格的计较，钞票的筹措等等，都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当然从天而降的喜事，乐得梦中笑醒来的事也有不少。总之他这数十年就生活在这苦乐相摩搓的夹档之中。是乐是苦，从他脸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二。有时他笑盈盈地，脚步轻快，想法探问，他高兴了，也会漏说出来，一般是守口如瓶，瓶中全无光线。所以我只记得有三件事。记得是否准确，无法保证。一件龚贤，磨了十多天，几乎跑断了腿才弄到手的。为了一件石涛，向好些朋友包括无存款的我都借到了，才凑足了钱数。再一件不记得是谁的大作了。他要，胡老听说了，也要。他不敢同恩师争夺，苦巴巴靠边站了。此人的东西胡老已藏有一件，见学生可怜就让他了。也有的事，因为争夺中重量级太多只好颓然退出。那是六二年听说某市出现了一页傅青主开的药方，许多人诧为异宝。白老早得消息，立即联系多种关系。后来听说各方函电如雪花般飞向某市，自知不敌，只得罢手。至于因此夫妻口角，回家没有饭吃，说是“你吃你的字画去当饱吧！”也不止一次。为这些宝贝，伤透过脑筋，多次流过汗，暗自洒泪也是有的。如今已找来板车要送去南博了。到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你横竖都交出去的，给我挑两把扇子。”他一听，双手直摇说是：“不能，不能，我不能害你！”我也不能陷他于不义，也就算了。帮他将他像蚂蚁一样爬山涉水一口一口拾来的宝物，结结实实捆在板车上。他随行去了南博。这是“马前泼水”，他当然想到过的。我颓然回家，路上心想，东西虽在国家能保完全，但瞻望将来，个人的文化生活，除了风扫荒漠，满嘴、满鼻塞满沙粒还有什么哩。岂知到了八十年代初，本来闲时赏玩、附庸风雅且又能招来横祸的美术品，陡然成了有价证券，身价之高使百年来习惯贫寒，听到一支来路货唇膏的高价都要被吓得面无人色的中国人，为之瞠目结舌。连忙回家到处乱翻一阵，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卖给收破烂的，没有剪了鞋花的，亦大有人在了。八三年，他又专为这东西找我来了。他说：“我那批东西，现在的行情吓死人了。你替我找姚迁⑧说说，发还给我吧。你叫我对儿女怎么交代？”我觉得太离奇，就说：“你捐出这批东西是自己立了字据的。这已成为国家的财产，姚迁有何权力能发还给你！”他再三说我同姚能说到话。要我勉为其难。我怕老先生急出病来，只得死马当活马医，去跑南博。姚的答复是意料中的。跑了两次，也是白跑，害得姚迁还手忙脚乱招待我吃了一顿饭。白老又有了主意。要我去拉××同去找姚，或许有点希望。我晓得这使××为难。我还可以向姚开口，他怎么能向姚开口？我又想某能去，姚不会一口回绝，总能细谈，细谈，说不定能有些办法。找到××，我说白老党外人士，尽尽人事吧。他也只得去跑一趟。到了南博，姚迁招待烟茶，因为他与××相识不久，谈话也就从容多了。我的意思是把来龙去脉摆一摆，考究一下各个角落，看看有没有理由稍为作些补偿。经过反复回忆，郑重商讨，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姚迁终于同意给老人作了一些十分有限的奖励。白老拿到这笔钱还说：“你说，回来的是几分之几？”我说：“老先生，慰情聊胜于无吧。”他又要请我上“六华春”。还要我代约××。我说：“这顿饭我吃不得。××更不会叨扰你这一顿的。这笔钱全部分配给儿子、女儿吧。不要再找话说了。自己的工资够用，夫人不需要用你的钱。”白老苦苦忙了一生的绝大部份的收藏，到此基本结束。
八十年代日益活泛起来，虽然也有个别地区并非如此，白老是寂寞的。南大已将他要去了。钱静人先是离开南京，回来后不久就病逝了。南大宿舍紧张，他住得逼仄。门庭冷落，不时跑半小时的路来我家闲谈。有次我小病，他说我其实没有懂得昆腔的好处。坐在床旁，以手拍膝曼声而唱。我似有所悟，我想若要人真的得到欣赏的欢愉，恐怕要决定于由谁在何种情景之中来唱。虽然，他的真情总是盘旋在我的心上的。以后这样值得回味的事，似乎就没有了。也因为，他先还能跑，后来要忍痛叫车了。有次是去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