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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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命时代过去以后，英国竞争势力，原来其活动只限于走私买卖的，这时在欧洲和美洲却又站稳了脚步。这时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英国人反对保护政策、拥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论调，这些讲究实际的岛民以前是把这一原则看成不可实行的幻想的。但是任何观察者，如果不存私见、有相当鉴别力的话，当可很容易地看出，在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并不存在丝毫博爱主义的感情动机。只有当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促进英国商品运销欧美大陆的便利时，他们才用得着世界主义论据；一等到问题转向到谷物的自由输入，或者牵涉到外国商品是否允许在英国市场与它本国工业进行竞争时，他们所援引的就完全是另一套原则。据说不幸的是英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虽与自然原则相违背，但存在已久，已经以人力造成了一种形势，如果加以突然的干预，就不免会发生危险，发生不幸的后果。因此非经过十分谨慎周详的考虑，不可轻于尝试。这是英国的不幸，并不是它的过失。欧美大陆各国毫无拘束，因此可以充分自由地、及时地来共享自由贸易之福；据说这是它们的佳运，是应当格外感到心满意足的。
在法国，它的旧王室在英国保护下或至少在英国金钱势力下重新登上了王位，但上述自由贸易的论据却没有能够长期流行。英国的自由贸易使法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下壮大起来的工业受到了重大破坏，因此不久法国就采用了禁止制度，以图挽救。根据杜潘的纪录，从1815到1827年间，法国工业的生产力增长了一倍。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七章 德国人
在叙述汉撒同盟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德国怎样由于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次序上仅后于意大利，而远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繁盛了起来，我们现在必须先把它最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情况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后接着叙述它的工业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猎用的。那时的农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为简陋，这项工作是丢给奴隶和妇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务是战争与打猎；这就是德国贵族身分的发端。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德国贵族所坚守的就是这种制度，压制衣夫，反对工业；至于他们既处于领主地位，这两项事业的发展必然能使他们获得利益这一点，他们却茫无所知。
的确，德国贵族对于行猎活动这种相沿已久的传统的爱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们久已在犁头上、织机上发了财，但是对于那个祖传的工作还是念念不忘，在议院中还梦想保留狩猎事业与狩猎规则，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好象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可以用于园艺、植林及科学耕作，也可以供作野猪与鹿兔的驰逐之场。
德国的城市与寺院对于邻近地区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虽未可忽视，但它的耕作事业则长期停滞在未开化状态。
这时在古罗马属地，在尘世与宗教首脑人物驻在地区，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他们势力范围、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渔业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所在，兴起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对当地需要的供应以及国外运输业务的经营而获得发展的。那个时候要使国内工业获得广泛发展，要使它能够支持出口贸易，只有从大规模发展养羊与植麻事业着手。但是大规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发展农业，而从事于大规模养羊则必须具有防御狼群与盗贼的保卫设备。当时在各个诸侯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对备城市不断发生着争斗，在这样情况下，安全的环境就无法实现。牧场上的牲畜总是盗劫的主要目标；而贵族们为了爱好野猎，谨慎地保留着大片的森林地带，这样对于野兽的为患就谈不到彻底扫除。豢养的牲畜既少得可怜，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没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资本和自由两个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则对于农业的发展全无兴趣，这样就必然使农村以及城市的发展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将这些情况作了适当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完全相反情况下的法兰德斯与布拉奔能够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实现了那样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可是虽然障碍重重，沿波罗的海与北海的德国城市，由于渔业、航运业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发展；在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则由于意大利、希腊及陆上运输业的影响而有了发展；在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则靠了从事于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而有了发展，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纪时路政不修，陆上交通困难，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现在还更为重要，这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联盟，如汉撒、来因、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联盟，各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联盟组织由于普通贯串着一种少壮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强盛了一个时期，但它们所普遍缺乏的是内部的安全保障，是团结一致的原则和力量。由于贵族所有地的存在，由于乡村间存在着的农奴制，这些城市是互相分离的，它们的联盟迟早会垮台的，因为这时农业人口逐渐增加，境况也比较富裕（通过当地统治者的势力，他们彼此之间原来存在着团结的关系）。这些城市如果在农业发展上企图有所迎展，则首先必须设法与农业阶级或贵族阶级相结合，使之成为联盟组织中的成员，否则将自取灭亡。但是它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觉才能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们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这些联盟组织中只有两个，瑞士联邦与七省联盟，的确实现了这种结合，这也并不是由于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当时环境也有利于这样的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联盟就得继续存在。瑞士联邦不过是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是由居于这一地带的自由人民结合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
其余的德国城市联盟都已没落，这是由于它们藐视乡村人民，荒谬地认为市民身分高于农民，以此自傲，看到农民处于屈从地位反而沾沾自喜，并不想从事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袭王室的威权才能达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操于各诸侯之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独断统治避免受到约束，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级位较次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他们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个世袭帝国的成立。
因此德国的国上都坚持着罗马帝国的观念。皇帝只有居于军队首领的地位时才能算是统治者，只有在进行战争时才能使那些诸侯以及城市处于他们的旗帜之下。所以在德国受到国王的保护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国王的敌视与摧残。
但是对罗马几次的远征，不但越来越削弱了德国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原来是可望建成一个统一政权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倾覆以后，统一政权的核心也就随之化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来是既贫且弱的，它看到国家无法获得巩固，就从事于利用国民精神以降服异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国东南境建成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后来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在东北境也仿效了这个办法。这样就在东南和东北以对异族的统治为基础，建成了世袭王位的独立国，一方面在国境的西隅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它们与祖国越来越貌合神离，在国家内部也一直在闹着不团结，实力日益消耗，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陆与通往印度新航线的相继发现等等，使德国的厄运达于极度。
上文所说的这些智力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各诸侯之间、各城市之间、甚至各个城市的各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等级的分子之间的倾轧分裂。全国的活动力这时所倾注的并不是工农商业或航运业的发展，也不是殖民地的开拓或国内制度的改善，实际对于任何实质上的改进都全不在意。人们所争论不休的只是在于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的问题。
这时汉撒同盟与威尼斯正趋于衰落，德国的大宗贸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权力与自由，也就跟着一蹶不振。
于是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各地区、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躏。荷兰与瑞士都退出了，而国内膏腴之区则被法国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曾经在力量上超过一切选侯辖区，现在由于常备军的存在而陷于完全无能的地位。
在变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权能够比较地巩固，各城市能够比较地团结一致，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权力和自由，那么在德国工农商业的发展方面将获得如何不同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有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硬要我们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生产，与上述的一些观察相对照时即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德国采用了罗马法，对德国来说，再没有比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关系发生了莫可言状的混乱，而这一点还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劣后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种阶级，这些人是学者，也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语言，在在与民众不同，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无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们否认一切人类正确知识的价值，处处对公开的事理故神其说，所倚恃的是独断权力，这是一种最卑鄙的仗势行为，他们就在这样的权力下过生活，到处所宣扬、所辩护的只是他们的利益，自由的基础在他们手里受到了彻底摧残。因此直至十八世纪初叶，德国在各方面还是非常落后，在文学、国家行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各方面都还没有能脱离未开化状态；农业简陋，工业与一切大规模商业都奄无生气，国家缺乏团结一致的力量，与外国发生交涉时处处显得软弱无能，毫无威信。
只有一件东西德国人是保持着的，这就是他们固有的品质。他们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挠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具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
这样的品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所共有的，当德国国民性几乎被完全破坏而情势恢复平静之后，人民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国内从事于建立秩序，努力改进和争取进步。他们对于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极度重视，那种热烈提倡的态度是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绝对权力则施之于一般教育、秩序与道德的维持，施之于对弊端的革除与公共福利的促进，关于这方面权力行使时的恰当与有利也是别的国家所不及的。
德国国民性之所以能获得恢复，其基础无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实地把改作俗用的教会地产项下的收入，用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公用事业各方面。由于这类措施，就使国家行政与司法、教育与文学、工农商业、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各方面都有了生气。由此可见，德国的获得发展，它所遵循的途径，是与一切别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现在德国人的整个文化是属于理论性的。也因此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合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古怪的特征，这一点在别的国家看起来是很触目的。
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就象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原来未曾有机会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从理论上学会了怎样行走跳跃，学会了怎样吃喝，怎样啼笑，然后把他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因此产生了德国人所偏爱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主义幻想。这种智力既不容干扰世界实务，就在纯理论领域中竭力发挥。也因此使我们看到信从亚当·斯密及其门人的学说的，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处为多，与坎宁及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论调表同情的，在别处也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深切。
德国工业的最初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由于这一疯狂措施，有无数逃亡者流入德国，他们的踪迹几遍及德国各地，因而就到处有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如呢绒、丝绸、帽子、手套、珠宝、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国首先采取促进工业的政治措施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与玛丽亚·赛里萨的时代实施这种政策的，但在约瑟二世时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奋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极大损失，至于它紧接着实行的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么显著成就，却不能十分肯定。后来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改进养羊业、改进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结果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时代它的工业就已有了相当进展。
在约瑟二世时代，对这一工作推进得更加有力，结果获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实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位皇帝的脾气向来是急躁的，在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进计划上都犯了过于冒进的毛病，结果奥地利与其他各邦比较，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这里的情况也和别处一样，说明凡事操之过急就难期有成，保护关税的实施，如果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不致成为对现状的一个扰乱因素，在开始时就决不可把税率订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实行以后，经过时间愈久。它的优点就显示得愈加清楚。奥地利的工业及农业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的境地，主要是由于这种税制。
普鲁士的工业在三十年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