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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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家系虽然不过起源于不多几个世纪以前，而同族中人已无法计数。要说明这种制度在进取精神、在殖民地开拓、在权力与自由、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上所发生的影响，简直有整整一本书可写。
英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英国在对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向来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对于大陆各国间敌对、偏见、自私、激动、灾祸种种方面的影响，总是无所沾染的。它所以能够在政治组织上作独立、纯正的发展，宗教改革所以能安然完成，宗教财产所以能充作大有禆益于各种工业的世俗用途，主要是由于这种隔离的状态。它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内战时期以外，它享受和平接连达数百年之久，从而使它免除了常备军设施，使它在很早就能够采行一贯的关税制度。
英国由于它的岛国地位，不但得以避免了争夺领土的战争，而且从大陆战争中还可以为它的工业优势取得极大的利益。陆上战争与地区的遭受破坏，使战争中心的工业受到种种损害；直接妨碍农业，毁坏农作物，从而剥夺了耕作者所赖以购买工业品并为工业家生产原料与食物的手段；间接往往使工厂被毁，或者至少被破坏，因为战争足以妨碍原料品输入、工业品输出，因为这时厂主势必要负担额外的、繁重的捐税，并且在资本与劳动的取得上发生困难；还有一层，即使在战事停止以后，它的不利后果仍将继续发生作用，因为农民和他们的收获在战时受到的损害越大，则资本与劳力就越受农业工作的吸引而从工业中转移过去，从而为资本与人力的使用开辟了一个比工业更为简捷有利的领域。象这样的情况在德国大致每百年要重演两次，它使它的工业倒退，而英国的工业则不断前进。每当英国用装备战舰与军队的办法，或用津贴的办法，或两者兼用，准备积极参加海外战争时，英国的工业家，与它的大陆竞争者正相反却可以从中获得一倍或两倍的利益。
有人为非生产性支出、即用于战争与维持庞大军队的支出作辩护，认为这是绝对有利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主张，有人认为公债的性质是绝对有利的，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未能赞同；但是我们也不相信流行学派的那种论调，他们认为凡是不属于直接再生产性质的消费——例如战争消费——都是绝对有害的。关于军队设备、战争以及由这类目的所发生的债务，在某种情况下对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严格地说，物质财富的消费有时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但这种消费却可以刺激工业家，使他们作格外的努力，由此可以导致新的发现与改进，特别是生产力的增长。这种生产力取得以后就长期存在；战争费用只是限于一次的，而生产力的增进却是继续不已的。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象英国那样的有利情况下，国家对于每项那些理论家认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所得会大大超过所失。英国的情况的确是如此，这是可以用数字证明的。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单单就棉布业一项所获得的生产力而言，每年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价值，就超过了国债增进项下所须支付的利息，且不提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的广泛发展与殖民地财富的增进。
最显著的是在欧洲大陆战争期间，当英国在大陆上驻有军队须支付费用或津贴时，它的工业由此所获得的利益。这类费用是全部用英国工业品形式支付的，它把这些工业品运到战争地区，那里的工业原来已极度困难，由此就更快地使它趋于末路，而英国工业从此就占有了那个国外市场。这种行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异是一种出口津贴，得到好处的是英国人，遭殃的是外国工业家。
在这样情况下，以大陆各国的工业而言，英国人以同盟者身分所给与它的害处，实在比英国人以敌人地位所给与它的害处更大。倘使要为此说寻找根据，我们只须举出七年战争与对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这两个例子就够了。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利益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还不止这些，有些人被英国的政治、宗教和地理条件所吸引，移居到了英国，其由此所发生的影响对英国利益之大，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一些。
远在十二世纪时，就有法兰德斯的羊毛织工为政治环境所吸引，移居威尔士。不多几个世纪以后，有被放逐的意大利人流入伦敦，经营钱兑业和银行业。在不同期间，曾有法兰德斯与布拉奔技工整批地流入英国，这在第二章里已经提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是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从汉撒各城市、从衰落了的威尼斯来的是商人，随着他们一道来的是他们的船舶、商业知识、资本和进取精神。还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有大量资本和工业家流入英国；还有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荷兰由于航海条例与麦修恩条约的影响，出现了工商业停滞状态，因此有许多商人与工业家流人了英国。只要在英国具有自由的权利，避难的便利，国内安定和平，有法律保障以及一般福利，只要英国具有这些特点，则每一次政治运动，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就会使它在资本和人材方面获得大量的新生力量。例如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与由这个帝国引起的多次战役，又如在西班牙、墨西哥、南美洲发生的政治暴动、革命的与反动的运动和战争，情况都是这样。英国凭了它的专利法，长期独占了每个国家的发明天才。英国工业的成长与进展已经登峰造极，它的生产力原是由欧洲大陆各国得来的，如果现在饮水思源，把其中一部分归还给原主，那才公平合理。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五章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英国人为了要在最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繁荣的结构，足足忙了几个世纪，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却凭了他们的新发现，一下子就发了财，在极短促时间内拥有了巨大财富，但这是浪子手里的财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财富刚好比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家长辛苦集聚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户，浪费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值得羡慕，但是在他手里的财富只是供作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争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这使英国的亨利一世远在1172年就禁止输入西班牙羊毛，而意大利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远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就一直是取给于西班牙的。在那时以前二百年，比斯开湾一带的居民就以制铁、航海与渔业著称于世。他们是最先从事于捕鲸业的，直至1619年，他们在这一事业上还远远胜过英国，英国还特为请他们派专人到它那里去传授捕鲸技术。
摩尔人十世纪时在阿卜都拉曼（Abdulrahman）三世统治下（912一950年），就已经在瓦伦西亚一带的沃野从事于棉、稻、甘蔗的种植和育蚕事业。哥尔多华、塞维尔和格拉那达在摩尔人的时代就已有了比较发展的丝织业与棉织业。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利多与卡斯提尔的几个别的城市都是以毛织业的发达闻名的。单是塞维尔一处，在历史上很早的时代，就已有织布机一万六千架；当1552年，塞哥维亚的毛织业就有一万三千工人。其他各业，尤其是武器与纸张的制造，也有相似的发展。法国当科尔伯特的时代，还惯于向西班牙采购毛织品。西班牙的口岸城市是广大贸易与重要渔业的中心，它直至腓力二世时代止，一直拥有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是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的，而专制政治与顽固不化结合在一起，却要来摧残国民的进取精神。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首先表现在驱逐犹太人，表现得最激烈的是驱逐摩尔人，由此把二百万最勤奋而富裕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的排除异端精神就这样地把本国的工业放逐出境，同时也不许国外工业家在西班牙境内安家落户。至于美洲大陆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财富的增进，性质只是浮而不实的，一瞬即逝的——实际上这关发现对两个国家的工业、两个国家的力量首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并不象后来荷兰人与英国人那样用本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易取物资，而只是用他们从殖民地榨取得来的金银向外国购买工业品。它们的国民原来是勤恳的、有用的，在它们的政策下却变成了买卖奴隶的贩子，变成了殖民地的专制魔王。它们就这样助长了荷兰与英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养肥了敌人，引火烧身；这些国家不久就壮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们的舰队，夺取它们的财源。后来西班牙的一些国王制定了禁止金银输出、禁止工业品输入的命令，但是毫无实效。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发荣滋长；只有工业懂得怎样吸引并使用金银时，金银才能保持住。
但是葡萄牙在一位开明的、有权力的大臣主持之下，对于工业的发展确曾作过一度努力，努力的初步结果使我们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一样，从远古以来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斯特拉波（Strabo）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批优种羊由亚洲传入葡萄牙，每只的代价是一个泰伦（talent）。当厄勒塞拉（Ereoeira）伯爵于1681年当权时，他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设立毛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以本国工业品供应本国和殖民地。为此特向英国招来了纺织工人。这些毛纺织厂在当局照顾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年）就使他可以实行禁止毛纺织品输入。从那个时候起，葡萄牙就把用本国原料制成的这类工业品供应本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样经过了十九年，这种情况在英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有证明。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更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当时英国人为了逃避葡萄牙对毛织品输入的关税限制，它们把这类出品加以改头换面，称之为哔叽或毛毯，实际上用途相同，然后把它输入葡萄牙。但是这种伎俩不久即被发觉，这类货色随印也被禁止输入，诡计归于无效。葡萄牙这次发展毛纺织业居然获得成功，的确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因为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出了大量黄金，而且还一直受着顽固势力、腐败政治与封建贵族的毒害，人民自由与农业生产长期受到了摧残。
但是在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1703年，有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他说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时按照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于葡萄牙将大大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签订这个条约的主要动机，看上去好象是葡萄牙国王方面的希望增加关税收入与贵族方面的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约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当年那些不幸的国王被罗马的元老院拖下水，与它发生进一步密切关系时，元老院对这些国王也是惯于使用这类称呼的。两者所奉行的是同一个原则。
这一条约缔结以后，顷刻之间，英国工业品即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而且立见分晓的是葡萄牙工业突然而彻底的崩溃，这种结果跟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的情形极为类似。
根据安德森的证言，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在海关报单上将货值以多报少的技巧就已经那样精通，结果他们实际支付的税款还不到应纳税款的半数。
《英国商人》有这样一段记载：“禁令取消以后，我们从他们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银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经几乎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他们的黄金。”这样的贸易由英国人一直继续到最近时期。他们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贵金属全部运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到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的，然后，象在第四章里已述及的那样，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货物，运售欧洲，换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额超过由那个国家的输入额达一百万镑。由于贸易上这种顺差现象，使外汇率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著者向那位鼎鼎大名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对葡萄牙贸易中，差额的有利于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所不及，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达一百五十万镑，以前不过三十万镑。”
从那时起，所有英国商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致赞扬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杰作。安德森对于有关英国商业政策的一切问题是具有清晰的观察力的，而且讨论这些问题时态度也是非常坦率的，他也称赞这个条约是“极度公平而有利的”，他也不禁要天真地高呼，“但愿它能够天长地久地继续下去！”
直到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一种与这类异口同声的论调直接相反的理论，他认为麦修恩条约并不在任何一点上对英国商业有什么特殊利益。舆论对这位轰动一时的作家表示了盲目信从，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是很荒谬的）见解。如果要问为什么对他意见的信从是盲目的，只须举出一点就够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意见，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没有人加以反驳过。
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四编第六章里说，根据麦修恩条约，葡萄牙的酒进口时只须檄纳别国所檄进口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与葡萄牙人的明确的利益，而英国人以毛织品运往葡萄牙时，仍须照檄与别国同样高的关税，因此英国人并没有从葡萄牙人手里获得任何特殊利益。但是我们要问，葡萄牙人在这个条约成立以前，关于他们所需要的国外商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难道一向不是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输入的吗？难道英国人此后没有把葡萄牙市场据为己有，来销售那种在他们本国有原料制造的工业品吗？难道没有找到一个窍门，使葡萄牙关税减低了一半吗？难道在英国消费葡萄牙酒的人，没有由于外汇率的关系，享有了百分之十五的利益吗？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行销，难道并没有近于完全停顿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并没有给英国人供作向印度换取大量商品的手段，然后使英国人把这些商品泛滥于整个欧洲大陆市场吗？葡萄牙的毛织业难道没有被全部摧毁，从而使英国人获得莫大利益吗？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尤其是那个富饶的巴西，难道没有因此在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对于葡萄牙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徒有其名；而英国人所获得的却是在作用上、效果上的实际利益，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
亚当。斯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