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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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五章 工业与生产及消费诱因
在社会中，人是能生产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能直接生产产品或创造生产力，而且是由于他能创造生产诱因、消费诱因或生产力形成的诱因。
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首先是对人类精神意志的趋于高尚纯洁、对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是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的。
书籍和报刊由于能传布知识，就对精神与物质生产发生了作用，但要获得这些东西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就它们所提供的享受来说，也是对物质生产的一种诱因。
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是在精神上提高社会；试看做父母的为了能有足够资力使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良教育，化费着多大的气力！
试看在精神与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有多么广大的活动是出于一种动机，要想置身于上流社会！
我们可以往在一所别墅里，也可以同样地住在一个木板搭的小屋里，我们化几个沸罗棱（florins）买一件衣服，同最考究的衣服一样的可以蔽体御寒。用金银制成的装饰品和器皿，同用铁与锡制成的比起来，在使用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但与对前者的占有有关的那种荣誉感，对于身心的努力，对于节约，却形成一种诱因；社会大部分的生产力就是因这种诱因而产生的。即使是单靠私产生活的人，他的活动无非是对他的收入进行保存、增进和消费，但是他对精神与物质生产也会在多方面发生作用：首先，由于他的消费行为，对于艺术与科学以及各种技术行业作了支持；其次，可以说，他是在发挥着作为社会物质资本的保存者和增加者的职能；最后，由于他在生活上的表现，足以激起社会一切其他阶级的竞胜情绪。当学校实行奖学金办法时，虽然得到奖励的只是限于少数，但是全校都会因此受到鼓励而努力学习；同样的道理，巨大财富的占有，以及与这一点结合在一起的体面外表与生活作风，对文明社会也会发生鼓励作用。当然，如果大宗财产是由侵占、勒索或诈欺而来，或者关于财产的占有与享受不能公开显示，那就情况不同，就不能发生这里所说的鼓励作用了。
工业所生产的，倘不是生产工具，就是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与供作夸耀用的资料。后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无从辨别的。社会上的等级不同，生活作风也各不相同，在饮食与衣着方面，在一切装配的奢华程度方面，在所雇仆役的人数、质量与外表方面，也各有特色。在商业性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这种差别是很细微的，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情况都很差，穿得都很简陋，看不到什么争强斗胜的现象。这种差别是随着工业的发展程度而日益显著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虽然所消费的工业品质量高低有着千差万别，但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穿得很体面。凡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工作能力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在外表上露出寒酸模样。所以工业由于它所提供的诱因，起了促进社会生产的作用，而农业所有的只是简陋的家庭工业与原料及粮食生产，是不能提供这样的诱因的。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当然是大有差别的，人人总是想吃得好些，但进餐时并不一定是当着大众的，德国有一句俗语，“人们看见的是我的衬衫领子，不是我的肚皮”。如果我们从小就习惯于粗糙简单的饮食，就不大会想到要吃得好些，所消耗的食品如果只是限于周围极近地区所生产的那一些，范围就非常狭窄。温带国家消耗食品的范围，首先是由于能够取得热带产品而扩大的。但是在食品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要想积极扩大与提高，要想使全国人民能普通享受，那就象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只有靠了工业品的国外贸易才能实现。
殖民地产品，除供工业用原料外，供食用的显然以刺激品为主而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人会否认不带糖的大麦咖啡与带糖的摩加（mocha）咖啡同样有营养价值，但即使也认为两者都具有一些营养价值，它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还是很不重要的，不能认为可以代替本国的粮食。至于调味香料与烟草，当然纯粹是刺激品，主要只是由于在大众的生活愉快方面能有所增益，从而对身心劳动能发生刺激作用，因此产生了对社会有用的效果。
在许多国家里那些靠薪金或地租收入生活的人，对于他们所惯常称为下层社会奢靡习惯的那类现象，有着极错误的想法，这些人看到以前只喝些麦片粥就心满意足的工人，现在却喝着加上糖的咖啡了，就感到震惊；他们看到那些庄稼汉脱下了手织的粗毛衣服，换上了用精细呢绒制的衣服而不胜叹惜；他们说将来一个女佣的打扮同她的主妇也许要分不清了；古时在各个阶级的服装上是有限制的，他们对于这一点赞美不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工人，由于劳动的结果，吃得好、穿得好，就同有钱的阔佬一样，而有些国家的工人，也是由于劳动的结果，却不能不自安于粗衣淡饭；如果我们把两方面劳动的成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前者的享受并不是由牺牲公众的福利而来的，而是由于对社会生产力所作出的贡献。在前一情况下工人一天的工作成果，比后一情况下的要超出一倍到两倍。假使在服装上要规定等级，在奢华享乐方面要加以限制，那就会破坏社会大众健康的竞胜心情，徒然使社会上身心怠惰的现象获得滋长。
无论如何，必须先有产品，然后才能加以消费，因此生产一般地必然在消费之前。但是就通常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消费却往往先于生产。工业国家有着大量资本的支持，而在生产上所受到的限制比纯农业国家为少，因此往往以未来的收获为依据而对后者预作支付，这样就使后者的消费先于生产，后者只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消费，才随后从事生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也有着同样情况，而范围更加扩大，工业家与农业经营者越是接近，则在消费刺激与消费手段方面，前者对后者所提供的就越大，后者在扩大生产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
对生产与消费能给以最有力鼓励的，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制度。有些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个人不可能通过正当的努力和成就从社会的一个阶级上升到另一个阶级，从社会的最低阶级上升到最高阶级；有钱的人怕露富，也不敢公开享受，惟恐他的财产受到危险或引起指责，说他自尊自大，或被人嫉视；做生意的人在社会上得不到荣誉，毫无光彩，国家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也没有他的份；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有了卓越成就，也得不到社会的尊敬，不能由此博得任何荣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不论在生产或消费方面，最有力的动机并不存在。
每一条法律，每一种公共规章，对生产、消费或生产力，总是起加强或削弱的影响的。
专利权的授与是对于发明创造的鼓励。由于希望获得这样的奖励，就激发了精神力量，使这种力量走向工业改进的方向。这种奖励制度使创造能力在社会上能获得荣誉，根绝了在落后国家为害那样大的坚持旧习惯、旧方式方法的偏见。这种制度为除了发明天才别无所有的那些人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因为资本家既已有了把握，晓得同这样的人合作可以分享预期利益，就会受到鼓励，去支持发明家。
有些工业品在本国也能生产，但在国外生产时比在本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保护关税对于生产这类工业品的本国工业起了鼓励作用。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企业家和工人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能够获得报酬这一点有了保证，对国内与国外资本家如何于投资后在确定时期内能享有特别利得这一点指出了一个途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六章 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促进国内工业的手段；方法是种种不一的，凡是在效力上、应用上没有疑问的那些手段、方法，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举几个例子，比如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学校）、工业展览、优良成就奖励、交通运输改进、专利法等等，总之，凡是目的在于促进工业、促进与调节国内外贸易的那些法律与制度，都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只是作为发展工业手段的关税制度。
根据我们的理论，对输出加以禁止或征税只能看作是例外情况，对于自然产物的输入只应当课以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关税。决不应当课以以保护本国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关税。在工业国家征收收入关税的对象主要是由热带来的奢侈品，不是谷物、牲畜等普通的生活必需品。至于在热带地区，或者是人口较少、疆土较小的地区，或者是人口还不十分稠密的地区，或者是在文化上、在社会与政治制度上还十分落后的地区，对于工业品的输入只应征收收入关税。
但任何种收入关税都应当有相当节制，不可使输入和消费因此受到限制；否则不但将削弱国内生产力，而且也将使增加税收的目的受到挫折。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阔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资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发展，因此有资格与第一流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实行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所有这些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的；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最为适当，要看国家特有环境和它的工业情况来决定。
战争对于保护制度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因为战争往往使国家处于被迫的禁止制度之下。在战争期间，交战国之间的交易停顿了，每个有关国家，不论它的经济状况如何，都不得不争取自给自足。因此，一方面是在工业上比较落后国家的商业，另一方面是最先进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两者在这个时候都会受到极大鼓励。在工业落后的国家方面，尤其是当战争延长到数年之久时，在工业上就会获得相当进展；有些工业品的生产是无法与最先进工业国家从事自由竞争的，只是由于战争所引起的隔离状态而使这类工业获得了发展，这就会引起一种形势，在和平恢复以后，这种隔离状态如果能仍然继续一个时期，对这类工业将有很大好处。
在这次普遍和平恢复以后，德国与法国就处于这样的情况。假使在1815年，法国同德国、俄国和美国一样，听任英国竞争势力为所欲为，它也将遭到与这些国家同样的命运；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绝大部分将一败涂地；它从那时起在一切工业部门、国外贸易、内河及海外航运、国内运输工具改进、地产价值提高（按法国这时的地产价值的提高了一倍）、人口增长与国家岁入增加这些方面的进展，就不可能有实现的希望。这个时候，法国的工业还在幼稚时代，国内只有少数的运河，矿山还很少开发；由于政治动荡与战争，还不能大量累积资本，充分培养技术人才，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合格的工人，或者说，工业与企业精神还没有产生；全国意向所注还比较的偏于战争局势，不是和平事业；在战时勉强累积起来的少量资本，还是主要用在农业方面，而这时的农业也已经极度衰落。于是法国初次看到了英国在战时已经获得了多大的进步；它第一次有了可能从英国输入机器、技工、工人、资本和企业精神；它了解到为了使本国工业能独占本国市场，需要发挥最大力量，需要利用全国所有的天然资源。这种保护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再没有别人，只有盲目的世界主义者，对这些效果才会视若无睹，才会说，法国在与别国进行自由竞争时能获得巨大发展。德国、美国与俄国的经验，不是已经极端明确地提供相反的证明了吗？
我们认为法国从1815年以来所施行的禁止制度对它是有利的；但是它在保护政策的推行上是过火的，有缺点的，继续保持这种过火的保护政策又有什么效用和必要；我们并不想从上述禁止制度是有利的这一论点出发，为它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作辩护。法国用进口税限制原料与农产品（如生铁、煤、羊毛、谷物、牲畜）输入，这是一个错误；如果它在工业力量充分强大、有了稳固基础以后，不愿意回复到比较缓和的保护制度，从而允许有限度竞争，激发国内工业家的竞胜情绪，这将进一步铸成大错。
各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处地位不同，有的打算从自由竞争过渡到保护制度，有的认为应当从禁止政策转变到温和的保护制度，谈到保护关税时，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两种情况应有所区别；在前者的情况下，开始时税率必须比较低平，然后逐渐提高，在后者的情况下则相反，必须由高额税率逐渐降低。
假使一个国家，原来在关税方面没有充分保护，现在感到有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要，就应当首先努力发展生产一般消费用品的那些工业。主要是因为这类工业品总值比代价较高的奢侈品总值要大得多。这类工业能够使大量天然的、精神的及个人的生产力活跃起来；而且由于在创办时需要大量资本，这就会对于资本的大量蓄积发生鼓励作用，会促使外国资本以及种种力量共同来加入协作。由于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主要所需的是供大众使用的工业品，温带国家所以能与热带地区进行直接交换，主要原因也是在于能够生产这类工业品，因此这类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力地促进人口增加、国内农业繁荣、尤其是对外贸易的进展。假使一个国家，它自己还要输入棉纱与棉织品，就不能与埃及、路易斯安那或巴西发生直接贸易关系，因为它无法供应它们所需要的棉制品，也无法吸收它们的原棉。还有一层，这类工业品由于总值巨大，因此特别有利于促成一国输出与输入在大体上趋于均衡，从而使国家能始终保有它所需要的通货量，或者说，能以此作为一个手段，使国家获得通货供应。国家所以能赢得并保持在工业上的独立地位，只是由于这类工业能获得长期发展；一旦发生了战争，原来的国际商业关系被破坏，如果受到阻碍的仅仅是高贵奢侈品的购入，就不会发生重大困难，否则如果一般使用的工业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以前大量农产品的销售业务突然中断，就必然会引起严重灾害。还有，那些走私或虚报货值的偷漏关税行为，就这类一般使用的工业品未说，可虑的程度要比高贵奢侈品轻得多，要容易防止得多。
施行保护关税的目的总是在于为国家谋福利，但是工业就象树木一样，不能顷刻涌现，是要逐渐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