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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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ǖ�54～55页）紧接着，《文学史》的作者写道：“这是诗集《在茫茫中》的一首诗《我用幻想追捕消失的影子》。太阳熄灭了，白昼消逝了。为了追捕那失去的光华，登上高处，但脚下却没有牢靠的立足点，阶梯颤悠悠……充分表达了诗人那种惶惑的世纪末的忧伤。”（第55页）
然而，原诗中，在这几行诗之后，还有四个诗段。全诗应译为：“我想要捕捉将逝的影子，／那暮色将至时的影子，／我往塔上不停地攀登，／阶梯在脚下颤个不止。／／我登得越高，周围越清晰，／远处的景物也越清晰，／远处传来了种种声音，／那声音来自大地和天际。／／我登得越高，周围越明晰，／那欲眠的山峰也越明晰，／它们仿佛在用告别的光亮／温柔地抚慰我模糊的眸子。／／夜色已来到我脚下的大地，／夜色是为了大地的安憩，／火一般的太阳却在远方，／为我燃放出最后的光炽。／／我知道了怎样捕捉那／暮色已至时将逝的影子，／我越登越高，阶梯在颤个不止，／在我的脚下颤个不止。”（余一中自译，所据原文取自《Серебряньй век русской поээ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ИМА—Крoсс”， 1994）一书的第41～42页）
我们不难发现，原诗抒发的是类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情怀和不顾危局的探索与冒险精神。但《文学史》的作者却硬是将该诗后面几段略去而把第一段说成是全诗，硬是把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凭空译成“阶梯颤悠悠，我脚在发抖”。只要将原诗和《文学史》中的译文稍加对照，读者们就可看出，“那种惶惑的世纪末的忧伤”是《文学史》的作者强加到1894年的青年巴尔蒙特的头上。
又如，在分析叶赛宁《阿，你，我亲爱的俄罗斯》一诗时，《文学史》的作者们对其中的四行诗也做了篡改和曲解。他们译为：“如果有谁命令我：／‘抛弃俄罗斯，到天堂去生活！／我会说：‘天堂我不要，／我决不离开我的祖国。’”接着得出结论，这说明“叶赛宁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祖国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第189页）实际上，这里的头两行应译为“如果圣人们呼唤我：／‘离开俄罗斯吧，到天堂来生活！ ’”（这两句诗为余一中所译，所据原文取自《Cepeбpяньй век pyccкой поззии》一书第358页）诗中根本找不出“祖国利益应当高于一切”的意思，全诗与其说是抒发爱国主义，不如说是表达诗人对俄罗斯现实的尘世生活的热爱。
再如，在“分析”所谓“传统派作家”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1986）时，《文学史》的作者大谈批评界关于别洛夫反对妇女解放的诘难及小说的反犹太倾向，而对小说的呼吁改革的基调却绝口不提。或者说，通篇文字连作品标题的含义都没有点破。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格鲁兹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却明明白白地写道：“岁月从我们的身旁飞驰而过，但我们仍然以为一切都在前面。你不认为这很可笑吗？……现在我们应当抛弃一切幻想。包括认为一切都在前面的幻想。”格鲁兹接下去写道：“魔鬼们总是咒骂过去和赞美未来。对他们来说，未来是不容批评的。”（瓦·别洛夫：《一切都在前面》。见莫斯科《小说报》（俄文版），1987年第6期，第46页）这些话是全书的灵魂，它表明了作家对苏联官方宣传话语（这一话语的主要特点就是用虚幻的美好未来欺骗民众，却不给民众丝毫实际利益）的批判立场。格鲁兹在信中写的另外一些话更明确地道出了他同斯大林模式决裂的决心：“我觉得，我们在生活方法上也不容选择。只有睿智、我们的勇敢和对善的渴望才能帮助我们在谎言和痛苦中站稳脚跟。但是，首先应当把幻想的云翳从我们的眼睛上扯下来。让我们试着把生活极为奸诈地贴在我们身上的虚假乐观主义的标签撕下来吧！”（同上，第46页）
小说展示了一幅苏联改革前的图景：空洞的理论、虚假的社会模式造成了苏联全国性的假大空话泛滥、道德堕落、邪恶丛生。因此，远非激进人士的批评家维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在评论小说时写道：在读过小说后，“读者自己就猜到和提出了‘什么在前面’的问题”（维切斯拉夫·戈尔巴乔夫：《什么在前面？》。见莫斯科《小说报》（俄文版），1987年第6期，第87页）。这位批评家进而指出：“什么在前面呢？在前面的是没有未来的现实威胁。”（同上，第89页）小说在当时所起的唤醒民众、呼吁改革、推动改革的作用是苏联民众公认的。《文学史》的作者隐去小说的这一主题及其巨大影响，无非是想把别洛夫这一“传统派作家”和那些“批判主义作家”在改革问题上做一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因为“传统派”怎么会要求导致苏联瓦解的改革呢？殊不知，抛弃斯大林模式已成了当时苏联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的作者在隐去《一切都在前面》所起的巨大社会作用的同时，也就阉割了小说的灵魂。
最后，从所涉及的译文（包括译名）错误和编校错误看，《文学史》的差错率也大大超出了有关的规定，以至我们可以把《文学史》称作不合格的劣质出版物。
这里，我们先列举一些由于不认真和疏忽导致的叙事错误和翻译错误，顺便也做一下纠正：契诃夫活了44岁，而不是“在年仅40岁时去世”（第15页）；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叫《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而不是《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第16页）；戈罗杰茨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新的流派正在代替象征派”，“这个流派叫做阿克梅”或“亚当”（第70页），他把这个新的流派叫做“阿克梅主义”或“亚当主义”；苏联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1921年就被革命政权杀死的尼·古米廖夫不可能因“未向苏联政府机关检举”反革命组织而获罪（第75页）；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最后一次相见》中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她”（第76页）；叶赛宁从未“为女皇朗诵……自己的诗”（第191页），因为当时的俄国只有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拉斯普京1994年写的两种短篇小说分别题为《俄罗斯的年轻人》和《谢尼亚上访》，而不是《年轻的俄罗斯》和《谢尼亚来了》（第89页）；邦达列夫的《演戏》发表于1985年，而不是1959年（第343页）；俄国文学史上有普希金写的《青铜骑士》，却没听说过什么叫“《钢骑士》”（第494页）的名著；扎米亚金在《我害怕》中的那段话不应当译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否则就“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去嘲笑所有的人——那样就不会有青铜文学，而只有文牍式的和报刊的文学，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明天就拿它去包粘土肥皂”（第232页），而应译为“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的可靠的官员创造的”，否则就“不能像阿纳托里·法朗士那样嘲笑一切——那样，就不会有有分量的文学，而只会有轻飘飘的报纸文学，这种文学今天大家读它，明天就拿它去包土灰色的肥皂了。”
同一个人、同一地名、同一种作品，在《文学史》中的译法也多有不同，例如有安德列耶夫（第31页）与安德烈耶夫（第444页），绥拉菲摩维支（第120页）和绥拉菲莫维奇（第121页），西徐亚人（第68页）和斯基福人（第388页），谢尔文斯基（第113页）和谢里文斯基（第114页），库滋涅茨克（第184页）和库兹涅茨克 （第415页），《土尔宾一家的命运》（第117、235页）和《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第 234页），《大师与玛加丽特》（第133页）和《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34页），《怪人眼中的瓦西里·罗扎诺夫》（第402页）和《瓦西里·罗扎诺夫》（第496页），《玛特廖娜的院子》（第443页）和《玛特廖娜一家》（第456页），《悲哀的侦探故事》（第 313页）和《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第471页），等等。
注释对于学术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学史》中的注释大部分不符合规范，而且体例混乱，不标明译者、出版物名称、页码、出版年代等现象大量存在。例如，根据注释，有的话取自“马克思致雯·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第 147页），那架势好像作者刚翻阅过马克思的手稿，不过，那也应当注明出自手稿啊。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难道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同时，读者们也会和我一样认为：《文学史》观点陈旧，逻辑混乱，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把它作为教材，用它指导考研，只能误人、害人。
我们盼望着我国学者拿出符合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认识水平、符合学术规范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著作来。
我为学生编文集
■ 郑也夫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都是逐渐地认清自己的。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对编辑出版学生的文集有瘾。掐指算来，已经出版了5本，计划之中的还会陆续推出。
第一本是《都市的角落》（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从1999至2001年我一直在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选修课“城市社会学”。课程讲过三轮，选修者来自各系，共一百四十余人。这本书中的共40篇文章就是从选修这课程的同学们的140篇作业中筛选出来的。我对学生们的选题扣得很死，每个学生都要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经我批准和提出建议后开始调查。不批准者要重新选题。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每每帮助同学们定下题目后，我都有播下种子的感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我对先哲的回应是：‘唯有农人和教师是幸运的。’我常常有打开作业后惊讶和欣喜的感觉。我是一个老北京人，我对这个城市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受，更有很多新鲜事物是我所发现不到的。同学们敏锐的视角，辛勤的探访，使我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我却所知甚少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些文章凑在一起，便有了规模的力量，或者说，小有了一点气候。”
这本文集出版后，陆续得到了一些反馈。一次学术讨论会休息时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教授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后说，一直在追踪我的著作。我们深谈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能想到你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本吗？”看我猜不中后他说：“你别不高兴，我最喜欢的是你编的《都市的角落》，我把它作为教材让我的学生们讨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景军对我说：“《都市的角落》中你的学生们的感觉真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关注中国问题的韩国博士生张豪俊也对我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我的一个学生房莉杰被北京社科院录用，人家告诉她，报到时带上一些《都市的角落》，很多人喜欢这本书。书已脱销，她跑了很多书店才搞到几本。这些反馈令我深深地感动，我将之视为我所获得的最大报偿。
我编的第二、三本学生们的文集是非正式的内部出版物。为了促进学生论文水准的提高，我向人大社会学系建议，系里每年出一本《毕业论文选编》，硕士论文和学士论文各选五六篇。书后附有我系该年的全部博士、硕士、学士的论文题目。学生毕业时每年师生都要合影。我建议，省下印像片的钱，将照片印在文集的封二。论文集发给全系每个学生。毕业生们收藏它比收藏像片更方便，且有价值。系里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一集（2002年）印了500册，一半送给系里师生每人一册，一半送给外校社会学系。出版后，我说：“明年换个人干吧，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干，我也可以接着干。”最后真的是我接着干。两次都是我挑选论文。并选择一个学生去统一版式、联络印刷。我向系里为帮忙的学生要了报酬，好像是500元。我自己做这事情分文不取。责编和印务事情繁杂，报酬很低，学生接受这工作完全是看我的面子。我的要求是寻找最低的印价，选廉价的纸张，但是版式要严格，它体现的是学术的高贵和严谨。出版2003年文集时出了问题。跑印务的学生没有经验，没检查印制质量就付了钱。结果发现，正文的第一页就印在目录的背后，而照规矩从来都是另起—页的。还有一些装订错页。我要那学生找印厂交涉重印。几番交涉，印厂把这批文集拉了回去，却迟迟不重印，一再提出只改错页，重印我们要再付一些钱。学生几次对我提出，改改错页算了。我坚持不同意，学术著作可以用廉价纸张，但格式一定要严格，这本书是给同学们树立的样板；且没有一个印厂不懂得正文第一页放在那里的，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印厂长时间拖延，拒不让步。无奈之下，我找了在公安局工作的一个我系毕业生。他托有关部门的人找了印厂。此事仍迟迟没有结果。我再催他。他跑去一看，印厂搬走了，踪影全无。原来这是一个没有执照的黑印厂，一看惊动了公安局，溜之乎也，印错的本子也都没有了。系里又拿出5000元重新印刷。我为我和学生的失误内疚，也为一个完好的文本送到学生们手中而高兴。现在我已经调离人大社会学系，真心希望这本内部论文集能持续下去，鞭策每个学生，且为该系的学生论文留下历史的轨迹。
在我准备编辑第二本《毕业论文选编》的时候，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学家茶座》的编辑王海玲找我。我们的交往始于她为《茶座》向我约稿。她要我帮她在选题上出主意。我让她看《选编》，说这是人大社会学系的内部读物。可以正式出版《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质量绝对过硬。她担心销量，问我可否不付稿费，我说可以低稿酬，无稿酬绝对不行，这种事情我不做。我告诉她，这不是畅销书，但是基本销量是有保障的。措施有三。其一，我国高校现有五十多个社会学系，——百二十多个社会工作系。学生都要写论文，教师都要指导学生写论文。这本书是样板。每个系师生中有二十人买这书应该无问题，加在一起就是二千余册。其二，从教委搞到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然后顺藤摸瓜，从每个系中找到一个学生的e…mail。其三，通过e…mail给这些学生发信，请他在该校内帮助征订、集体邮购，买1本书免邮挂费，买5本9折，买20本8折，买50本7折，买100本6折，买200本5折。书肯定能卖出去，但每个环节的工作必须细致。在我的摇唇鼓舌下，王女士被说服了。我和几位朋友商议，这事不能官办，必须民办。若由三系领导牵头，必要平衡三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这种筛选机制弄不好将耗资费力，最终很可能其他因素凌驾于论文质量之上。我小视的不是三系领导，而是现行体制。何况多年来官方不是从来没想到要做这事吗。于是我联络了孙立平、林彬、刘世定三位同仁，挑选编辑了这本文集。沈原先生不是编委，却一直帮我出谋划策。那边的王女士搞到了全国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但是一个大社的编辑哪里做过打听学生姓名、发信，这些直销的琐事。最后她做了消极和保守的选择：一方面，压缩印数（3000册），提高单价（28元）——这是我一直反对的，另一方面，销售上无所作为听天由命。我按照自己出的打折邮购的主意，在北京几个学校中为她征订了100册。看她懒得发信，就越俎代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