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9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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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
■ 庞 朴
丹尼尔·贝尔描述自己思想性格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一名言传到中国并被广泛称引已十几个年头了。但实际上，敲打人们耳鼓却主要是一左一右两种声音，即主流的社会主义与民间的自由主义。若有若无的是所谓新左派，再然后才是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四传统的民族来说，这或许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由于农业文明在与工商殖民文明的近代碰撞中失败，由于儒学与宗法社会的共生关系，我们的传统被妖魔化为百事不如人，如敝屣般弃之尚犹恐不及，又谈什么“保”和“守”？但变化也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一些活跃的自由主义者打出中道的旗号跟传统接轨，并用其擅长的话语形式为著名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发动的少儿读经活动慷慨陈辞；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宗旨的《原道》辑刊在艰难和沉寂中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网站和丛书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学子。
这些现象的后面应该存在某种深层的原因，是意识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有领域，又须相互适应，以求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而不能凭借一种理论统而定之？还是在心态平和后，在同情的理解中对传统中的无法灭绝和取代的因素产生了新得体会与感悟？为此，我们拟开设“中国文化”专栏进行讨论。庞朴先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陈明是原道的主编，用他们的文章开头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编者
记：今年是有“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之旗”之称的《原道》辑刊十周年，我们发现，您不仅在《原道》第一辑上发表有文章，而且还为《原道》十周年挥毫致辞。李泽厚先生认为《原道》十年是失败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原出个道来”。您能否就此谈谈感想？
庞：在十年前出版《原道》这么个刊物，很令人鼓舞。当时的学术氛围很好，出现了一些很好的刊物，有《学人》《原学》《原道》等。现在《学人》和《原学》都停办了，只有《原道》坚持了下来。至于李泽厚先生的“失败”说，这个对《原道》的要求高了！陈明办《原道》很不容易，换了好几家出版社。我认为，只要能办下去，就是成功。这十年没有原出“道”来，还有下个十年。“道”也不是一天就能原出来的啊。
记：最近，蒋庆在贵州他所创办的阳明精舍邀请了康晓光、盛洪、梁治平、张祥龙、陈明等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被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引起了很大关注。您也知道，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但现在有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学者如秋风、王怡、刘海波、范亚峰等人提出“中道自由主义”，强调传统与自由主义的结合。您怎么看？
庞：我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不要把这三个东西对立起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啊：！有人“甚至说文化不仅仅只是心理的积淀，还是生理的积淀，会转化为基因啊。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全球主义我们都看到了，可口可乐、肯德基、好莱坞、NBA等等，还有什么“韩流”、“哈日”，把头发染成黄的、红的，什么玩意儿！笼统地讲，自由主义容纳保守主义，主要就是文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他们的区分就在这儿。所以，我反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支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我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二者完全可以结合。
记：但是，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和你的不同，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政治文明”，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批判和抛弃的。
庞：什么叫政治上的“文明”呢？以谁作标准呢？是五四提出的那些东西吗？我们把五四提出的那些东西检查一下，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真的有“普世性”吗？为什么英国人的一套和美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不一样？它们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了，为什么还不能“普世”呢？现在人们认为的“普世性”的东西，实际上是西方具体性的东西。就拿前一个时期吵得很厉害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哲学，西方哲学是一种哲学，两个都是具体哲学，真正的普世性哲学在这二者之上呢！具体来说，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问题，中国哲学基本问题是天人问题，天人问题就不是哲学问题啊？西方人可以问我们有没有摘清楚思维与存在是什么，但我们也可以反问你还没有搞清楚人是什么、天是什么。同样道理，我们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文化开不出中国式的政治制度来。我们以前之所以觉得自己的文化不如人，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处于一个弱势位置，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亡国灭种的情形，所以胡适说我们“万事不如人”。这个心态可以理解，但绝对是不正常的。五四的精神可继承，但绝对要超越，一定要从弱势心态中走出来。
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快，于是有人就建议成立儒教，如康晓光就呼吁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人呼吁把一些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当然，这同时也招致很多人的反对，如葛剑雄就反对祭祀黄帝陵。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看法是？
庞：现在宗教兴盛的主要原因一是信仰危机，一是市场经济。宗教就是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的人的精神寄托。现在宗教的兴起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不兴起倒奇怪了。人的精神如果躁动不安，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宗教可以起到镇静剂的作用。至于儒，有人说是宗教，有人说不是宗教，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儒家思想里面确实有一种宗教情怀——这必须对儒学研究深了才有，浅浅的就不会有。在宗教与道德或者终极关怀关系问题上，儒家有三个层次，一是家庭伦理，即私德；一是社会伦理，即公德；一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德解决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因为人不仅是个自然存在，也是个社会存在，同时也是个精神存在。这第三个存在就是儒家的宗教性内容所要解决的。现在如果有人要成立儒教，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宗教这个东西是不能反对的，你越反对它越强。但是，我对祭祀黄帝陵这样的活动是支持的，这是解决“人从哪儿来”这个精神问题的。有没有黄帝这个人没关系，但是人有这样一种情怀，是压制不住的。我现在越来越想我的妈妈了。所以我想，葛剑雄先生二十年后或许会改变这个看法的。如果让一个民族老是想到自己的妈妈，这是一件好事情，它就不会去作恶，不会去集体犯罪。如果让一个人老是想到自己的妈妈，那就是一种洗礼，因为任何一个妈妈总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坏人吧？
就节日来说，五四以来，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四个节日——春节、夏节（端午节）、秋节（中秋节）、冬节（冬至），但没有实行。没想到现在可好，来了很多洋节，什么情人节、复活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我不好说这是媚外，就说是“崇洋”吧！难道我们就找不出自己的节日吗？七夕是多好的情人节啊！我们可要清醒，人家的节日背后跟着一大堆的文化啊！这个现象说明了我们一直还没有走出文化上的弱势心态，在无形当中还烘托了自己的这种弱势氛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自强不息。
记：最近，一些学者围绕蒋庆选编的一套儒家经典诵本展开了争论，这在网络上讨论得也很热烈。您对儿童读经的态度？
庞：我是读经长大的。按理说我这个年龄是没有机会读经的，但在我11岁的时候，日本人打到我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我们这些“亡国奴”去读。当时，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坚决不去上鬼子的洋学堂。但是，小孩总要念书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私塾。就这样，我到我爷爷的一个好朋友办的私塾去读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我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此外还读了《神童诗》《千家诗》之类。按我个人的经验，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假如你小时候打的是别的底子，比如什么“太阳出来了，快快上学校”、“大狗叫、小狗跳”，有什么意思啊？当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倾向于儿童读经限于业余时间，以后再逐渐在教材中增加相关的内容。等时机成熟了，有了相应的教师以后，可以考虑专设为考试课程。其实，有些人从西方文化出发来反对我们读经，他们难道不知道西方人也读经啊！比如对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他们就是在课堂里面解决的。我们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是很奇怪的，他们对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现在老老实实地用国际公制，什么“公斤”、“公分”、“公升”、“公里”——可能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这样——英美他们才不管你这些，还是用他的英镑、英寸、英里、加仑，他们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啊？所以，至少在这方面，现在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不是我们中国，而是英国、美国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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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现在有两个比较大的文化项目，一个是修《清史》，一个是编《儒藏》，都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庞：后朝编前朝的史，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有人说现在编《清史》时机不成熟，要等一等，我认为不能再等了。现在一些人还在，有些事情还搞得清楚。等这些人不在了，就很难说了。清朝结束已经快100年了，不能等了。至于有些人从编纂《儒藏》想到“尊孔读经”、“复古”，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儒藏》就是古籍整理，没有那么多的内涵，也达不到那个效果。
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
庞：全球化这个东西要分析。现在有人说全球化是“双刃剑”、有两面性等等；有人认为这是历史趋势、大势所趋。我认为，全球化在经济、科学技术上正面因素是主要的，在文化上负面因素是主要的。我们的对策就是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去接受，在文化上一定要清醒，要注意保持；建设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国的那些东西就是全球的，那其实是美国文化。你如果误认为那是全球化，去顶礼膜拜，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找不着自己了。对全球化，我们在文化上一定要抵制，一定要保住守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要树立文化上的强势心理——我承认，在经济、科技上我们是比你差，但我们在文化上并不比你差。
记：但是，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是相抵触的。
庞：我曾经写过一篇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文章，叫《春兰秋菊各自妍》。现在说的“科学”，其实指的是“西方科学”。我有一个法国朋友，是搞数学的，他说我可以从一个人对数学的演算中看出他的性格。中国是有我们中国的“科学”的。鲁迅先生说，中国发明了火药去做爆竹驱神弄鬼，西方却用来做炮弹。那驱神弄鬼好呢还是做炮弹好？我看鲁迅先生这句话可以讨论。我们把科学技术拿着去毁灭人类好呢？还是用来庆祝节日好呢？这是个问题啊。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弱势的心态里面，唯别人的马首是瞻，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人家的科学技术就是好！原子弹厉害吧？将来还不知道怎么说原子弹呢。我认为科学也有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分。中国科学因为有很多的人文因素，它不会去盲目扩张。
记：现在有人认为人类发展处于困境，这主要是西方文化造成的，需要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来解救。当然，也有人对西方文化很乐观，认为会解决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的。你怎么看？您对人类发展前景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庞：我主张要一分为三看。纯西方的不行，纯东方的也不行，要中西结合、两全其美。当然，照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不会主动来和我们结合的，但它碰了壁以后，会来找我们的。就人类前景而言，如果按照目前这个“全球化”发展趋势，我是悲观的，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就拿我的这个电脑来说，用了两年就报废。是物理上的报废吗？不是，其实就是精神上的报废。人的各种欲望被制造出来了。是被谁制造出来的呢？是资本主义法则制造出来的。比尔·盖茨不会把他的那些东西全部一下子拿出来的，而是今天拿一点，明天拿一点，这就是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快的更新，是极大的浪费，用中国话说就叫“暴殄天物”。现在西方大国一边在浪费，一边又以邻为壑，把垃圾废料送到别人的门口，自己在自己家享受果实。美国为什么不开采自己的石油而从中东进口？日本为什么不砍伐自己的森林而从中国进口木材？
记：说起日本，现在中日关系也是争议焦点，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认为中日关系的责任不仅仅在日本一方，认为我们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有危害性。您怎么看？
庞：责任当然在日本一方，我们对他们早就宽容了——战争赔款一分钱没要啊！甲午战争我们赔偿了多少钱啊！反过来看，德国是什么态度？问题就出来嘛。有人说这是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的区别，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哪儿有东方精神？它那是日本精神、岛国心态。其实，我们对他们要求已经够低的了，美国人驻兵我们都没有说，我们只说你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要改教科书，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民族感情。我们的要求就这点，还不够宽恕吗？至于民族主义，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成了个负面词？孙中山先生就讲民族主义啊！美国人口口声声美国利益至上，就不是有害的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一讲中国利益，就是有害的民族主义？
记：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还是因为遗留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遇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继承传统文化。虽然两者观点对立，但其共同的判断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崩溃了。您对此怎么看？
庞：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崩溃，这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中去看。短短的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长，也证明不了什么。隋唐时期的佛教多兴盛啊，后来还是被宋明理学给压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在待人接物上还是中国的。其实，不仅仅在小事上，在大事上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就消失地无影无踪了？那可未必。就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很多国家都认为中国会宣布人民币贬值，然后稀里哗啦把他们全拖垮。但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是亚洲的威胁，从这事以后，都认为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的契机。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孟子就坚决反对以邻为壑。我们看一个文化传统，要看主要的，讲裙带关系是中国传统呢，还是讲求诚信是中国传统？当然是诚信。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不仅仅只是儒家文化，而是整个中国文化，我们要好好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