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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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做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投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惟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苏联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就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苏共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苏共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共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苏联民间早期的独立声音
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秘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能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极权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余年的俄国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惟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一个政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