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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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造成俑坑严重破坏，使其千孔百洞，内外空气畅通不外乎有两种力量。一是人为破坏，二是雨水破坏。而秦俑坑曾遭大规模洗劫这个客观事实，使得这一问题无再复述的必要了。洗劫者要进入俑坑，就必须先挖开俑坑的顶盖，破坏俑坑建筑。反过来说，只有首先揭开俑坑顶盖，才能进入俑坑破坏和掠夺。参加洗劫的人越多，俑坑建筑就破坏得越严重，而俑坑破坏得越严重，坑内外空气对流就越畅通，大火就烧得越彻底，大规模的破坏和掠夺为秦俑坑的焚毁制造了条件和良机。正是置于这样一种事实，所以我在否定“沼气自燃”说的同时。也有理由否定了程学华先生的“自焚”理论。
从俑坑出土的情况分析，它的焚毁在秦末汉初这个社会大动乱年代已是无疑，同时也可肯定他说焚毁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数众多的集团。这个集团对俑坑的掠夺并不是一般性质的窃取财宝，而是带有目的性地有选择地拿取。秦俑坑丢失的主要是戈、矛，戟、剑等兵器和关键的车马器具及车轮。
而为数众多的金铜质器物仍然留在坑内。所以我认为这个洗劫盗窃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反之，假如洗劫者是一般性质的盗掘团体，那么秦俑坑中的所有金铜器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具有掠夺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拿走箭镞、铜殳、弩机、甬钟和其它众多的器物？再说一般性质的盗掘集团是不会把气力浪费在对俑坑的打砸上的。更不会在盗掘后再点一把大火，有意将自己的盗窃行动暴露于众，至今我还没有闻听有这样愚蠢的盗贼。
既然我已对俑坑的洗劫者作出了是一支军队的结论，并把时间的范围放在秦末汉初，就有必要说明在这段时期内到过或接近过秦陵的军事集团。第一首当是秦国章邯所率领的由骊山刑徒组成的秦国政府军。章邯官拜秦国少府，是秦始皇陵园工程后期的主持者，当秦二世二年农民起义大爆发，并威胁到秦国政权时，在章邯的请求下，秦二世赦免了骊山刑徒，授给兵器，并由章邯率领去抵抗农民军。在章邯率刑徒攻打农民军这个问题上，有人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可能这支匆忙组成的军队缺乏兵器，便将俑坑的马弩刀剑取走。这种解释如果和砸毁兵马俑联系起来，便知这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推断。
假设章邯取走了兵器，何必再砸毁陶俑？况且俑坑兵器和几十万刑徒的比例又是那样悬殊。章邯取走兵器一说不能成立。
有人认为周章之师曾到过秦始皇陵一带，是周章率人洗劫并烧毁了秦俑坑。这一说更难成立。周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只能算作接近过秦始皇陵园的一支军队。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这个“戏”的确切地点在新丰东南30里处，而新丰在秦始皇陵北6 里处，这说明周章之师未到始皇陵就被章邯组织起来的骊山刑徒打退了。
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先于项羽到达关中，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说明，但这支军队到过始皇陵是可能的。然而，从刘邦入关后的所做所为来看，足以证明秦俑坑的洗劫和焚毁非其所为。《史记·高祖本记》中记载刘邦数说项羽十条罪状时曾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的记载，要是刘邦将兵马俑洗劫焚毁，这段骂辞是说不出口的。
所以，我认为秦俑坑的焚毁是晚于刘邦入关的项羽所为，其原因如袁仲一先生所说的理由相同。
至于李鼎铉先生所言，尽管项羽砸毁、洗劫了俑坑，而没有焚烧的“牧童焚毁”说，我也不敢苟同。假设项羽没有焚烧俑坑，一个小小牧童能将俑坑烧得如此彻底？疑问自然是众多的，这个牧童共有几只羊掉入俑坑？如果是一只，他只能烧毁一个俑坑，如果是多只分别掸入两个俑坑，说明俑坑已千疮百孔，棚木等自然不能相连，如果有火燃起，也难以全部烧尽，总有一些断裂处而免遭焚烧留于后世。况且这时坑内已多次进水，潮湿的棚未能否点燃也是一个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
无论是“沼气自燃”说、“葬仪自燃”说，还是“牧童焚毁”说，其实都是犯了同样的一种错误，这就是撇开了秦俑坑曾遭大规模破坏和掠夺这个事实，单就焚毁而论焚毁，从而使历史的真实陷入了误圈。假如按“自然”和“葬仪”说解释俑坑的焚毁，那么秦俑坑就不应存在人为的破坏和掠夺。假如按“牧童”说，就不应两个俑坑均遭焚烧，或者说焚烧就不该如此彻底。
结束了对四位秦俑研究者的采访，面对眼前的一堆记录，它使我对秦俑坑的焚烧原因有所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疑窦。我觉得我同样地走进一个怪圈中，难以分辨东西南北，诸种不同的推论，除了有他们各自的可信性，不能完全令人折服的缺憾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沼气自燃”、“葬仪自燃”、“牧童焚毁”诸说的证据之不足已为张仲立先生所总结。目前秦俑博物馆的讲解员在对游客解释秦俑坑的焚毁之因时，采用的是“项羽焚毁”说。足见这一理论较其它诸说更能接近历史史实而可能也更被人接受。但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撇开了“俑坑内堆积淤泥普遍为14 层”这一事实。按此说法，项羽入关将俑坑大面积揭开。那么在砸毁焚烧后，俑坑上部的土层必然落入坑底而将慢砖甚至陶俑覆盖。何以出现显然是被水冲积的多达14 层淤泥沉积坑底的奇特现象？“项羽焚毁”说也正是忽视了这一实证而不能完全令人折服并使讨论陷入误区。如果哪一天研究者能够真正还历史的真实面貌，那无疑将是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大快事。
第四章 西部军魂
秦陵兵马俑是世界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今后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
三号坑之谜
秦始皇兵陵马俑坑的工地上，已经分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1976 年5 月11 日，钻探人员在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 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1977 年3 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作了小型的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考古人员不得不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它的形状完全呈现出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
建筑面积仅为300 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1/20。然而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高深莫测，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 米、宽3。7 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遗憾的是这个俑坑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一号坑陶俑虽然有破坏的迹象，并有许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盗等现象，但这些陶俑的头却大部分留在坑内，经过修复后，陶俑缺头者并不多。而三号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的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坑内也不见残破陶片的踪影。由此，可以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在令人们想起了程学华先生“自焚理论”说的同时，仍然未能解开心中的谜团，假如三号坑是自焚，那么土层塌陷后这些俑头、马头又是如何跑掉的？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已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昔日的风采再度向人类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也一览无余地出现在后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史上唯一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就在三号俑坑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西侧150 米处钻探出一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墓室面积约为30 平方米，深达12 米，四周有二层台，北边的斜坡墓道长约40 米，墓室内曾钻探出木板朽灰。由于它的位置与三号俑坑相隔不远，因而，考古人员在《三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曾推断：“此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内的指挥者？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墓主人是否是军阵的指挥者暂且不论，三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完整的军事布阵图：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在春秋五霸以前的战场厮杀，军队的指挥将领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在军阵之前或在军队的前半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和战争次数的增大增多，军事将领的位置也随之向后移动，至战国晚期，军事将领所处的位置已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组成了军阵的首脑机关。从三号坑可以看出，秦代军队在战争中指挥机关已独立出来并置于整个战阵布局西北方向。这个指挥机关的产生和位置的选择，既有利于将领研究制定严密的作战方案，又便于观敌瞭阵，知已知彼。更为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避免出师未捷指挥将领首先阵亡的情形。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殊。我们看到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文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2 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上往往只有3 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为4 件陶俑，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御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4 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无疑属于这一类。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结论：“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的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
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也可完全否定这种“导行在先”的理由作为指挥者的“专车”，以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俑坑南北两个较大的空间，所以称为厢房，是考古人员在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4 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绵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的寝室，并没有男女之事的异常情况出现，只有40 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这类的遗迹，相向排列着22件武士俑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不是起居室。
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穿战袍者，也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挽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悟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这种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其性能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的兵器两两相站立。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
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朝。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
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却指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
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服，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战。四千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七十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人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心，看到强大的兵车将率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七十万人一起
