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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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适能力，也同全社会的宽容氛围和正确的宗教政策有关。国外一些知名的新兴宗教组织，如天理教、摩门教、巴哈伊教、创价学会等，都经历了由膜拜团体到教派的发展过程。我国当前的新兴宗教尽管由于创建时间较短，发育还不成熟，有的新兴宗教组织也已经在宗教教义和行为方式方面开始适应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转型期农村新兴宗教活动现状及相关问题——以山西省临县真神教为事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网站网络版）这一趋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新兴宗教问题关系到我国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把新兴宗教问题放到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来洞察，放到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去透视，以理性、民主、文明、包容的心态，妥善处理新兴宗教问题。
从宗教的社会功能看新兴宗教的作用，“人们需要宗教是因为宗教是某些回报的唯一可信的来源，而人们对于这些回报有一个一般的无尽的需求。”（第103页）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原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开始失落，有些人产生了信仰、信念、信任危机。一些人因对市场经济中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束手无策，对市场竞争的结果感到困惑和无奈，而产生挫折感、无依感。他们本能地将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的神秘力量，渴望得到超人间的力量的帮助和慰藉，让宗教填补自己的信仰真空。现代心理学证明，人们运用一些宗教修行中的身心调节方法，可以提高人体内镇痛物质内啡呔的数量和质量，对人调节心理平衡起极为良好的作用，并有益人体健康。（陈麟书、袁亚愚：《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同传统宗教相比，新兴宗教更为关注个人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
许多宗教组织在利益表达、族群整合、社会批判和道德重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发挥宗教组织的积极作用，减少宗教组织的消极影响，对今天的管理部门是一个挑战。
信仰是个人的内心生活及其自我体验，属个人私人生活范畴。宪法对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缺乏对于新兴宗教组织进行管理的渠道和机制。现在亟需创新宗教事务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强调对话和互动，减少漠视和压力，强调规范和引导，避免压制和对抗，使新兴宗教组织尽快从社会的边缘文化状态中走出来，与主流社会产生良性的交流和互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从国外经验看，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在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结社权利的同时，对宗教极端势力成员依据其具体刑事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在原宗教极端组织成员转化方面，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心灵关怀团体，定期与宗教极端组织的受害者交谈，帮助他们逐步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这些都是有益的启示。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努力消除宗教极端组织滋生的社会土壤。宗教极端组织的共同特色是以教主崇拜为基础，组成一个极权社会，对成员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实践证明，同极端宗教组织斗争最有效的工具是在全社会破处个人迷信，弘扬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不承认任何人垄断真理的权力。人类对真理的掌握，与权威、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权力，都有检验真理的权力，都有对一切说教证实或证伪的权力。应该承认，近年来，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在我国流传甚广，同我国传统文化中神秘主义流行，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缺乏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关。科学精神是我们坚持真理，抵制伪科学的精神长城，是使社会大众精神肌体获得对伪科学毒瘤免疫力的抗体。在全社会弘扬民主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是同宗教极端势力斗争的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32。00元）
“文革”起源的政治体制视角
■ 胡 伟
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认识虽然不无道理，但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即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何种基础上得以如此充分的发挥，是何种条件使毛泽东具有如此之大的权威，在他感到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能够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成员的反对，独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并将这场空前宏大的运动维持了十年之久呢？张明军同志所著的《误区的代价》一书，改变了我国理论界、学术界过去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来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思维惯式，转而以建国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较为全面、详尽地探讨、论证了“文革”发生的政治体制因素。书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关于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流体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问题，作者指出，过去理论界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随着党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和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误判，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动因。这种认识固然正确，但是它没有探究毛泽东为何会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作者认为，由于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所存在的单一纵向性、层次控制性和自上而下性等问题，致使信息传输中产生了按上级的意图和偏好上报信息，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的状况。为印证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下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论断的正确性，全国各地向中央报送了大量“阶级斗争”的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加严重，进一步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紧迫感。下级在这种“紧迫感”之下，以上报更多的“阶级斗争”事例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判断的正确性，如此循环放大，使毛泽东在信息严重失真的情况下，产生了发动“文革”的动机。
其次，关于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与发动“文革”决策的“合法化”问题。作者较为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政治决策体制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认为在“文革”发动前夕，中国共产党内人格化的权力结构、对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误解、党章某些条款的非具体化和明确化、滞后的决策更正机制等，铸就了毛泽东在党内可以个人决断的领导地位和特殊的政治权威。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权威，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合法化”奠定了基础。作者进而分析了毛泽东个人专断问题形成的机制、原因。指出在原有政治体制之下，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那么只能是有着正确理解的健全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当有条件讨论和着手民主集中制建设时，往往是形势较好、成就很大的辉煌的时期，于是党内对民主的需求动力并不十分强劲。当因权力过分集中造成重大失误，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时，该项工作的建设已经事属不能，党内集权尤其是领袖集权制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阻碍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这是党内民主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再次，关于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结构与“文革”的爆发问题。作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革”前夕党内外监督制约体制为何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使得“文革”终于爆发的原因。认为，内部监督制约主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非独立性及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内部屏障；外部监督制约主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权力地位与理论权力地位的相悖，失去了阻止“文革”爆发的外部屏障；而法律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则失去了阻止“文革”发动的最后屏障。作者进而指出，任何一个法律、政策只有当最高领导者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任何一个新的合法国家组织，只有当最高领导者切实尊重并以身示范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身应有的功能。在当时党的最高领导者来能对全国人大的崇高地位和神圣职权予以重视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全国民众的思想认识，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在实践中很难得以保障，其应有的功能更是难以发挥。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全社会的内乱，全国人大只有望洋兴叹之举，毫无阻止之力。
尽管“文革”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事了，但是从政治体制角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本书的公开出版令人兴奋。
（《误区的代价》，张明军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金银联翅
■ 萧亮中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经验”系列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是两本很独特的书。《金翼》作者林耀华教授是《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的导师；《银翅》是《金翼》田野点的重访，学术上两本书是接续的。
16万字的薄薄一册《金翼》是林耀华教授的成名作，是一本海外研究中国学者必读的参考书。有意思的是该书意外地采用了小说形式，仅仅在最后一章做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分析。《金翼》最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在纽约和伦敦面世。中文版有两种，最早的译本是1977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宋和译本；另外是庄孔韶、林宗成译本，北京、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1991年分别推出。
1940年林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准备回国，因未婚妻饶毓苏女士患肺病不得不留美就医，林教授也因此羁留哈佛，做些统计与助教工作。在这段闲暇时间里，林把在家乡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萌生了写作《金翼》的念头。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林就写成了小说体的《金翼》，翌年全书修正脱稿，并于1944年和1947年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金翼》写的是林教授家族内的事，有一种信笔而就的味道，文中的“小哥”就是林自己。从事后的情况来看，《金翼》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过林耀华教授辛苦做出的博士论文《贵州的苗蛮》，也包括成名期的《凉山彝家》，这也是一种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幽默吧。《金翼》讲述了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由于地处商旅要道，商业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家族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书中细致描述了黄东林和张芬洲两个互为姻亲的家庭在青年时代都遭受了贫穷和居无定所，直到他们偶然相遇并经营了店铺才通向成功。然而当他们有了钱后，芬洲独占了被风水先生称为“龙吐珠”的一块风水宝地，东林只好另择屋基建房。这以后两边的家庭都遇到了很多困难，然丽东林却总能转危为安，芬洲一家却越来越衰敝下去。最后当黄东林在福州大摆寿宴的同时，张芬洲唯一剩下的儿子茂衡却孤独地死去了。这时，风水先生又换了不同的解释，这块“龙吐珠”的宝地已被横穿龙头山的西路给毁了。西路像一把剑，斩断了龙脊，龙因此死掉了，这块地也成了不祥之地。而对黄家的兴起，一位受过教育的香凯发现黄家屋后的山状似山鸡，一只金色翅膀伸向黄家房屋，于是他用羽翼荫护来解释兴旺起来的“金冀之家”，《金翼》的书名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到最后，张家已完全从生活画面中消失，只有黄家仍然奋斗下去。虽然屡次遭到挫折，有时甚至是官司、绑票，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东林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并且卷入闽省船运，与地方政治发生了关系。但是，日本侵华这场巨大的民族危机使黄家又完全缩回了乡土，最后，东林一语成谶，“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思（Raymind Firth）评价《金翼》“如竹叶一般，尽管形式简朴，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确实，《金翼》笔调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情节隐藏不露，直到最后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历史跃然纸上。《金翼》内容涉及中国南方传统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民间盟会乃至土匪面目；刻划了看风水、供灶神、祭祖先、婚葬仪式、节日娱乐等栩栩如生的场景；薄薄一册书里，《金翼》描述了同姓村落与四世同堂大家族的亲属关系、礼节纷争，推出了各辈亲属及人际网络中栩栩如生的五十余个人物形象。
四十年过去了，社会沧桑，人事迁移，《金翼》故事里的人们、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无疑是读者们关心的。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第一位博士，《银翅》作者庄孔韶借着阅读和翻译《金翼》的机会于1986年开始重访黄村乡镇，博士期间完成初稿《金翼重观》。1990年庄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在原稿基础上撰写《银翅》，十年磨剑，1996年《银翅》先期由台湾桂冠书局出版，吝啬的台湾书评界誉为“近三十年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大型著作之一”，一时海内外好评如潮。
《银翅》作者庄孔韶博士一直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庄博士初涉该领域时的大量田野随笔、人类学诗里不仅凸现了异域的浪漫，而且讲述了文化的误读与协调。1995年6月北京大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庄博正式倡导他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这实际上也是人类学文化表现的新方法实践。庄继续解释说：“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在同一个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段表现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文学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诗、现代影视、影像作品，以从该地族群文化获得某种综观。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对文化和衬在文化底色上的人性之发掘充满热忱，似乎有点不满足本学科单纯撰写论文的单项收获，好比农田上功能欠缺的收割机过后，还需要男女老幼打捆、脱粒、扬场，乃至用各种农什跟在后面拣麦穗一样，尽使颗粒归仓。”1989年夏天，庄博士和他的一个摄制组在福建闽江边拍摄了《端午节》，该片获1992年玛格瑞特，米德电影节入围，并于同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先行出版。那是当地库区移民前的最后一个端午节，随着一切沉入水中，最后的文化影像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的《银翅》附上了《端午节》光盘，同一田野点学术文本和影像的配合出版，这本身也是庄孔韶博士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晶。据悉，这种为学术书配光盘在大陆尚属首次，这也是《银翅》的一个独特之处。
《银翅》一书采纳多种写法杂然前陈的构架，有的章节使用中国文人随笔和民族志形式，有的章节以叙述为主，穿插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