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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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首先在于对所评论的书缺乏独特感受和独特发现，同时也不讲究文章写法。
问：您在《插花地册子》里提到：“一首诗的名句只能有一句或两句，不会全首有，从来的诗也不会每首都有名句的，名句就是一首诗的精华。”书也是如此，一本书可能只有少数亮点。书评要将原作中的亮点挖掘出来，让看过原书的读者叫好，让读者感到己所欲言正被你所言中，从而产生共鸣，这是书评的一种功力，也是书评的一种方法。如何才能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呢？除了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外，能发现平凡中的光辉，品味出别人品味不出的东西来，使读过原作的人再燃重读的欲望，也是书评的一种境界。这可能涉及到书评者选择书，选择评论的方法，选择切入点，选择读者，等等，而这可能又与书评人的人生阅历与评书时的心境等因素有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答：这里，首先是如何读书的问题，你那么读了，你真有所得，然后你把这个所得很好地写出来。读书自有方法，不是拿起一本书，字斟句酌或者一目十行地看完就行了——虽然这比“不能卒读”要强得多。陶渊明有段话很出名，也最容易被误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其实这就是他的方法。他说“每有会意”，正是真有所得；无奈我们往往只看见“不求甚解”这几个字了。
陶渊明所说“会意”，从读者这方面来讲，首先是要具有感受力。我写《我的书评观》，提到三点，一是多所读书，二是要有感受，三是会写文章。感受力是“读书”与“写文章”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在那文章里说：“讲到感受，包括两层意思：对一个人来说，它是一番修养，或者一种能力；具体落实到阅读实践上，则关乎某一本书，乃至其中某一局部，某一细节。任何评价都是基于感受的，即便末了诉诸判断，也一定是由具体感受蕴藉而成。”
至于我讲“多所读书”，是因为没有一本书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背景：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同一国别、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此前此后类似或不同的作品，等等。在其间加以比较，往往能够发现它的独到之处。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为读者，应该接受——甚至可以说容忍——一本书与自己的口味有所不同。而这可能正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我在《罔两编》序中说过：“有人读书为了印证自己，凡适合我者即为好，反之则坏；有人读书旨在了解别人，并不固守一己立场，总要试图明白作家干吗如此写法，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虽然人各有志，私意却以前者为非，而以后者为是。”
问：有时书评是就事论事，有时是借题发挥。您在《沽酌集》序中说到，您压根儿没想到就书论书，不过由此寻个由头，说些自己的话罢了。也就是借题发挥。当然您的借题发挥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对此是怎么把握的呢？
答：书评的话题总归是因相关书籍而起的；但既然是“评”，就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仅仅是复述书的内容；即便旨在介绍，也要有自己的眼光，知道什么才是要点所在。书评与书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它的附庸。换句话说，书评既是依附于所评论的书的，又有独立意义。可以把这看作此类文章的两个极向。书评更趋向于独立一极，书介更趋向于依附一极。
谈到“借题发挥”，“借题”就是依附，“发挥”就是独立，所以还是不离这两个性质，不过更强调其中一端罢了。“借题”，或与被评论的整本书有关，或与其中一个部分，甚至一个段落、一句话有关；无论如何总要有点关系，可以说自己的一番思考根植于此。这是我自己惯用的写法，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写法。不同的书评人，对于依附与独立之间的相互消长，有着属于自己的把握。
问：您说：“对待一本书，如同对待古往今来一切事情一样，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妄言。”写书评要有感性，又要有理性，您对此如何看法？
答：理性与感性，也是书评的两个极向。理性与感性的区别，主要还是读书时的接受方式和写文章时的表达方式的区别。就这两方面而言，有人趋于这一极，有人趋于那一极，这都无可厚非。前面多次提到感受力；所谓感受，就是感性的发现。它是一切发现的开始；有人在此多所经营，以期丰富多彩；有人则以为契机，过渡到理性的发现，也就是观点。各人习惯不同，风格不同；但是假若没有这个开始，那么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所强调的理性，主要是说一篇文章起码要在逻辑关系上得以成立。过去我在《插花地册子》里说：“逻辑学讲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何以前一个前提说‘大’，后一个前提说‘小’，因为划定的范围正是由大而小，而结论一定又要小过小前提，所有这些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其间一定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关系。而且顺序一定是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不能反过来推论。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行之于文，才有可能言之成理。”“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已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都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问：从书评作者的类型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编辑，有的是职业书评人，也有的是读者，等等。不同类型的书评作者所写的书评有何区别呢？
答：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曾在《我的一生》中说，著名作家“作为评论家会大大地提高一张报纸文学评论的吸引力，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风格能使文学评论更有色彩，更为生动。但是那些一年里只写上一篇或两篇书评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更属于是批评界偶尔为之的‘周日猎人’。这些人比专业的评论家更会写出捧场的评论来。这些作家的名声并不取决于他们新闻性的副业工作，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长篇小说或者诗集。在文学行业里，相互的捧场并非是少有的，多少代以来大家就知道这句格言：‘如果你叫我席勒，我就叫你歌德。”
“职业评论家肯定不会比‘周日猎人’老实或高贵到哪里去。但由于评论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那么轻率马虎地用捧场评论来拿他们的声望冒险。”
至于大学教授或学者，“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外来语和专业词汇，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用这种字眼，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它们是令人不解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稿件有一种纠缠不清的令人厌恶的味道，那就是课堂讨论教室里的粉笔灰味道。”
作者是文学评论家，又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主编；此乃他的经验之谈，却几乎可以照搬过来回答你的问题。至于责任编辑给自己出的书写书评，往往旨在宣传，也就近乎广告。读者水平高低不等，不可—概而论。有一点须得提出，一般读者成见可能更多，可能更喜欢拿着陈腐不堪的标准去衡量一本书。
问：就目前中国书评文章看，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您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如何才能在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
答：如前所述，书评只是个人发表意见，理应实话实说，亦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对别的读者不无点拨，对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也有所帮助，——人家说好说坏，只要中肯，其实都有这个作用。相比之下，批评意见可能更其实用，譬如有些毛病作者自己向未发觉，经人提示，书籍再版时便可改正。《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编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宇者予千金。”假若目的不是要堵大家的嘴的话，该说是古往今来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了。
然而这么一种健全的批评环境，迄今尚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来说，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书评这种公开的、诉诸文字的批评；从书评作者来说，也不大愿意说人家可能不喜欢听的话；从读者来说，很容易把书评视为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评判，而非仅仅是个人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你说的“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有赖于先建立上述健全的批评环境，而范围不限于“书评界”。借用一句讲得滥俗的话，书评作者、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以及读者，都该有点儿“平常心”。
这里可以顺便谈到“酷评”的问题，假如批评环境健全——也就是说，无论原作者、写书评者，还是读者，都能正确认识书评性质何在，意义何在——“酷评”未必不是书评的一个品种，至少是一种风格。当然“酷评”也得写得好，而在我看来，这比一般书评更难，因为要求批评者识见更多，才具更高。就现在那些“酷评”作者而言，这两方面无疑都有明显欠缺。缺乏足够识见，“酷评”尽管实话实说，却在较低水准；缺乏足够才具，也就写不成好文章。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可一笔抹杀。从前我写过一篇《谈骂人》，专谈此类文章，其中有云：“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
问：不同的媒体是否应有不同的书评风格呢？
答：恐怕这很难做到，也无须要求如此。所谓“媒体的风格”往往是一种倾向性，体现在书目选择、评判尺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媒体的主持者不同，所联系的作者不同，存在这种倾向性倒也在所难免。假如不因此导致视野褊狭、标准失衡、思想僵化或故作姿态，那么这种倾向性可能会是好现象。否则就是坏现象了。
宽容、公正与实事求是是一切批评的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才谈得上媒体的“风格”。无论如何，“风格”不是思想专制或话语霸权的借口，或幌子。
问：每年都有热门书，遗憾的是热门书的书评缺乏，最热门的书评几乎见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答：据我所知，不是见不到，是大多写得不好。因为对于热门书，报刊往往急着马上有所“反应”，迫不及待地索要、刊发文章，然而这却有悖于书评的写作规律。如前所述，书评写作，以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一）阅读；（二）感受；（三）写作。书都来不及读完，或者虽然读了，却来不及细想，此外对于文章如何写法，也来能多所斟酌，恐怕难以写出好书评来。我读《纽约时报书评》选本，所收文章分为若干类，有“书评”，也有“初步印象”。这个办法倒很好，所谓“热读”只能写印象，写书评则需要深思熟虑。
问：面对演艺圈的八卦、业界的传奇和政界的轰动，有些书评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在潜移默化中往往影响着读者对图书的态度，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答：写书评不是凑热闹。而之所以要凑热闹，是因为自己并无价值标准，而以外界反应如何为标准，这个反应却又往往是出版者或作者制造出来的，与书本身的水平并无关系。书评人应该是个好读者，好读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自己拥有评价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凑热闹的书评人，以读者而论也是最差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标准，还拿着从别人那儿领来的标准向其他读者推销。
问：您在2003年的书评文章中，选出了二十一篇书评代表作。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答：为了选这组文章，把过去一年间各种报刊的书评大都看了。也曾设想多所顾及被评论的书的分量与名望，尤其是你提到的热门书，但是有关文章好的不多，难以采用。只好改弦更张，单单考虑书评本身写得如何，标准无非还是前面一再提到的“要有感受”和“会写文章”。八股写法的不选，空洞无物的不选，蛮不讲理的不选，云山雾罩的不选，太过一本正经的不选，还人情、充广告的也不选。——这样一来，删汰的文章很多，可以遴选的却也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只能举一反三。与其说旨在标举书评该是怎么写法，不如说强调不该怎么写法。
质疑“金质版”书籍
■ 散 木
迄今为止，看来纸张还是记载文字最好的介质，也许不久，电子版图书会占据如今的多元化资讯时代的几分江山，但传统的纸质图书，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在古代，古人出于传之永久和长期使用的目的，或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如表示特别隆重和神圣，曾将石、金、玉等材料当作记录文字的介质，然而传至今日，恐怕也不会留下多少。现在书籍的出版可谓五花八门，不仅内容，其形式也是千奇百怪，古人有“买椟还珠”的典故，那是古人的自审意识和谦逊态度的表现，返观目前中国的出版界，不仅拙于反省，即在图书题材和内容上严重缺乏创意，谨小慎微的小家子做派和“跟风”般的“巧人”做派迷漫整个书坛，转瞬即逝的“小资”、“时尚”类读物也屡见不鲜，不知何时开始，更刮起了图书装帧、包装的豪华风气，似乎不如此显示不出气派，在出版人心中，大概当年鲁迅时时惦念读者（最多人群的那些读者）怀揣了被胸膛捂热了的钱去购买书籍而致力于千方百计降低出版成本的苦心早已丢到了爪哇国，在这个由“大腕”主宰的世界——用冯小刚的电影《大腕》中“疯人院”中众“大腕”的口吻：如今这个世界，人们是直奔最贵的而不是寻求最好的了，于是，出版界就是给富人们提供“最贵的”一个行当。于是，我们看到了由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衮衮诸公为之做“托儿”的名为“金质版”、“金箔版”或“黄金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如《三十六计》《孙子兵法》《道德经》《论语》《周易》以及其思想应该是视黄金如粪土的佛家的经典《金刚经》等。这且不说，即制造这些“贵重品”的书籍，其用心可能是对传统经典的“珍视”和商业的动机——自然是有市场的需求么，它或者是赚了第一桶或第几桶的“黄金”，或者是赔了个精光，只要它符合市场的法则，就没有必要去说长论短，然而，有一些应该并非完全以市场为经营方向的非商业性出版社也来争夺这其中的市场份额，甚至是以伟人为招牌的，这就让人不说不快了。
据悉：国内首部纯金版的图书——《毛泽东诗词手迹》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人民大会堂首发后，又被外交部选定为国礼，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图书馆永久珍藏。这部纯金版的图书定价为18600元，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单册图书中定价最高的一部书。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为16开本；收录有《沁园春·雪》等17幅毛泽东诗词手迹和4幅照片，全部印在纯度高达99。9％的黄金纸上，全书共有36页金纸。又据介绍，此书制作每一页金纸需耗6克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