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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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第二个论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未能从这一条约获得任何特殊利益，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把出售毛织品以后由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钱财转付给别的国家，并因此在那些国家购入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如果用毛织品去直接掉换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就可以通过一次交换来完成由于对葡贸易不得不通过两次交换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直接交易对他们要有利得多。我们对于这位崇高学者的品格与智慧固然深为敬服，但是象这样的论证，使我们对于他的大公无私，或对于他的敏锐的理解力，实在不能不感到失望。如果要我们不存此想，那就要使我们想到，深可叹惜的是人类性格上的弱点，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显的表现的，他的另一些论据也往往是不合理的，几乎是可笑的；显然，他所要竭力辩护的是绝对自由贸易原则，他为这一本身就很光荣的使命的绚烂夺目的光彩，已经弄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关于刚才提到的论证，我们可以作一个比方，一位面包师傅，他售出面包时向顾客取得的是现款，他就用现款向磨坊买进了面粉，据说这样做生意就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他用面包直接调换面粉，他就通过一次交换而不是两次达到了他的目的。上述论点所含的理论性或逻辑性实际上并不比这个比喻所含的高明些。要说明这个一次交换办法的行不通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磨坊的主人也许不需要这位面包师傅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面包，再说他自己也许懂得烤面包，或者事实上也是在那里烤面包，因此不经过两次交换，这位面包师傅的业务就无法进行。葡萄牙与英国在签订条约时的商业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葡萄牙把工业品输出到南美洲，在那里换来了黄金和白银；但是由于它的懒惰无能，它自己没有能制造这些工业品，就用金银向英国交换。英国却不需要这些贵金属供作国内流通，就把它们运到了印度或中国，在那里购人商品转卖给欧洲大陆，然后在大陆上换取了农产品、原料或仍然是贵金属，把它们运回本国。
我们现在要凭常识提出一个问题，假使葡萄牙人对于那些毛织品愿意自己动手来制造，或者愿意向别的国家采购，那么英国人手里的那批货色又有谁向他们来买呢？在那样情况下，英国人的这批毛织品既不能卖给葡萄牙，也将无法卖给别的国家，因为英国人的毛织品在那些国家里早已作了尽可能的推销，已经无法继续推进。结果英国人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售给葡萄牙的那个部分的比例，减少毛织品的制造数量；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向葡萄牙取得的金银的那个数量，减少对印度的金银输出量；他们运售欧洲大陆的印度商品，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结果运回他们本国的原料也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
亚当·斯密第三个论点认为，葡萄牙金钱如果不流入英国，英国仍然有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论点也是同样站不注脚的。按照他的想法，葡萄牙人手里的金银既有余，这个剩余部分无论如何总是要外流的，总是要通过某些别的途径流入英国人之手的。我们这里不妨假定，葡萄牙自己动手制造了毛织品，他们把多余的金银运到印度和中国，然后向别的国家买回了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又能到手多少葡萄牙的金银呢？再说，葡萄牙如果与荷兰或法国签订一个麦修恩条约，在它也是一样的。毫无疑义，在这里所假定的两个情况下，总会有一小部分金钱辗转流入英国，但只是限于它出售生羊毛时所能获得的那一些而已。总之，如果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工商业与航运业是决不会达到已有的那种发展程度的。
但是就麦修恩条约的影响来说，关于涉及英国方面的，无论作如何估计，姑作别论，关于涉及葡萄牙的方面，至少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这个条约决没有能诱使别的国家，为了利于农产品输出，也在它们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对英国有所让步。葡萄牙与英国有了来往以后，它的工农商业与航运业不但无所进展，而且日趋下降。庞巴尔曾经力图振作，但是没有用，英国的竞争破坏了他一切的努力。同时也必须指出，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社会状态对于工农商业的进展是格格不相入的，因此商业政策在这里能发生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尽管如此，通过庞巴尔所实现的那一点点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只要能够首先把一国的社会情况中所出现的内部障碍除掉，则一个力求发展工业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后两个继承者统治下所经历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在波旁皇室下对于国内工业所实行的保护措施很多失当的地方，对于关税法令的认真施行也极度缺乏能力，但是当它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用到它本国时，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业都有了生气，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而工业推进方面居然能收到一些效果，真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一般社会状态简直是糟透的，到处是极肮脏的道路，绝对找不到设备齐全的旅馆，也没有桥梁、运河与内河运输，每一个省区都设有地方关卡，与国内其他省区相隔绝，进入任何城市都须檄纳入城税，拦路打劫和沿门乞讨成为正常职业，走私买卖盛极一时，捐税的苛杂达于极点一这些都是上述两位作家认为西班牙工农业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其实所有这些灾害的根源是在心理上的偏信、盲从、不实事求是，是教士的贪婪腐败，贵族的享有特权，政府的专制横暴，以及民众的愚昧与缺少自由，而两位作家对于这些却没有敢公然指斥。
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的，这是同与葡萄牙订立的麦修恩条约堪以媲美的，在这个条约下英国人获得权利，每年得以一定数目的非洲黑人运人西属美洲，英国商船每艘每年得驶入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使他们有了机会得将大量私货运入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如果不能享有低率关税待遇，在这一点得不到便宜，他们就会想尽一切方法漏税逃税，组织大规模组织的非法买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葡萄牙行之有效的是前一办法，在西班牙实现的是后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进口税从价的原则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近来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宣传，要使人们相信，从量纳税的原则——象普鲁士所采用的——是要不得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六章 法国人
法国也是继承了罗马文化的许多残余的。当日耳曼族法兰克人侵入时，这些人所爱好的没有别的，只是打猎，因此有许多久经耕种的地区又变成了森林与荒地，使法国几乎又失去了一切。法国同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在中世纪时农业所以获得进展，大部分有赖于宗教势力，不过后来成为文化发展上一个重大障碍的也是这个势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贵族那样不断地从事于仇杀、竞争，并不以兵役义务来磨难他们的奴属，田地与牲畜受劫掠与破坏的危险也比较少。教士们所喜欢的是安闲生活，反对的是争吵，而且往往愿意扶危救困，以此来博得声誉和别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话，“寄居在教门中人的屋檐下总是幸福的。”对于法国早期工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十字军、路易九世（圣路易）建立的市民社会与行会制度、与意大利及法兰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纪时，诺曼地与布列塔尼就已经从事于制造毛织品与麻织品，供国内消费并运销英国。这个时候，它的酒与盐的出口业务，主要由汉撒商人为居间，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法兰西斯一世的努力，法国南部开始有了丝织业。亨利四世也重视这一工业，同时并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纺织工业的发展；里舍留与马扎蓝也曾注意促进卢昂和色当的丝稠、天鹅绒与呢绒制造业以及渔业与航运业。
美洲的发现使法国受到了最有利的影响，这种情况当时是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得上的。法国西部所产谷物运销西班牙的数量很大。比利牛斯山区每年有许多农民移入西班牙东北一带去找寻工作。法国曾以大量的酒和盐运销西班牙属尼德兰；它的丝绸、天鹅绒、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销售尼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于这些原故，在很早一个时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币与银币在法国流通。
但是法国工业的全盛时代是从科尔伯特开始的。
当马扎蓝死的时候，法国不论是工商业、航运业或渔业都没有达到重要地位，那时法国的财政更处于最恶劣的境地。
科尔伯特却有勇气独立担负起一种任务，这种任务在英国是经过三个世纪不断努力、两次革命的代价，才得以顺利完成的。他向各国招聘优秀技师和工人，收买商业上的秘诀，并广泛搜罗精美的机械和工具。他实行了统一而有效的税则，使本国工业在国内获得了稳定市场。对于内地关税尽可能地撤废或加以限制，一方面积极建设公路与运河，以改进国内运输。这些措施使农业获得了甚至比工业更大的利益，因为消费者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到两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很便利，而且运输的代价低廉。他又降低了对地产的直接税，减轻了以前征税时在手续上的那种严厉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税负担，最后还实行了降低利率的办法，这样就使农业方面获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当谷物供应不足、价格高涨时，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对于国外贸易的推广与渔业的发展特别重视。他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重新建立了商业关系，扩大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开辟了对北欧的贸易。他对于行政的一切部门采行了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并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时候，法国制造毛织品的纺织机已经有五万架，每年丝织品产值已达五千万法郎。国家的岁人已增加了二千八百万法郎。这时法国已拥有繁盛的渔业，大量的商船，一支强大的海军。
隔了一个世纪以后，有些经济学家对科尔伯特严厉地加以责难，认为这位政治家急于促进工业利益而以农业利益为牺牲。这样的责难是过当的，只是说明了这些作家自己对工业的本质并没有充分了解。
但是，科尔伯特即使对原料出口反对作定期性的阻止，被认为在这一点上措施失当，然而由于对国内工业发展的鼓励，他却使人们大大地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要，使农业获得了十倍于上述损失的补偿。如果说他对工业规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强制实行，违背时即加惩罚，因而认为他违反了政治家的开明风度，那么要晓得，这样的措施是适应时机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也还是最有利、最适当的，那个时候人民处于长期专制统治下，意志消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即使对于有进步意义的革新也抱着反对态度，科尔伯特所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民。
有人说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使法国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国内工业，这只有对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废除后的极度悲惨后果完全视若无睹的那个学派，才能把这个罪过加在科尔伯特身上。在他死后的三年间，由于上述敕令废除后的种种倒行逆施，法国最勤奋、最干练、事业上最成功的五十万居民被迫离开祖国。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国的每一个新教区、特别是普鲁士，还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他们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户，把他们的事业和资本带了过去，这就使他们的祖国受到了双重损害。这样就由于法皇一个姘妇的阴谋毒计，在三年之中，毁灭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丰功伟绩，使法国再度陷于那种奄无生气的情况；而英国则在宪法的庇护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国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伊丽莎白和她的上一代开始的那些建设事业一直在稳步进行，中间从未停顿，而且热情越来越高。
法国由于长期的政治腐败，它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毫无起色，与英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恰恰成一鲜明对比，因此在大革命将发生以前，引起了法国政治家们的仿效心。他们被那些经济学家不切实际的理论所蛊惑，与科尔伯特的政策方针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贸易，以此为补救办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英国对于这个建议当然极度欢迎，要它对法国来一个麦修恩条约的翻版，它又何乐而不为，于是成立了1786年的伊甸条约，这个条约所造成的不利于法国的毁灭性结果，与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丝毫没有两样。
英国人是习惯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饮料的，因此对法国酒的消费量并没有增加到原来所想望的程度。这时更加使法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在英国行销的只是一些时兴货和小工艺品等杂货，这些货物的总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国所提供的却都是主要必需品，总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国工业家在价格、质量以及赊销条件各方面所提供的，处处胜过法国的工业家。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竞争以后，法国工业家已濒于破产之境，法国的制酒商所获甚微，于是法国人想赶紧止注这种恶化现象的演进，取消了这个条约。结果所获得的只是这样一个教训：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可以在几年之间一败涂地，已经受到摧残的工业要想用整整一个世代的时间使它恢复却不那样容易。英国的竞争在法国已经引起了对英国货的爱好，习惯既已养成就很难铲除，结果是发生了广泛的、长期继续的走私买卖，一时不容易扑灭。而在条约废止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烈性酒重温旧好，却并没有什么困难。
大革命的骚动与拿破仑时代不断的战争，对法国工业繁荣当然不会有利，况且在这个时期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海外贸易，失去了一切殖民地；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业，只是由于对本国市场的得以独占，由于封建束缚势力的消除，在帝国时期比之在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下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德国以及在大陆封锁范国内的一切国家，情况也是这样。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他说过，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就法国商业政策来说，他在这句话里所表现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位伟大的天才，以前并没研究过这些学说。却能明智地了解工业力量的性质与重要性，不能不叫人惊叹不置。他没有研究那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