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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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人种的证明 众多的媒体说，刘翔的胜利证明了别的种族能做到的黄种人也能做到。我是超级田径迷，对刘翔胜利的喜悦即使不高于，也不会低于他人。但我不敢苟同上述言论。“文革”前，宣传家们将中国乒乓的胜利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右翼分子们雄辩地反驳：如果输了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吗？种族的证明与之不完全相同。一个黄种人的胜利确实可以证明黄色人种不是绝对不行。但是这并不能否定种族的差异，并不能否定黑色人种在短跑上的优势，这优势不是以绝对的方式，而是以概率的方式体现。因此必须明白，一块金牌在人种证明上的有限性。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乃至黄种人，需要奥运金牌乃至诺贝尔奖金，来证明我们体能和智力上都不弱于其他种族吗？，我以为不需要。一部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我们可以骄傲地立足世界文明之林，何需区区金牌来作注脚。
奥运是个游戏。执著地以奥运金牌来证明什么，不仅完不成，比如你不可能证明我们在短跑上与黑色人种旗鼓相当，而且将使这游戏变味——因承载过重而丧失本真的趣味。同理，请客吃饭本来就是图个高兴热闹，乃至交流感情，如果执著于以此证明我家阔气，将使请客吃饭原初的乐趣大大流失。也就是说，不要执著地以金牌证明什么，不要执著地以主办奥运证明什么，你本来具有的东西自然会显露，你没有的东西岂能证明出来。
我不想以金牌证明什么，但是刘翔金牌给我的乐趣不比“证明者们”小。一个我原本深爱的项目有了华人进入而有了归属感，在我们种族的一个弱项上惊世爆冷，足以让我狂喜。但也仅此而已，无关国家和种族之宏旨。
金牌盘点，战略反思 本届奥运到了“收官”和“数目”的时候了。中国的金牌数目高达32枚，超过大丰收的悉尼奥运。但4枚金牌的差距并不是变化的全部含义。因为高低多少都必须在比较中呈现。比较的对象是美国和俄国。三强对比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超过了俄国，逼近了美国。这就是本届奥运上的我们的成就和强国座次的新格局。 海外媒体上一直有人在计算中国每一枚金牌的成本。这成本要包括各级体委的总开支，乃至各级少体校的总经费，用总开支除以奥运金牌数，就是每一枚金牌的成本。计算下来，有人说一枚金牌6亿人民币，有人说8亿人民币。我无从判断，但是相信金牌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曾经激烈地反对对高价金牌的追求。现在变得保守了许多。愿意为金牌战略作一点辩护。奥运金牌是昂贵了一点。但是第一，一个穷人出席特定的场合也需要一套西装。一个大民族为了自己的尊严，必须拿下一定数量的奥运金牌。第二，它确实给中国民众带来乐子，诱导他们观看一场伟大的游戏。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中国社会，浪费不计其数，且种类繁多，金牌的成本要算花的比较值的。它可以算作奢侈品，但是谁不需要一点奢侈品呢？就是低收入的人过年也要铺张一下的。奥运也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不花钱怎么过这个节日呢？大家觉得有乐子这个钱就算没白花。
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达到了“超俄赶美”的阶段，追求金牌的目的应该有所转化了。我们曾经需要用金牌证明一些东西。证明洋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为了证明这一点，必须搞起一个消耗巨资的奥运工程。现在这一证明已经完成，不仅在奥运赛场上，同时也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从悉尼到雅典，两届奥运作了证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够厉害，连俄国都超越了。证明可以结束。接下来，我们似乎可以为了其他目的追求奥运金牌了，比如乐子。那样的话，我们似乎可以不必消耗巨资去追求金牌的数量了，可以有选择、有节制地追求金牌了。
遗憾地是还不行，因为2008年的奥运是在北京举行。为了东家的面子，以往的金牌战略还必须延续，甚至更上一层楼。也就是还必须消耗巨资去为自己争面子，去证明自己，甚至是更大的面子，更有力的证明。
但是我坚定地认为，2008年将是中国传统奥运战略的最后一次实施。也就是说，在实际上已经无需证明自己的时候，最后再证明一次。而后就完全的没有必要了。那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今天对奥运战略的反思和批判付诸实践。
我们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落差太大了。我们很多大城市的中小学校没有操场，政府管理者似乎忘记了，自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以来，学校必备操场，没有操场是不成其为学校的。学校的体育、大众的体育，政府应该承担或支持。而竞技体育，应该渐渐地将其中的相当部分转让给社会。至少，奥运和大众体育应该由两个部门分管。合在一个部门中，前者几乎一定会吞噬后者。全运会该寿终正寝了。它是封闭时代，自吹自擂自演自看的体育形式，它也是耗资不菲的。开放的时代，有了奥运、亚运、多如牛毛的国际锦标、杯赛，还何须全运会来烧钱呢？
反省应该从现在做起。奥运战略的改革应该从2008以后做起。在这中间，一些微观的改革应该起步了。
乡村民主的作用及其有限性
■ 徐 勇 陆学艺 党国英 秦 晖 李秀潭 张 鸣 詹成付
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从2002年起，已出版三辑（共16种）。前两辑的重点在于对乡村治理过程的描述和对乡村选举的田野观察的研究，第三辑是对村民自治和在村民自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民主政治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来，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实践在农村地区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但“三农”问题依然严重，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时隐时现，这使我们看到村民自治在现有社会格局中其作用的有限性。因此，本辑丛书出版后，出版杜邀请相关专家就该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以下是座谈的主要内容。
编者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的作者项继权教授有事不能到会，我同时也代表他谈谈我们对这两本书的感想。在我看来，中国农村改革是由一个非常微观的改革一步步延伸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热点是包产到户，当时主要是围绕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整个八十年代改革的热点在这里，研究的热点也在这里。九十年代以后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经济到政治，由一家一户、包产到户，到走向村民自治，因为一家一户经营需要有一人一票的体制安排来加以维护，所以这个时候 （九十年代）我们的关注点开始着重于村民自治。在民政部的直接指导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主要对村民自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研究，形成一种气候，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乡与村的关系问题显得比较突出了。如果村里面实行村民自治，乡镇还是按照原来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思路来进行管理的话，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的世纪，村民自治又开始往上延伸，变为乡镇改革，我称其为中国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二次制度创新。第一次制度创新是村民自治，农民可以通过一套政治体制安排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次制度创新就是进入到乡镇改革，乡镇改革可能比包产到户及村民自治更为艰难。
1998年我们党提出了“乡级民主”这个概念。乡级民主肯定有它的含义，就是在我们这么一个超大国家，农村问题这么复杂，各个层级的形式应该是有所不同。应该说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理论研究都还有所不足，大家都只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所以这项改革我看还在探索当中，还没找到一条很好的路子。中国的改革往往是实践先行的，并不是我们的理论家预先摘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模式。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在实践方面走在前面。湖北省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一个地区之一。我记得我有时候说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在中部，中部的“三农”问题主要在两湖，两湖表现得特别尖锐，因此大家注意到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表现得都非常突出，同时又是农民和乡村的反应特别激烈的地区之一。俞正声同志到湖北去了以后非常注重“三农”问题，他提出了要进行“三农”改革，要做一些实验。根据他的一些想法，湖北省在2001年、2002年在京山县选择了杨集镇进行乡镇一级民主的改革实验，主要方式是“两推一选”。过去乡镇干部的产生主要是靠组织部任命，作为基层政权，它和农民是脱节的，所以就产生了所谓“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样一种情况，就有了亲民之官不亲民这么一个现象。要使亲民之官做到亲民，除了教育以外，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授权方式的改革。杨集镇的这场实验主要就是改革传统的干部授权方式，把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的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当地的村民，交给普通的百姓。过去这些年来民选方式主要在村，但所谓的村官严格说来不是官，真正的官还是乡官。杨集实验第一次把相关的提名权交给当地的乡民，所以这项改革应该说是在历史上没有过的，是一个突破。这个改革引起了一层层波澜。这种海选方式人民还不习惯，有很多人不相信乡镇干部的提名权给了当地乡民，大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这个改革是在我们原有的体制上撞开了一道门户。由这道门户展示了很多我们的政治中一些内在的现象以及结构性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我们把民主这种方式引进到乡镇，使干部增加了责任感。首先，过去，干部更多的是往上跑，往组织部门跑，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流行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民主方式引进到乡镇后，干部增加了责任感。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干部在往下跑，到村民当中去展示自己，谈自己在这段时间内做什么事情，要村民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过程加强了村民和乡镇干部的联系。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授权方式带来的而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结果。这种机制促使干部向下跑。第二，增加了干部的紧迫感、责任感。现在这样的选举不像以前那样基本上靠内定，这种机制引进以后，原有的安排就不一定能够按照预期的愿望实现了。这就是把村民自治的海选方式引进去了，村民自治的成效现在就正在往乡镇一级转移。虽然不是海选，但是将海选的机制移植到乡镇，这就是竞争，是竞争性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有把握说自己能够当选。这种程序往往对当事人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有的乡镇领导感觉心理上已经快崩溃了，感觉到这种气氛下谁也没有把握竞争到这个岗位。对于很多干部来讲，除了这个岗位特有的职权以外，还有一个面子问题。从过去的体制来看，如果他是过去的领导干部，今天下来了，他说那不怪我，我没有上层关系，他责怪干部任职制度不公正，给自己寻找一种安慰，也有个推脱。但是新的体制进来以后，每个人均有公正的、平等的机会参与，你没有竞争上，说明你个人不行，能力不行。这样，他觉得面子不好看。所以说这种机制激活了长期以来比较沉闷的干部体制，在加强乡镇干部和村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眼光来看改革，要求马上就能见成效。对于这个试验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也就是说，这个改革应该还是非常初步的，初级的，人们对此还有一个认识过程。改革带来的一些问题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是干部出路的问题，村委会成员选不上回去种地，干部选不上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在一个乡镇几万人的范围内，竞选者怎么样去和村民见面，怎么样使选民认识他。第三个，当地的村民对此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开始他们不相信真正的国家干部能由老百姓来选，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开始投票是很冷落的。到最后感到这个票是真的时，很多人都后悔莫及。
长期以来我们的选举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带有安排性的，现在民主选举突然到老百姓面前来了，他们难免会有一点茫然失措。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三农”改革还是自上而下的，是依靠上级的上级来推动这场改革的。这个推动动力不足，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但是这场改革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推进。“杨集实验”就像一个小小的石头砸过去，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更强有力的改革是现在湖北省推行的“咸安改革”，叫作综合配套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不像“杨集实验”是一种民主实验。这个改革打破原来的乡镇体制，从根本上从财政上斩断乡镇向农民随意伸手的体制。这个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党政合一，党委书记兼乡镇长。现在所有的乡镇领导部门都由党委委员来兼，但是这个兼是由选举产生的，就是党委书记兼乡镇长也要通过选举，首先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提名也要先交给老百姓提名，然后全体党员选举。选举出党委书记之后再来选乡镇长，乡镇长也是先经过村民然后经过乡镇人大来选举。这个“党政合一”减少了机构，，人员减少了一半。就是把原来所谓对等对口的机构，形成综合型的办公室，使乡镇不至于和中央政府一级一级的去对等对口，而真正符合乡镇政权特点。所以说这个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减人、减事、减支。这是湖北省从去年开始在全省推广的综合配套改革，根据文件规定大概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结束。“杨集实验”不是一个乡镇，全省大概2／3的乡镇都有这个模式，两推一选，所以这场改革是非常迅猛的。但这个改革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应。改革势在必行，但老在改也会引起改革的疲劳症。我们在关注村民自治、关注乡镇改革的同时也在注重税费改革，主要的是关注税费改革后带来的新的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乡镇体制问题。
总的一个结论是：税费改革确实有它的成效。其中成效之一就是给我们村民自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九十年代村民自治发展非常快，但是遇到的问题和阻力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村干部实质上在履行着行政职能，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收费，不能将更多的精力去用于村务管理，村民自治实际上是徒有形式。所以后来我们就注意到，农民对于村民自治选举也出现选举疲劳了，因为选来选去，选上的人并不能为村民干多少事情。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的工资就要建立在为村民服务的基础上，这样促使村干部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村务管理上。在村务管理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的现象：湖北省除了两票制之外，现在又发明了两会制。两票制就是；村支部书记，除了要得到党员选票（选举之前），首先要得到村民的信任票（这个方法是从山西学过来的，在湖北开了花）。那么两会制就是说村里面重要的决策要经过党员代表会和村民代表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这就推动了决策的民主。
税费改革不仅要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