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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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一部分，虽仍有欠缺，但足以充实招商局的有关章节了。在收集和编辑资料过程中的酸辛苦辣，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经过近二十年的周折历程，使编者深深认识到，大型资料书的编辑实在是一项费钱耗时的工程，需要的是经济的支持与编者的毅力。财力的不足，曾使工作时断时续；如果财力充分，按说本书还应再做补充与精炼，不过时间还要拖延。
文末，我特别想再为历尽艰辛而成就这部大型资料书的编者慨言几句。
本辑出版后，我还有时去拜望年事已高的聂宝璋先生。今年春节我与经济所的一位朋友拜望聂公时，他指着家中狭小的空间和拥挤不堪的状况诉说道，由于居住条件较差，最近不得不处理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专业书籍和杂志，他还告诉我们，他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航运史，花费了几十年心血所做的上万张卡片，近日以每公斤八角钱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人了。我们听后大为震惊，痛惜不已。埋怨聂公为何这么匆忙草率处理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聂公慨叹道：“还有谁愿意继承我的事业呢？我算是看透了！”
这令人扼腕叹息的“封笔”之举，长久地萦回在我的心头。若将它比喻为《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实为不妥，可个中的辛酸与悲凉，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听经济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居然有人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个摊位上看到了聂公的一部分卡片！我们惋惜之余，不禁钦佩起那收废品者的“慧眼”来，还是他们看出了“废品”的价值，不至于使其在顷刻之间化为纸浆。这也算苍天有眼，不忍“暴殄天物”罢！
二十多年前，聂宝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一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读者中很受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适逢他八十寿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和《聂宝璋集》。聂公还有什么期盼吗？他曾对我说：盼着拆迁，改善一下现在拥挤的居住条件。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午10月版，118．00元）
吕叔湘先生和
共计1572页、四百多万字的《论衡索引》，终于在199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为这部书作序，他在序里说这部书有四个特点，称它“是一部相当有用的工具书”。（程湘清、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张普、杨健霑、卢元孝《论衡索引》序第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我作为编纂者之一，深知这部书的问世得力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论衡索引》是全国语言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汉语史专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1983年3月下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语言组在山西太原召开“六五”语言学规划会议。我当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应邀参加这次盛会。会议在讨论汉语史研究项目时，吕叔湘先生和我的老师王力、周祖谟、朱德熙先生以及与会专家学者都指出，汉语史的研究，过去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基础I作做得很不够；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必须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从语言角度做比较详尽的研究，写出专书词典或专书语法。有的书需要先做逐字索引或语汇集成。对汉语史研究的这一基本估计和思路，我是完全赞成的。从1980年开始，我就同何乐士、王绍新、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等同志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到这次会议召开，我们已先后出版了《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等断代专书研究著作。其中我分工写出五万五千多字的《先秦双音词研究》和五万三千多字的《复音词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张普分别代表山东社科院语言组和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理组同规划小组主持人李荣、来德熙先生签署了作为汉语史专书研究第一阶段工作之一的编纂《论衡索引》项目书。按照协议，由山东社科院语言组承担《论衡》原文校勘和索引编写任务，由武汉大学方面负责计算机处理。
鉴于我们编写的索引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工具书，划好复音词就成为一项特别重要、也特别棘手的工作。划词标准过严过宽都不妥。在太原会议上我曾提出过这个难题。吕叔湘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你不必过分考虑划词标准的问题。汉语词汇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原来是短语，后世是词；有些可能又像短语，又像词。作为辞典和索引这类工具书，划词标准可以考虑从宽。”王力先生也对我说过：“依中国习惯，词组也可以收入词典去的。”这些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经过研究、辨析，我们除把联合式、偏正式、附加式等形式的大量复音词列为词条外，还把下列结构列为词条：一是同语素、异字序结构，如“遭逢”、“逢遭”，“战斗”、“斗战”，“燔烧”、“烧燔”，“触犯”、“犯触”，“变更”、“更变”，“言谈”、“谈言”，“名声”、“声名”，“壳皮”、“皮壳”，“祸殃”、“殃祸”，“根本”、“本根”，“平安”、“安平”，“强壮”、“壮强”等；二是动补结构，如“击折”、“枯死”、“流失”、“殴伤”、“割断”、“生起”、“证定”、“钓得”、“封为”、“走出”、“流入”等；三是成语结构，如“华而不实”、“后来者居上”、“睹微见著”、“耳闻目见”、“温故知新”、“视死如归”、“土崩瓦解”、“小心翼翼”、“兴师动军”、“后生可畏”、“赴汤趋锋”、“富国强兵”、“吐故纳新”等；三是重叠结构，如“一一”、“济济”、“明明”、“昭昭”、“端（团）端（团）”、“郁郁葱葱”、“区区倦倦”、“湎湎纷纷”、“汲汲忙忙”、“万万千千”等；四是数词系位结构，如“四气”、“八术”、“十二月”、“百两篇”、“二尺四寸”、“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等；五是虽明显为短语但却具有特定含义的结构，如“法律之家”、“说易之家”、“说论之家”、“五经之家”、“五行之家”、“太阳之气”、“太岁之神”、“鸡鸣之客”、“金縢之书”、“六情风家”等。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曾提出一个“短语词”的概念，给我很大启示。我在研究汉语复音词时经常运用这一概念。 （程湘清《汉语文专书复音词研究》第10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语言发展是渐变的，存在许多过渡现象。如从汉语词汇史考察，由词组逐渐凝固成词必然存在过渡状态。研究语言发展中的过渡形态和规律，应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斗（尤其是杨克定、冯春田、杨健霑三位同志不避寒暑、夜以继日，付出心血最巨），《论衡索引》于1985年底定稿。但到1994年中华书局正式出书却经过了九个春秋。这期间吕叔湘先生和《论衡索引》有关的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吕先生是第一位把这本工具书用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学者。记得《论衡索引》打字本刚出来，吕先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湘清同志：
有一件小事奉恳。我正在写一短文，谈“物”字做“世人、外界”乃至“众人、人”
讲，如“物议”、“恃才傲物”等等。这一意义在魏晋以后多见。我想了解一下两汉有
无此项用法。听何乐士说，《论衡索引》的稿子还没交出版社，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查一下“物”字各条之中有无这样用的例子。琐事相求，甚用不安。谢谢。
即颂日安！
吕叔湘启
1986．8。16
吕先生信中说是“小事”，我却感到意义非常。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还没出版就派上了用场，而且是我国语言学大师要用它，令人鼓舞。我很快查了书稿，发现“物”字在先秦古籍中虽罕有作“人”讲的，但在《论衡》中单独出现多达四百多次，却没有明显作“众人”、“人”字讲的。我给吕先生写了信，还抄了部分例句。后来，吕先生在他晚年的著作《未晚斋语文漫谈·十二‘物’作‘人’讲》中，曾谈及此事。（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32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第二件事情就是吕叔湘先生亲自关心并鼎力帮助《论衡索引》早日出版。中华书局哲编室早就决定接受出版这部书。为了编审这部书稿，哲编室梁运华先生等付出了辛勤劳动。但当时“学术著作出书难”已成普遍社会问题。为此，1986年10月我给吕叔湘先生写信请求帮助。很快我就收到吕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说：“你10月4日的信和附件，昨天到我手中。赔本的书，出版社要求补贴，近年时有所闻，中华亦非特殊。周念《论衡索引》曾列入“六五”规划，现已完成，似可向“七五”规划申请出版补贴。“七五”规划 （小组）本月二十九日起开会约一星期，地点在京西宾馆。你的申请书可送京西宾馆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办公室转语言组。”正是在吕叔湘先生直接帮助下我们顺利获得出版补贴，从而保证这部书得以及时送厂付印。
吕叔湘先生曾说过：“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22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编写《论衡索引》的初衷，是编纂《论衡词典》。由于工作变动，我没能继续做这项工作，每每想起，深感遗憾。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汉语史专书索引和词典不断问世。我们相信，有志于这项“不朽的事业”的人，定能把一部高质量的《论衡词典》编纂出来。
关于施咸荣先生
■ 潘小松
景端先生来电话说今年11月份南京和北京的同仁打算开一个施咸荣先生追思会。突然想起我们这些“身边的”的晚辈倒是将老先生遗忘得可以，各自只顾在名利场刨食了。上一次脑子被施咸荣三个字占据是因为看了施公子亮的小说《黑色念珠》，那里面有施先生的影子。我只是到现在也还没有明白黑色念珠象征什么。顷在网上看见胡亚非怀念李慎之老所长的文章，里面当然提及施先生。那时的社会文化室和美国系现在想来恍如隔世。我其实知道施先生的时间还要往前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外国作家简介“小册子”，其中一本是《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著者是施咸荣。我到现在也认为这本普及性的读物比他后来写的美国黑人文学论文好。是在施咸荣先生去世后，大部分人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序言”是施咸荣的手笔。假如记忆不错，《中国大百利·全书·外国文学》卷的“莎士比亚”词条也是施先生写的，起码他是参与了。我在院外事局美大处工作的时候，施先生因出访来办手续，我跟他讲起山东大学外文系他“兼职教授”的学生们对他的仰慕，并且提起《新华文摘》上转载他写的黑人音乐的文章，老头听了很高兴。这大概算我们交往的开始。“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身份一年后结束，他从美国回来，带回四十箱书，送了我一盒“肯特”烟，送了我一本他的英美文学随笔集《西风杂草》（漓江版）。再后来，我拿了一本美国畅销小说《花边》（LACE）问他能不能收在他主编的“漓江外国文学通俗文库”。他过两天来找我说，有一些色情描写恐怕不易通过。我真的佩服他的英文阅读速度。听我后来的同事倪峰说，施先生有背诵英文字典的硬工夫。等到1990年我自己拿了“福特”资助去波士顿当访问学者时，施先生突然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花边》。我因为心猿意马婉言谢绝了。现在想来有点遗憾。其实在美国那一年是有工夫完成翻译的。我错过了一次与前辈的合作机会。
我今天在美国研究所工作，说来起因也是施先生。记得当时问他美国所是否要人，他回答说要啊。随后便是拿自己的小文章由施先生引见去拜会资中筠所长。施先生帮腔说我研究的东西很难。等我如愿以偿真的进美国所之后，施先生已经病倒了，再次见面是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式。我听说此前是有基督教徒仪式的，只是不知怎样进行的。施先生早年就读教会学校上海圣方济学院，知道他这个经历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知道施咸荣先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土生子》的译者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等待戈多》是这两天才知道也出自他的译文。他的翻译作品有数百万字 （一说有八百万字）。施咸荣等前辈学者于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新时期有开拓之功，人们仍在阅读他与另几位学者合写的《美国文学简史》。《战争风云》等作品当今四十岁以上的人该记得当年排队购书的盛况，这批翻译作品有施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心血。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九十年代之前的辉煌正是因为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翻译家的辛勤耕耘。我们今天纪念施先生正是因为此。
我庆幸自己的精神生活因聂鲁达而增添了色彩。我最大的遗憾是正准备采访他时遭遇了狂风暴雨。当聂鲁达用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大地时，我只能在一个偏远的农场，在昏暗的油灯下，在饥饿和疲劳中，读着这位智利诗人的《葡萄园和风》——这本刚刚出版的中译本，是我老母亲用从极低的生活费中抠出来的钱买来寄给我的。
你的紫丁香哪儿去了
■ 哈 米
巴勃罗·聂鲁达，这个遥远的智利人蓦然闯进了我心扉，正当我跨入青春门槛之际。我的血液，我的隐藏的激情，一下子被燃烧起来。我从没有读过这样的诗句，它跨越了普希金的柔情、涅克拉索夫的沉郁、徐志摩的悠闲和李商隐的哀怨……以海洋的气势、崇山的重量、日月的光华，迎面向我袭来。诗人用宏伟交响乐的旋律、瀑布似倾泻出来的华美语言、奇峰突起的独特比喻，叙说事件，表达意象。我有一个感觉：聂鲁达时时像中国画家那样，似乎随意在宣纸上泼墨，让墨汁漫无边际地渗透开去，然后沿着那墨迹勾勒出奇妙的画面。他甩出节奏鲜明的铿锵诗句（译成汉语仍然感觉得到它的音乐性），让它们野马似的满旷野奔驰，又自如地驾驭它们奔入预定的轨道，吸引读者按诗人的意图去关注大地，关注人类。
我最先接触到并让我倾心的，不是他诗歌中《伦敦小调》式的宁静哀伤，而是贝多芬《光荣颂》式的雄浑激昂。初读《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等诗篇所引起的心灵激荡，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感觉依然！
聂鲁达那绵长、激越似潺潺溪流的诗句，让人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而回味无穷。某些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
让和平属于未来的每一个黎明，／让和平属于桥梁，属于酒，／让和平属
于追求着我的诗章，／它在我的血液里升腾……／让和平属于我兄弟的衬衫，
／让和平属于书本，像一个无形的印记盖在上面……／让和平属于作着游击
战的／伤心的西班牙，／让和平属于威俄敏州的小博物馆，那儿最可爱的一
件东西是／一只绣着心房的枕头……／让和平属于面粉，属于一切／等待出生到世上来的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