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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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不出这位高级领导人所料，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武汉的《大公报》刊载了《傅汝霖等九名教授的公开信》。他
们路遇不平而拔刀相助，公开为陈独秀鸣冤。他们在公开信上写道：“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国民党特务迫害陈独秀，
唐生、王明又在背后捅他一刀，殊途同归，使陈独秀这样一个抗日爱国志士受到左右夹攻，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了。康生
的文章，不仅是伤害了陈独秀，而且也得罪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独秀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托派“中央”刊物
《火花》第三期发表了题为《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一文，他大声疾呼：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便排斥
日货，并提出：反对日本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
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九一八”事变使整个中国像开了锅似的，都沸腾起来了。国难当头，危在旦夕。工人罢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顿时，国民党恼羞成怒，挥舞屠刀，制造了“一二•；一七惨案。”
此时，陈独秀正在主编《热潮》杂志，他已放弃过去的政治路线，挺身而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他立即出
版了“一二•；一七血案”专刊。他还亲自写文章，愤怒地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他写道：“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
丘之貉，他们表演了一场双簧。蒋介石假惺惺地暂时退居幕后，由前台表演变成幕后操纵；而前台则由老牌政客汪精卫
抛头露面，他鼓吹什么‘民主政治’，放了一个骗人的烟幕弹‘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
来蒙蔽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陈独秀旗帜鲜明地为学生们反对卖国政策的斗争拍案叫好，呐喊助威。他主张：
“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
更进而断送中国！”
此刻的陈独秀已经不像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反对使用蠛来回击蒋介石的叛变。现在，他积极鼓励使用
蠛手段，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日本侵略者，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上海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奋起抗战。正在这时，陈独秀和罗汉给中共中央写信，
明确地提出同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这正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盛行的时候，“左”得几乎要打倒天下
一切人，这种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政策，怎么会容纳得下陈独秀呢？！只能是把陈独秀拒之于千里之外。从那之后，唯
有独左的五明当了权，在他的眼里，陈独秀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比蒋介石、日本侵略者还坏十倍。
陈独秀一方面表示要同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判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他的爱国行为自然触怒了国民党。国
民党因此而下令逮捕陈独秀。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深夜，一辆警车驶到陈独秀的家门。只听见粗暴的吼叫声：“开门，快开门！”陈独秀意
识到这是抓人来了。他总冷静地穿上衣服，开了门，“你被捕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特务厉声说道。
“为什么抓我？”陈独秀反驳：“我犯了什么法？”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特务不容分说地将陈独秀带走了。
陈独秀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面对四壁，只身孤影。他不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审讯，蒙受着百般的凌辱和苦刑，
但他抗日爱国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法庭开庭审判陈独秀。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其中有学生代表，社会名流、新闻记者、同情
和支持陈独秀的人。他们都十分关心对陈独秀案件的审理。
“陈独秀！”法官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装腔作势地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政府？”
“这应该问你们自己，不应该来问我。”陈独秀寸步不让。“怎么叫反对国民政府？全国人民主张抗日，你们则步
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你们不接济，让它们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至于你们宣传的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抗
战四个字，始终是不抵抗。”
担任陈独秀的律师章士钊先生这时站了起来，“陈独秀并不是反对国民政府！”章士钊的用心是好的，他怕陈独秀
吃亏，为他开脱解围，想让陈独秀早日脱离虎口，“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陈独秀当地声明。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人们肃然起敬，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陈独秀。陈独秀没有在压力面前屈服，他当仁不让，针锋
相对，斩钉截铁地亮出自己的抗是爱国观点，即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陈独秀的话像重重的一棒，使法官们骑虎难下，他给法庭留半点下台阶的余地。最后，法庭蛮横地判了陈独秀十三
年有期徒刑。
陈独秀身陷囹圄，终日关押在监狱里，但他丝毫没有动摇，仍然不屈不挠地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一九三四年，他
在一首诗里写道：“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这两句气壮山河的诗句，有点类似南宋爱国诗人陆游那种忧
国忧民的气魄。陈独秀诗的意思是，虽然自己年纪老了，但身体还未衰老，在梦里想到自己弛骋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
上，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斯杀。
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才被营救出狱。在这五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抗日信条，出狱之后，
也依然坚持着自已的爱国立场。不论是讲演，还是写文章，他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一直到他临终时还瞻望着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分明的人。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某事我上确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他又犯过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他离开中共之后，确实也参加过托派组织，这是他
的不幸，玷辱了自己的历史。国民党逮捕他之后，他法庭上和监狱时，都表现了贤贞不屈的气概。出狱之后，他虽然没
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但在行动上，他并没有违反中共中央的要求，他再也没有和
托派分子搞在一起。
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用硬的一手对付陈独秀，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改用软的一手。一些受
国民党指使的政治团体的头目，几乎踏破了陈独秀牢房的门栏，但他都一一断然拒绝了。虽然陈独秀在政治路线上和中
共中央存在着分歧，但指他为日本特务、汉奸，这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污辱。
陈独秀的这一切表现，别人可能不知道，可绝对瞒不过掌握白区动态的康生的。他对陈独秀的一言一行都是了如指
掌的。对于一个严重的利已主义者，一旦关系到他个人的私利，哪怕是几何公理，也会失灵了。
康生在陈独秀问题上做文章，并不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受着强烈的权力欲的驱使的。在延安这块地方，发
挥权力欲，既不像在白区那段时间，可以利用王明，充分展示自己的威风，也不像在莫斯科，是在王明一个人之下，万
人之上，处处能显露自己的权威；而到敌后去开辟一个战场，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能耐。再说，他那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
上，随时都有登上黄泉大路的可能，这既危险又艰苦，这样的“风采”，康生向来是“礼让”三分的，让别人去大显神
通吧！
但他又不甘寂寞，仍要显露身手，不干出一鸣惊人的事，是不能表现他有与众不同的才华。他终于想到了既受国民
党迫害、又受共产党批评的陈独秀。
康生在路过新疆时便定下主意，要打陈独秀这条落水狗，这既能展露自己的不同凡响，又能显也自己是左派。但他
心里明白，陈独秀虽处境险恶，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光靠自己一个人，是难有作为的。好在有老搭档王明在场，
让他再助一臂之力，便可开场了。
早在康生和王明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马，和叶剑英、董必武等人，
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进行过多次接触。
国民党政府判陈独秀徒刑四年之后，正是国共合作之际。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把陈独
秀释放出来。
在蒋介石眼里，陈独秀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监狱都没有把他制服。他虽然脱离了中共，但他反政府的立
场却很坚决。更令人担忧的，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人物，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
共同对付中共，那就如虎添翼了。于是蒋介石同幕僚们进行商量，决定派人权充说客，去收买拉拢陈独秀。
这天，朱家骅摆出国民党大员的架式，把陈独秀请去。他对陈独秀十分热情，满面笑容，关怀备至，表现出一副礼
贤下士的样子。
第四章继续勾结 2
“陈先生，”朱家骅自恃带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施展恩威并用的手段，笑着说：“咱们也算得上老交情了，彼此
都了解，用不着绕弯子了。”他望了望面无表情的陈独秀：“我喜欢开门见山。陈先生，恕我直言，你现在的处境很不
利，天时地利不人和，你都推动了。共产党那边，把你看成是敌人，拼命骂你、攻击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而你对我
们，又总是格格不入。你不应该如此左右开弓！这样会四面楚歌的，古语说，只时务者为俊杰。还望陈先生三思而后行。”
陈独秀不语，他望着这位善于施展三寸不烂之舌的政治说客，琢磨着他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朱家骅一看陈独
秀对自己的劝说无动于衷，便迫不及待地把两个作为“诱饵”的王牌打了出来。“这样吧，陈先生，我这个人喜欢痛快，
不喜欢支支吾吾，拐弯抹角。我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的。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他答应给你两个优厚的条件。第一个条
件，只要是由你出面，组织一个新共产党，给你十万经费；第二个条件；给你五个国民党参政会的名额。这是蒋委员长
对陈先生的破格优待。有些政治团体，梦寐以求地想争取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给他们，对你是破格照顾。
朱家骅自以为有这两张王牌，陈独秀一定会感激涕零，拜倒蒋介石的脚下，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哪知，完全出乎
他的意料。“
“你这两个条件是很优厚，但我无法接受。”陈独秀斩钉截铁地拒绝道：“我不能用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个人
的安逸。”
陈独秀这种刚直不阿的行动，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人在同陈独秀的多次接触中，明确地
肯定陈独秀和罗汉，不仅是“赞成抗日的，”而且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独秀的这种表现是有
物证的。罗汉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是，曾经在《汉口正报》上发表的《致周恩来第一封公开信》和叶剑
英、董必武、博古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给《新华日报》的信，都说明共产党中央争取团结陈独秀的工作，已经有
了进展。就是在给《新华日报》的这封信里，周恩来明确地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
使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第二十四期《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时评”中，中共对陈独秀表示了尊重和期待的口
气，“希望”陈独秀“重新振作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这一切都表明，中共是把陈独秀作为
一个团结的对象，而没有把他看成为敌人。娄陈独秀派罗汉到延安，为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
“三项条件”。就是对不愿意恢复党籍的托派，也要进行团结，提出“党外合作的办法。”
正当党中央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争取团结陈独秀，而刚刚有点眉目的时候，半路里却杀出这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
“程咬金”来。
康生、王明知道中央对待陈独秀的态度，却突然抡起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地劈头盖脸的向陈独秀打去，给陈独秀扣
上“特务”、“汉奸”的大帽子，把中央的部署打乱了，破坏了，无法挽回。
在这场闹剧中，王明首先披挂上阵，打了冲锋。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到延安没有几天
的王明，指桑骂槐地说：“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有的人则不同意
这一意见。
“陈独秀是什么人？”王明声色俱厉，又把他那骄横的劲头拿了出来：“他是名符其实的日本特务，每个月还从日
本特务机关那里领三百元津贴。”王明的武断发言，引起了争论：“不能把陈独秀看成与托洛斯基是同类。”有人针锋
相对地反驳王明说：“你说陈独秀是日本特务，有什么根据？”问得王明张口结舌。“斯大要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托派。”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王明，理屈词穷，只好把斯大林这张王牌打出来，为自己壮胆助威：“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
得。”他打着斯大林的旗号，来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着陈独秀的问题，发起了攻势。王明的唯一搭档康生，也在摩拳擦掌准备上阵了。一九三八
年一月，他发表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一文，同王明在会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王明
从正面担任文攻，康生从侧面配合。康生说：“陈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
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国人民的耻辱，全国
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
既然陈独秀如此之坏，声名狼藉，十恶不赦，那么，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当然是“不能容忍”；至于把陈独秀从
监狱里营救出来，还要把他接到延安来的哄中央，又当何罪，这岂不是犯了弥天大罪，不是同日本汉奸、特务和托派同
流合污了吗？康生这样咄咄逼人，是当着和尚的面，骂给秃子听。画外音：你们中共中央是犯了敌我不分的右倾投降主
义错误。只有我康生和王明才是响当当的“左”派，是坚持原则的。
康生和王明一到延安，便“哇啦哇啦”地指桑骂槐，匆匆忙忙地制造了这个假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
想借着苏联在国内正审判“右倾和托派同盟”大叛国案的东风，也想在中国掀起一股狂风，把中共团结陈独秀等人一到
抗日的政策一扫而光。
康生对自己和王明能力排众议，破坏团结陈独秀的这一决策，得了个满分，十分得意。同王明联合行动，首创战功，
稳操胜券。“延安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康生暗暗主喜：“头一炮，便旗开得胜”。
第五章无中生有的特务案
自从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